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86年出現的《唐山大地震》這部作品和蘇曉康這個作家，因而評論界將此概括為「大地震」熱和「蘇曉康年」。
《唐山大地震》的意義在於：
第一，在題材的拓展上，它開了寫「冰凍新聞」的先例，此後的《南京大屠殺》、《志願軍戰俘記事》和《西路軍女戰士蒙難記》等歷史反思型作品無不受其啟發和影響；
第二，在方法的革新上，它將李延國《在這片國土上》以來的「全景式」、「集合式」與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和統計學等方法相結合，發展為新的「大而全」式的寫作方式。它與蘇曉康的《陰陽大裂變》等作品一道，共同形成了問題報導文學最具「革命」性的文體特徵：宏觀綜合與學術性。
蘇曉康的創作除文體上的這一特徵外，其內容可分為兩類：一是以批判封建主義、官僚主義為基礎，熱情呼喚「法治」，如《洪荒啟示錄》、《自由備忘錄》等；二是「在大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下，站在哲學、歷史的高度觀照和思考當代現實生活，廣泛占有和綜合材料，作出深刻的社會研究。」如《陰陽大裂變》、《神聖憂思錄》、《最後的古都》和《活獄》等。
在1986年以後，以蘇曉康為首領，很快形成了一個問題報導文學作家群體，其骨幹有趙瑜、賈魯生、麥天樞、胡平和徐剛等。
與劉賓雁《人妖之間》選擇單個人物／事件典型的「事實演繹」進行社會現實批判不同，這一時期的問題性報導文學，其典型選擇往往是更具普遍意義的行業性、領域性、社會性問題等。這類「問題事實」搭建文本架構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將歷史文獻、學術思辨和政論結合在一起，既有對歷史的重新評價，也有對現實政治的反思。與1970年代末期知識分子題材報導文學作者多為專業作家不同，這些「記者型報導文學」在文體氣質上大多是「硬碰硬」的重大題材（盧躍剛，2000）。
在這一群體中，蘇曉康被認為與劉賓雁在精神氣質上具有某種傳承性（謝泳，1988），但在對屬性事實的編織和意義升華的維度方面，兩人卻大相逕庭，「劉賓雁喜歡將自己的思考與激憤集中溶注於一個具體的典型事件或人物身上，而蘇曉康則善於通過對非典型事件的集中處理來達到與劉賓雁同樣的目的」（謝泳，1988）。蘇的文本寫作方式一度被稱做「蘇曉康體」，即「全景式」、「集合式」、「立體式」的「宏觀綜合與學術性」（章羅生，2005），以及「站在哲學、歷史的高度觀照和思考當代現實生活，廣泛占有和綜合材料，作出深刻的社會研究」（安哲，1988）。蘇對屬性事實的意義升華被認為既包含「政治學的思考」，也有「人道主義和科學主義精神」，「接近於現代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和批判精神」（謝泳，1988）。
與《人妖之間》按照時間順序展開的文本結構不同，蘇曉康的《洪荒啟示錄》用「主題＋個案」的結構方式，全篇為「豐年的災訊」、「天災與人禍」、「州官與蔡民」三個主題展開。作者用第三人稱和第一人稱兩個視角，結合當地歷史，上下千年，縱橫萬里，將河南駐馬店地區水患帶來的饑饉貧困及背後一系列問題的現狀描摹，與他的採訪現場實錄及個人觀感交替呈現，對每一個小故事作者都直接進行意義提升，並在結尾處不無嘲諷地表示：
『我的初衷，原本實在是想去那洪荒之中尋覓解民於倒懸的感人事跡。可讓我撿到的，儘是些令人痛心的事情，堆在一起，真叫我難以下筆。如實寫出來，同大多數地方那溫飽有餘、小康在即的景象相悖，頗不合時宜，很怕被抓了只看支流、大唱反調、「抹黑」「歪曲」一類的小辮子。然而，夜深人靜之際，枯坐燈下，眼前就會浮現出朱灣村姑娘那悲戚的眼神、彌陀寺三青年的慟哭、溫家老母廢墟上的庵棚、邵家老爹絕望的呼救……於是，終於按耐不住，決定如實寫來，算是給我們這個正在擺脫貧困的時代，再唱一支貧困的輓歌。』
三、隕落
蘇曉康以及同時期的問題性報導文學之所以在1980年代中後期短暫地獲得較大的話語實踐空間，與國家政治的「改革開放」訴求對思想觀念先導的迫切需求有關，也與知識分子與國家權力「既緊密又緊張的複雜關係」（莫之許，2007），「一方面持不同理念的知識精英從官方獲得了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特權；另一方面相當一些知識分子的思想主張已經大大超越了主流政治當中保守勢力所能夠容忍的尺度，因此籠罩著某種「民間」和先鋒文化意味的光環。這種雙重優越感在國家高度統合社會的架構中輕易地因現實政治需要的變化而喪失殆盡。」
3、1989年在天安門學運被鎮壓後，意識形態倒退，對報導文學的影響是兩方面的：一是一批主將「落馬」，如蘇曉康、錢鋼、戴晴，聲勢大減，社會影響萎縮；二是後繼有人，掙扎生存下去。生存到「六四」以後仍有作品和影響的作家，趙瑜和他的體育題材，是一個奇蹟；最有影響的後繼者是盧躍剛。但是報導文學的衰落已成定局，盧躍剛說：
『七、八十年代讀者對報導文學作家的尊敬、信賴、支持，一篇報導文學發表後對社會的震動，今天是難以想像的。劉賓雁、蘇曉康等作家開創的批判現實主義創作態度和立場，以及堅持這一立場顯示出來的作家的人格魅力，是七、八十年代中國報導文學的基本特徵，正是這個基本特徵掀起了一場持續了十年左右的報導文學風暴。
『我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連續七、八年擔任中國作家協會報導文學類新會員入會審批專家，我的印象中，有批判現實主義精神的作品鳳毛麟角，一兩部而已。這個情況說明，從九十年代末開始，報導文學的真精神在退化，作家、作品出現了巨大的斷層。有作家公開在媒體上理直氣壯地宣稱，自己「首先是黨員，其次是作家」。這種工具論、喉舌論的獻媚，文革後，連那些最左的作家、評論家都不好意思說，而且許多中國當代文學的過來人，特別是像陸定一、胡喬木、周揚等「文藝沙皇」級別的人對此都有檢討、懺悔。』
2008年秋，我聽說盧躍剛來美國了，於是非常想見一見在報導文學全軍覆沒後又異軍突起的這位優秀後繼者，輾轉聯絡，終於在新澤西見到他，一個留著長發的四川雅安人，我跟他聊了些海外故事，他聽得出神，卻一言不發。有人私下告訴他受託趙紫陽家人，正收集素材寫趙傳，他閉口不談。後來聽說這部趙傳在台灣出版，但是盧躍剛卻從此不見蹤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