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塞連看著自己的戰友一個個倒下，然後又有一批年輕人頂上。這些單純的年輕人從未上過戰場，帶著無知的無畏，一心為國捐軀。而在約塞連看來，這顯然不是他們的過錯，只要他們之中有一兩個人陣亡，大家就會「成熟」起來，擺脫被忽悠的愚昧，最終像約塞連一樣，認清這場戰爭是何等荒謬。
約塞連是一個敢於反抗的人，他拒絕一再增加、永無止境的飛行次數。他慫恿廚師往飯里加肥皂水，讓大家可以拉肚子避免飛行，他會移動作戰室地圖上的標記，讓長官誤以為轟炸目標已經被占領，他還會因為一點點小問題要求飛行員返航……當戰友戰死後，他選擇脫去軍裝，赤身裸體。海勒顯然希望藉助這種回復自然本真的描寫，展示約塞連對自由的認同與渴望，還有這種情緒與現實的激烈碰撞。
違反命令的後果是可怕的。在戰爭中，平民的生命總被無視，長官會輕易下令炸毀一個村莊，只為了拍出一張好看的航拍照片。約塞連的戰友鄧巴選擇反抗，故意偏離位置扔下炸彈，結果「被失蹤」。約塞連非常清楚自己反抗的風險，深知龐大暴力機器的厲害，但他顯然是勇敢的。他也有滑頭的一面，以無傷大雅的反抗證明自己，讓人想到哈謝克筆下的「好兵帥克」。
約塞連面對的體制化，是「第二十二條軍規」的延伸，支配著每個人的命運。巨大的悖論背後，是無數的謊言。
鑽漏洞成為「成功者」的唯一途徑，米洛作為軍務長，在飛行任務中上下其手。他組建了辛迪加，售賣各種物資乃至情報，甚至同時跟盟軍和軸心國做生意。連飛行員救生衣里的二氧化碳都被他拿去給軍官俱樂部做碳酸飲料，至於底層軍人的性命，則根本不被放在心上。也正因此，海勒在書中寫道：「我抬起頭來，就看見人們在撈錢。我看不見天堂，聖徒和天使，我看見人們利用每一次高尚的衝動和每一場人類的悲劇大撈其錢。」
在這樣的社會生存下來似乎也不難，只需要「把謠言說成真理，把陽痿說成禁慾，把傲慢說成謙卑，把劫掠說成慈善，把偷竊說成禮遇，把褻瀆說成智慧，把野蠻霸道說成愛國主義，把殘忍說成正義。誰都可以這麼做，根本不需要什麼智力，也不需要任何道德力量。」反正「對我們應當感到羞恥的事反倒自吹自插。那是個訣竅，似乎從來沒有失敗過。」但對於一個有底線的人來說，這真的很難。所以約塞連「在一個成功才是唯一美德的世界，他聽任自己失敗。」
「第二十二條軍規」從未消失
儘管許多人都認為，約瑟夫·海勒始終未能寫出超越《第二十二條軍規》的作品，但他本人顯然不這樣認為，反而聲稱「《最後時光》是比《第二十二條軍規》更加重要、更具創造性的作品。」
作為《第二十二條軍規》的續作，《最後時光》印證了一個事實：即使戰爭結束，第二十二條軍規仍然無處不在，如「信息自由法案是一種聯邦政府的制度，它要求所有有關機構必須向申請得到信息的任何人提供他們儲存的所有信息，只有那些他們不想提供的信息除外。」約塞連所要面對的不再是戰爭，而是疾病與死亡，還有各種荒誕，其中最驚悚的是總統在打遊戲時誤將核武器釋放。
相比之下，《一個中年男子的苦悶》更為辛辣，以至於有人稱它「太過黑暗，無法流行」，還是「世界上最不開心的書之一」。
海勒為《一個中年男子的苦悶》花費了十三年時光，描述了鮑勃的人生和他的「美國夢」。從表面上來看，鮑勃實現了「美國夢」，他事業有成，是典型的美國中產，生活富足，住著郊區大宅，有優雅妻子和三個孩子（其中有一個智力低下），還有一個個情人，一切按部就班。但表象之下，他極度苦悶，工作讓他筋疲力盡，剝奪了他所有的空餘時間，辦公室政治讓他疲於奔命，家庭生活也讓他窒息。鮑勃自己對生活的形容是：「我有一個不開心的妻子需要供養，還有兩個不開心的孩子需要照顧。（我還有另外一個孩子，他的大腦有無法治癒的毛病。他既非開心，也並非不開心，而且我不知道在我們死後他將會怎樣。）我有八個不開心的人在我手下工作。他們也有自己的麻煩事和自己不開心的家屬。」
所以，鮑勃只能假裝自己很幸福，但偽裝也隨著心境的日益苦悶而愈發艱難。他的精神危機並非個體獨有，而是美國中產普遍遭遇的困境。正如鮑勃所言：「有許多日常生活中的小衝突，如今我只有忍受著巨大的痛苦和屈辱才能應付過去。」
海勒寫作這本書時，正值70年代的經濟滯漲，他嘲諷道：「歷史就像是一隻裝滿了隨機巧合的垃圾袋，在一陣大風中被無情地撕開。無論是瓦特和他的蒸汽機，法拉第和他的電動機，還是愛迪生和他的白熾燈泡，想必他們的目的都不是有朝一日造成燃料短缺，從而使得他們的國家不得不受阿拉伯石油的擺布。」原本在階級向上流動中就遇到瓶頸、很難突破到富人階層的中產階層，又遭遇了一夜之間階層滑落的風險，自然難免迷失。
更重要的是，面對這些痛苦和屈辱，除了忍受之外別無選擇。鮑勃乃至其他人，都沒有勇氣改變這一切。他們厭倦工作和人際關係，但仍然會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生怕失去工作和得罪他人；他們對乏味的家庭生活充滿抗拒，但又無法擺脫責任；他們痛恨自己的老去，但又為了維護話語權和位置，對年輕人十分反感……
當然，即使選擇遠離家庭，單純追逐事業上的成功，境遇也未必會更好。在《完美如金》中，教授戈爾德厭倦家庭，在獲得美國白宮提供的要職後，逐漸遠離家庭，試圖與妻子離婚，但所謂的成功並為給他帶來幸福感，「他這一輩子都討厭麻煩。他這一輩子都生怕失敗。而他現在百般苦惱的原因卻似乎是因為這次他可能會成功。」
書中的角色都處於追求成功的路上，並為此拋棄正常的道德觀，旁觀者則艷羨於這些成功者的「幸福」。可實際上呢？戈爾德並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麼，又有何意義，即使當他因為生病短暫失聯，也沒有人發現他的缺席。
即使是那些傳說中的英雄人物，也有無助的一面。在各種典籍、傳說和藝術作品中，大衛王都是完美的代名詞。他是擊殺歌利亞的英雄、出色的軍事統帥、統一以色列並定都耶路撒冷的傑出君主，還是詩人與音樂家。但海勒在《天知道》中描述了另一個大衛王：晚年的他形容枯槁，奄奄一息，悔恨自己的生命，感嘆上帝的遺棄。
約瑟夫·海勒的人生與黑色幽默
約瑟夫·海勒於1923年5月1日出生於紐約布魯克林的科尼島區，父母是俄國猶太移民。他5歲時，父親去世，他和哥哥、母親艱難度日。許多人認為，海勒書中街頭式的幽默正是來自這段生活。
《第二十二條軍規》的誕生，也與海勒的人生有關。1942年入伍美國空軍的他，駐防科西嘉島，曾執行60次轟炸任務，1945年退役。
早在1939年就由法國超現實主義作家布勒東提出的「黑色幽默」概念，在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得到了正視與流傳。作家尼克舉過一個例子來闡釋黑色幽默：一個被判絞刑的人在臨上絞架前，故作輕鬆地問「這玩藝結實嗎？」因此「黑色幽默」也被稱作「絞刑架下的幽默」或「大難臨頭的幽默」，「黑色」有絕望和痛苦之意。它不同於一般幽默的樂觀，而是以悲觀視角面對死亡與荒誕。
海勒曾說：「我要讓人們先開懷大笑，然後回過頭去以恐懼的心理回顧他們所笑過的一切。」
「第二十二條軍規」當然是荒謬可笑的，但它又是極度恐怖的，是權力的化身。它不但有強制性，還有欺騙性，在《第二十二條軍規》中，一個個被蒙蔽計程車兵成為戰場上的炮灰，他們至死都不知道自己身處謊言中。即使洞悉這一切，大多數人也只能選擇順從。即使戰爭結束，美國經濟飛速發展，物質極大豐富，人們仍然無法擺脫權力的強制與欺騙。冷戰同樣是海勒寫作的背景，麥卡錫主義的高壓態勢，讓人們在政治話題上小心翼翼，全部心思用於逐利。
但海勒所書寫的絕不僅僅是美國，他所關注的是官僚制度下的荒謬世界，還有生存的絕望。畢竟，就像他在《第二十二條軍規》中所寫的那樣：
「我們生活在一個缺乏信任、精神價值日益敗壞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