有研究人員指，中國正在對生活在海外的維吾爾人施加壓力，通過威脅他們在國內的家人，迫使他們監視人權活動人士。有難民和社會活動人士向BBC透露，這種恐嚇手段正在令社區出現分化。
「我最親愛的兒子，」阿里姆（非真名）的母親在畫面中閃現，她說，「我沒想到在死之前能見到你。」
阿里姆說，這個時刻他破防了。這次通過視頻通話相見，是他作為難民逃往英國之後，六年來第一次與家人聯繫。
但這是苦樂參半的：這次通話有其他人在控制。作為以穆斯林為大多數的中國西北部少數族裔，阿里姆的母親和所有維吾爾人一樣，生活在嚴密的監視和控制之下。他們從來都不能直接打電話給對方。
相反，一個中間人用兩部不同的手機分別打給阿里姆和他的母親，然後將兩個手機屏幕對著彼此，讓他們兩人能看到彼此搖晃的影像，聽到揚聲器里朦朧的聲音。
阿里姆說，他們幾乎沒說什麼話，通話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在哭泣。
他不知道，他母親身後的那堵白牆是在她新疆的家裡還是在拘留營——中國政府被指控在那裡拘禁了超過100萬維吾爾人。中國長久以來都否認這些指控。
但是阿里姆說，他知道和母親的這次聯繫是有代價的——因為牽線的人是一名中國警察。
在中國的維吾爾族人生活在嚴密的監控之下，被指有超過100萬人被拘禁在拘留營。（2019年圖片）
當警官再次打電話來的時候，他要求阿里姆去參加維吾爾人權活動人士的會議，收集情報並匯報給中國政府。
「每當倫敦有反對中國的抗議活動時，他們就會打電話給我，問誰會去參加，」阿里姆說。他與BBC分享了這些要求他充當間諜的電話錄音。
阿里姆還被告知會有錢收，這樣他就能試著和活動團體的領導者交朋友——當中許多是英國公民——方法是帶他們去餐廳吃飯並且幫他們買單。
警官建議，他成立一家公司作為掩護，以防他忽然增加的財富引起懷疑。阿里姆被告知，已經有很多公司是這樣為其他人設立起來的，目的也是完全一樣。
這當中暗含著威脅，如果他拒絕，家人就可能會受到傷害。這使他陷入兩難境地。
「他們利用我的家人當人質，」阿里姆說，「我活在一個黑暗時刻。」
政府對其國外僑民實施監控的做法被稱為跨國鎮壓。
研究表明，這種特定的策略是中國警方普遍採用的手段——在本國控制住家庭成員的視頻通話聯絡渠道，以此換取在海外的配合行動。
謝菲爾德大學的大衛·托賓博士（Dr David Tobin）與同事尼羅拉·艾利馬（Nyrola Elimä）一起進行了關於該問題至目前為止一些最全面的研究。他們對幾個國家的200多名維吾爾僑民進行了訪談和調查。他說，所有生活在中國以外的維吾爾人都是跨國鎮壓的受害者。
「家庭分離是核心策略，」他說。根據托賓博士的說法，即使電話通訊在技術上能做得到，但是在中國生活的親屬也不會接的。他說，人們會假定這些通話會受到監控，並且擔心隨意聯繫會使他們面臨風險。
大衛·托賓博士認為所有生活在國外的維吾爾人都是跨國鎮壓的受害者。
這種切斷家庭紐帶的做法讓中國警方得以介入，提供受到嚴格管理的聯絡途徑——就是視頻通話——以此作為合作的獎勵，同時威脅，如果不合作就會對家人施以懲罰。
在英國，托賓博士對約400名維吾爾人群體當中的48人進行過調查或訪談。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報告說，他們曾收到中國警方的直接來電，施壓要求他們充當間諜、不從事倡導工作，或停止接受媒體訪問。
而且，在英國的維吾爾人遠不是受影響最嚴重的人群。
在土耳其——傳統上的一個維吾爾人避難所，有5萬人生活在中國以外最大的維吾爾人社區之一。148名受訪者中，有80%的人報告稱受到過 中共當局的類似威脅。
阿不都日依木·帕拉奇（Abudrehim Paraç）在2014年來到伊斯坦堡，那是他逃離中國一年之後。
「土耳其的生活和我們過去所經歷的任何事情都不一樣。我們可以想去哪裡就去哪裡。警察也不會來打擾我們，」他說，「我簡直不能相信能夠這樣生活。」
但在過去幾年裡，土耳其的維吾爾人面對的情況發生了變化。有關中國境內的警察威脅並讓他們彼此監視的報導，已經在社區中傳開，使得他們人心惶惶。
阿不都日依木·帕拉奇說，土耳其曾是維吾爾人的一個避難所，但是中國的策略正在令社區分化。
在Facebook上的一段視頻中，一個年輕的維吾爾男子似乎被他的同伴抓獲並毆打。他在困境中招認，自己是在為北京做間諜。儘管該場景的具體情況並不清楚，但是這段影片已在維吾爾族社區中廣泛流傳，該男子也在網上受到了廣泛譴責。
阿不都日依木說，這類故事的積累正在產生影響。
「年輕人在與維吾爾人的抗議和會議保持距離。他們擔心那裡的人有可能是間諜，」他說，「中國的計劃正在奏效。」
托賓博士認為，土耳其當局知道發生什麼事，並且反應緩慢。「一個國家對來自中國的投資越依賴，就越有可能合作或者視而不見，」他說。
近年來，土耳其與中國的關係變得更加密切，人們對其保護維吾爾族社群的承諾提出了質疑。
土耳其政府未有回應置評請求。
但是中國並不只是針對那些自己在經濟上占優勢的國家。
出生於美國的茱莉·米爾薩普（Julie Millsap）是在華盛頓特區從事維吾爾族人權項目工作的活動人士。她說，中國曾試圖通過她的姻親對她施加壓力。
出生在美國的活動人士茱莉·米爾薩普說，她丈夫在中國的一家曾因為她為維吾爾人進行的倡議工作而受到警察的騷擾。
她丈夫是漢族中國人，屬於中國最大的民族群體。兩人在中國相識，後於2020年搬到美國首都。
在茱莉開始代表維吾爾人進行活動後，當地警察開始拜訪她在中國的親戚，說他們「想交朋友」。
她和丈夫收到從小姑的手機傳來的威脅訊息，暗示茱莉的孩子可能會變成「孤兒」。「它不是她平時說話的語氣，」茱莉說，她懷疑是警察指使她發出這些信息。
在茱莉丈夫最近在華盛頓特區和他在中國的妹妹進行的視頻通話中，警察碰巧過來了。這給了茱莉機會錄下這一刻，並且直接面對其中一名警察。
「他有點結結巴巴，叫我們不要誤解他的意圖，」她說。警察告訴她，由於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微妙」關係，警察在安排拜訪所有在美國有親戚的當地家庭。
茱莉·米爾薩普與其中一名警察直接對話，後者當時正探訪她小姑在中國的家。
茱莉發現，一個美國白人和一個漢族中國人組成的家庭，會享有某種程度上維吾爾族人所沒有的安全保障。「但我們還是有警察騷擾、有威脅，有每天面對的各種現實，這一切都算不上好事，」她說。
她認為， 中共當局無顧忌地針對外國公民，試圖干預他們的工作，這很令人擔憂。
美國政府正開始正式地解決這個問題。
三月，參議員們推出了《跨國鎮壓政策法案》（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Policy Act），列舉了一系列侵害行為，包括「經代理人進行脅迫」，涵蓋對海外家庭成員的威脅。如果通過，該法律下將設立一個電話專線，用於報告威脅，並促使國會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對實施者進行制裁。
工作地在挪威的維吾爾族權利活動人士阿不都外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認為，美國的立法是方向正確的一步，但西方國家應該走得更遠。他說，每次當局接到報告案例時，都應該直接向中國政府提問，要求確保這些家庭成員的安全。
「我們是你們的公民，你們的鄰居和你們的納稅人。我們的政府應該承擔一些責任，」阿尤普說。
托賓博士則認識到解決這個問題的複雜性。「說『你想和你的家人通話嗎』不是犯罪。我們知道這是一種威脅，我們知道它會破壞社區，會造成精神健康問題和帶來創傷，但是這在英國境內不是犯罪。」他說。
英國內政部表示，企圖恐嚇海外批評者是「不可接受」的，目前正在對跨國鎮壓行為進行一項內部審查，並表示所有此類事件都應向執法機構報告。
中國駐倫敦大使館則在一份聲明中稱，跨國鎮壓的指控「毫無根據」。該聲明稱，中國政府「依法保護維吾爾族人及其與海外親屬的交流」。
阿里姆選擇不向警方報案，但是向倫敦的一群維吾爾人權活動人士坦陳了自己的困境。
該群體的其中一名領導者告訴我們，類似的要求很常見，而且對社區的團結構成挑戰——但他堅稱，他們的倡議工作將會繼續。根據他們的經驗，幾乎所有來自中國警察的要求都被拒絕了。
在做出決定之前，阿里姆為這個問題作了一番思想鬥爭。「我意識到，為了我的家人而背叛其他人，意味著出賣我的民族，我不能這麼做。」
「如果這是我必須付出的代價，那就這樣吧，」他也拒絕了來自中國的提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