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對洗腦的理論和觀念的澄清，會議的另一個重要貢獻便是具體地聯繫中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來形象地闡釋洗腦在極權統治中的作用。論及中共的洗腦，一般的讀者會聯想到它們都發生在中共在全中國執政以後。但原上海財經大學文學院院長，中共黨史研究專家裴毅然在他的論文〈從"洗禮"到"洗腦"——延安整風的歷史定位〉里揭露：所謂的"延安整風"運動，並不是對來參加抗日的數萬知識青年的革命洗禮，而是一場殘酷的洗腦運動。這甚至在當時共產國際駐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日記中就已經用"洗腦"來進行描述了。具體到分析為什麼中共在其執政後的思想改造運動能夠在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中——如朱光潛、馮友蘭、蕭乾、費孝通、潘光旦、吳景超等—能獲得如此的成功，一般的研究都認為是江山易代，山河變色給他們帶來的"不理解而信從"的外在的歷史壓力。與此不同的是：洛杉磯加州州立大學榮休教授宋永毅的論文〈為什麼"思想改造運動"對知識分子的洗腦能夠成功？〉還揭示了他們在改朝換代之際主動向中共乃至毛澤東本人輸誠效忠，企圖走"由士而仕"的追逐傳統功名道路的潛意識。在中共的所謂"土地改革"中，這些知識分子又積極參與"鬥地主"，成為共產大軍中的迫害者群體的成員，交出了參加共產革命的"投名狀"。而在土改中流行的中國知識分子對農民的盲目崇拜，其實質是中共以反智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愚昧來治國治民，刻意製造知識分子農民化和非知識化的異化過程。最終在"思想改造運動"中，來自外在的強制便會通過持續不斷的鬥爭和"檢討"轉化為他們內心的自覺。這還不僅僅使他們的道德急速蛻化，還使他們最終或成為當權者的瘋狂的幫凶，或成為政治運動中麻木的幫閒。如果說宋文從中國知識分子內因的角度分析了他們缺乏抵抗中共的思想體系，那麼紐約佩斯大學李榭熙、周翠珊博士的論文〈毛澤東治下對基督教的洗腦〉卻提供了另一幅頗具暖色的歷史圖景。中共在1950年代推行的"三自愛國運動"，但是已在中國生根的基督教組織及領袖們進行了不屈的抵抗。他們為了保全對信仰體系的忠貞和維護個人獨立自主的精神世界，盡力使教會群體在政治無孔不入的現實中依然反照純潔無瑕的團體生命。他們中後來還出現了不少林昭、倪柝聲那樣的反抗思想改造而至死不渝的英雄。論及中共用洗腦來達到社會控制的政治運動，人們比較熟悉的恐怕還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運動"，文化大革命中的"鬥私批修"和"接受再教育"運動等。對於發生在1958年初到1959年中的"向黨交心"運動，恐怕知之者不會太多。作為物理學博士，卻又是中共黨史研究專家的丁抒教授填補了這一歷史空白。他的論文揭示了毛澤東親自發動的對全國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和民族資產階級人士又一場新的殘酷的階級鬥爭。其要害是強制上述人士向中共坦白出他們在反右鬥爭里沒有做或沒有說的"與黨不一致"的思想，達到對其"誅心"的目的。這次運動發動時，雖然中共信誓旦旦地鄭重承諾："對於自動交出有過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的人不按右派分子處理。"但最後這場"交心運動"還是成了大規模的"反右補課"，把至少十多萬坦誠卻幼稚的"向黨交心者"打成了右派分子。
除了反證中共洗腦的歷史性，這次會議的論文還具有鮮明的當代性和挑戰性。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中共的極權制度和其洗腦操作，不僅有延續還有新發展。加州克萊蒙學院講座教授裴敏欣的論文〈中國監控體系的現狀和歷史衍變〉以其嚴謹查證，揭示了習近平時代就公安幹警的人數到達了200萬（不含武警）。就預算而言，比毛時代漲了足足24倍！而中國公安系統的"特情"和"耳目"至少擴充到了100萬。澳門大學教授郝志東的論文題名為〈1949年以後中小學教科書洗腦內容、方式與功能簡析〉。一方面，他揭示了70年以來中共的教科書的內容一直向中共的政策認同。另一方面，他又指出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後強調"核心教材傳授什麼內容、倡導什麼價值，體現國家意志"。意識形態和黨的領導被強調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尤其是表現在對領袖的個人崇拜上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如吹捧毛主席是"大救星"，習總書記是"定盤星"等等。美國華憶出版社主編喬晞華博士的論文〈洗腦、宣傳和電影——以傳播學和文本挖掘視角析〉從電影的視角對近年來中共的大外宣電影《長津湖》《戰狼2》等進行了別開生面的分析。他認為：如果僅從網際網路和影視劇看，中國現在無疑是最有血性的時代。不少人一開口就是民族的生存、國家的安危與世界的格局。網絡上總是熱血沸騰，今天滅日本，明天干美帝。但一觸碰到現實，一走出電影院，一離開網際網路，面對眼前的社會，中國人就慫了。這是極度的精神分裂，這種分裂不僅是導演和整個製作團隊的問題，也是中國國民現狀的一種反映。打著愛國主義的旗幟，其實是民族主義的心態。民族主義的崛起是因為長期以來中國一直陷於一種民族自卑。如果是一個非常自信的民族，它就不需要用這種方式強調自己牛逼。越是強調自己牛逼的，都是內心非常深刻的無法擺脫的自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