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就提出要「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但是，真正把「破四舊」付諸行動是在八月份。
具體來講，就是給街道、單位、商店改名，抄家抓人，衝擊寺廟、古蹟，毀壞文物、藏書、字畫，剪窄褲腿，剃掉背頭，禁穿火箭鞋（即尖頭皮鞋），揪鬥上至「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下至流氓地痞各色人等。一時間，暴力行為風行，社會籠罩在一片「紅色恐怖」之中。
在這股的風潮中，我們學校也改名為「首都全球紅戰校」。這真是個革命得不能再革命的名字，一語道出辦學目的，那就是，培養一批能把共產主義旗幟插遍全球的人才。只是學校不叫學校，叫戰校，但好歹還能跟軍校區別開來。
我們的校址在南新華街2號，民國時期為國立女子師專，是魯迅和周作人教過書的地方，後改為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校園不大，全是洋式灰色兩層小樓，木板鋪地，教室之間有拱廊相連，兩排樓之間還有小花園，內有藤蘿架、方尖碑，以及一個高懸於鋼筋水泥基座上的銅鐘。
「破四舊」運動中，鍾柱子和方尖碑都被推倒了。銅鐘意為「警鐘長鳴」，上有國民黨元老于右任的題詞。方尖碑是為紀念民國年間為民主而犧牲的烈士，上面鐫刻著「為了民族解放而犧牲」的字樣，為何也成了四舊，令人費解。
其實，「文革」里，這類解釋不通的事情比比皆是，哪有道理可講？那會兒，沒事我們就騎著自行車在街道上轉悠，凡有看不順眼的便喝令改正。在和平門某食品店，一面鏡子右下角出現裂縫，為了美觀，店方在上面貼了一幅水果圖案予以遮掩。沒想到，我們這幫紅衛兵竟把葡萄、香蕉也視為封資修之物，強令店主予以清除。店主哪敢說不，點頭哈腰連聲稱是，當場就給撕下來了。
抄家主要在前門一帶進行，名單都是當地派出所提供的，比如哪家曾是資本家，哪家當過國民黨，哪家的孩子是流氓等等。我們便拿著這個名單登門造訪。老實講，抄家過程中沒見過「變天帳」之類的東西，也沒翻出過金銀財寶。比較值錢一點的就是裘皮大衣和綾羅綢緞。
我們沒去中共官員或高級知識分子住所抄過家。倒是去過一個民主黨派的總部。那是一座幾進幾出的中式院落，有彩繪迴廊和寬敞的客廳、會議室，考究的沙發。本以為，此行定能有所斬獲。沒想到，其他學校紅衛兵捷足先登，掃蕩過一次了。趕到時，院內已是一片狼藉，我們只好怏怏離去。
我們抓過一個「小流氓」，他具體犯過什麼事兒，有過什麼前科，不曉得，反正在派出所的名單上。此人20歲上下，身強體壯。進入他家時，心裡還挺緊張。午夜時分，室內燈光昏暗，我們沿著狹窄的樓梯拾級而上，爬上小閣樓，用繩子拴住其雙手，將他押到樓下。我們都騎自行車，為了防止他中途逃脫，就把捆他雙手的繩子栓在自行車後座上，一人騎車拖著他跑，另外幾人騎車跟在周圍，還不時掄起皮帶抽打，催其快跑。
前門離學校雖說不遠，但也有兩三站地。空曠無人的街道上，迴響起他穿著皮鞋在柏油路上急促奔跑的噠噠聲和風箱般的粗重喘氣聲，還夾雜著皮帶揮舞的呼嘯聲。這一切在寂靜的夜晚顯得格外刺耳。
當時，為了貫徹「深挖洞，廣積糧」的最高指示，師生們在校園裡挖了很長的防空洞，以防蘇修發動突然襲擊。「小流氓」被關入陰暗潮濕的防空洞，洞口用大石塊壓著。我後來沒再見過他，聽說關在防空洞裡的不止一人，有人給送飯，每人每天兩個窩頭。一個據稱是老地主的人在關押期間死亡，就是他給背出來的。在那伸手不見五指的防空洞裡，他被關了整整兩星期。畢竟年輕，最後活著出來了。
審訊工作我沒參加過，但去看過。一進屋，只見幾個中年男子赤裸上身跪在地上，每人背上都是道道傷痕，身旁站著手持鞭子的紅衛兵戰士。鞭子是用塑料繩編的，手指般粗，抽在裸露的脊背上，立馬隆起高高的血紅色鞭痕。
最駭人聽聞的是毆打老師致死事件。人們都知道，「文革」期間，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學生打死了副校長卞仲耘。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北外附校一夜之間就打死了兩位老師。
1966年8月22日凌晨，我們都已進入夢鄉。突然間，寂靜的校園裡傳來啪啪啪的沉悶聲響，正在熟睡的我們都被驚醒，跑下樓一看，幾個學生正揮舞著練習刺殺用的木槍圍打總務處老師張福臻，一邊打還一邊喊，說張老師是歷史反革命，當過閻錫山的教官，迫害過共產黨人，有血債。
此話激起眾怒，更多人加入到打人的行列里。我也上前打了幾拳，覺得不解恨，便反身回宿舍取來一條皮帶。那是繳獲日本人的戰利品，寬約兩寸，拎著這條厚厚的牛皮帶，我狠抽了已被打翻在地的張老師。黑暗中，張老師曲卷身體，雙手抱頭。這種自我保護動作被認為是他當過國軍教官的證據，從而招致更多的鞭抽棒打。
這邊還在毆打張福臻，校園那邊又傳來呼喊聲。原來是一高中男生在毆打另外一位老師——張輔仁，打人工具是一個卸下四腿的長條板凳。這名工農出身的學生控訴說，張老師在教學中刁難、迫害他。這在當時可是個不小的罪名，我們也不問青紅皂白，便蜂擁而上圍打起來。
學生們命令摔倒在地的張輔仁向宿舍爬，張老師努力爬了幾下，眾人嫌太慢，又是一通暴打。爬不動了，就說他裝死。回到宿舍後，有人用臉盆打來涼水，我們就用皮帶沾水接著打。
就這樣，不到一夜工夫，兩位張老師都被打死了。
其實，兩位老師我都不熟悉，也不知道那天打人最開始是怎麼引起的。對於張輔仁老師，校友周志興在一篇文章中有過記述：「1959年附中剛成立，他（張輔仁）就被分配來教語文，而且後來長期做班主任。他不但教學效果好，對學生們的學習、思想等各個方面的要求也都極其嚴格，常進行家訪或以別的方式與家長溝通。對成績不好又不努力的學生常以恨鐵不成鋼的心情給予嚴肅的批評和教育，包括開班會點名批評及配合家長教育。這一切努力曾得到校領導的肯定，但也為他自己在學生中樹敵過多。平時看不出，現在當學生們在工作組的指導下（每班都有工作組成員），多方面地尋找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迫害家庭出身好的學生的典型例證的時候，那些潛在的敵對因素就被激活，成了革命的動力了。」
至於張福臻，「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在《文革受難者》一書中說，他原來也是教員，教高中歷史，從1960年到1963年一直當高中班主任。在1964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四清運動」）中，張福臻被撤去教員職務，變成了總務處的工作人員。撤銷其教職的原因是，他曾經在1949年以前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按照「四清」的新標準，張福臻被清洗。然後「文革」開始，按照「文革」的標準，張福臻遭到更大的懲罰。
外交部派一名司長前來處理此事，但是沒有追究打人者的責任。
幾十年來，作為行兇者之一的我，並沒有因此受到任何影響。之後，下鄉插隊，返城上學，參加工作，出國留學，好像這件事沒有發生過一樣。但是內心裡，我一直在深深地自責，打人的血腥場面時常浮現於腦海。特別是，張福臻老師被抬回家後，我被派去看守。在不大的屋子裡，我們把張老師扔在一個角落，把家屬趕到另外一邊，不讓她們靠近。
腥風血雨的「破四舊」行動非但沒有被當局制止，反而受到官媒的頌揚。《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好得很》指出，「千千萬萬紅衛兵舉起了鐵掃帚，在短短几天之內，就把這些代表剝削階級思想的許多名稱和風俗習慣，來了個大掃除。」
中共中央8月22日批准、轉發公安部給毛澤東和中央的報告，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警察一律不得進入學校」。這樣一來，施暴者就更加肆無忌憚了。
2023-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