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再次大力宣傳「發動群眾鬥群眾」的「楓橋經驗」。中國經濟不斷惡化，中共面臨諸多困境，有分析認為中共很有可能將矛頭指向國內富豪，將他們作為第一批收割的對象。為轉移三年清零帶來的社會積怨，中共正在全面落實「楓橋經驗」。
中共喉舌媒體《人民日報》在11月22日發表評論員文章，聲稱要堅持和發展所謂的「新時代『楓橋經驗』」。文章稱，今年是中共前黨魁毛澤東提出學習推廣「楓橋經驗」60周年。
幾十年來，「楓橋經驗」已成為中共管治基層社會的重要工具；中共十八大以來，現任黨魁高度重視堅持和推進「楓橋經驗」。
中共黨媒《求是》雜誌旗下的半月刊《紅旗文稿》11月15日發表一篇與《人民日報》同名的文章，文中稱，中共現任黨魁11月6日在北京接見了全國「楓橋式工作法」入選單位代表，明確要求他們繼續堅持並推進「楓橋經驗」。此外，今年9月，中共現任黨魁前往浙江考察時，特地前往「楓橋經驗」發源地諸暨市楓橋鎮進行參觀。
所謂的「楓橋經驗」起源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是中共在浙江諸暨縣楓橋區實施的發動群眾對所謂的「四類分子」進行「監督改造」的經驗。「四類分子」即中共對政治身份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等人的統稱。
鑑於這一經驗能夠強化中共的極權統治，將反對者扼殺在基層，毛澤東在1963年批示要求全國範圍內推廣「楓橋經驗」。
在中共後來多次政治運動中，這種群眾專政成為中共頻繁使用的手段，導致大量基層官員和所謂的「四類分子」在迫害中喪生。
旅美中國企業家孟軍11月26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所謂的「楓橋經驗」實際上是一種人監督人、人整人的手段，中共將其用於加強對民眾的控制，讓民眾從內部相互監督。
他表示，「文革」已經過去數十年，而中共現在仍在推行這種手法，未來推出比「楓橋經驗」更可怕的措施都不足為奇。
孟軍曾經是一家橡膠產品公司的老闆，公司一度擁有一百多名員工。然而，一場瘟疫使得這一切付之東流。在中共疫情封控政策下，孟軍的企業破產，隨後他徹底關閉了公司，並解僱了一百多名員工，最終從廣州逃至美國。
最近，中共再次大力宣傳所謂「發動群眾鬥群眾」的「楓橋經驗」。這種群眾專政成為中共在各種運動中頻繁使用的手段。圖為2008年2月22日，兩名戴著紅袖章的老人在北京街道上巡邏。(Guang Niu/Getty Images)
青海省前政協委員、民營企業家王瑞琴11月26日對記者表示，「楓橋經驗」就是用一部分群眾來監視和管理另一部分群眾，核心就是「群眾鬥群眾」、「群眾批群眾」，中共採用這樣手段讓每個人都生活在恐懼中。
王瑞琴說，「楓橋經驗」的本質是濫用司法權限，中共給予基層人員過多權力，而這些基層辦案人員卻缺乏公檢法的資質和權限。例如，一個街道辦事處就可以簽發抄家令，甚至將人拘留。
從中共統治的角度來看，這種手段替它減少了一些壓力，也便於它更好地統治社會，但卻使人們都陷入恐懼中，並且整個社會也完全沒有法制。
王瑞琴畢業於蘭州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在青海民族大學擔任中共黨史教員。1988年海南建省，次年，她棄教從商，前往海南從事房地產生意致富，之後回到故鄉青海。1997年，王瑞琴成立中美合資企業東湖公司，成為當時青海省招商引資的重點項目之一，隨後她擔任西寧市兩任政協委員及第十一屆青海省政協委員。2020年5月中共召開兩會時，王瑞琴發表了一封呼籲罷免中共現任黨魁的公開信，隨後她在中國的家人和親屬受到中共有關部門的惡意騷擾，她的公司資產也被凍結。
富人成第一批受害者
中國目前的經濟已呈現出急劇下滑趨勢，中共各級地方政府資不抵債，地方財政面臨嚴重困境，而外資也在大規模撤離中國。有分析認為，中國普通民眾已沒有多餘的資金可供中共徵收，因此中共正將矛頭指向國內富豪，將他們作為第一批收割對象。為轉移眾多社會矛盾，中共正部署可全面推進「楓橋經驗」。
王瑞琴表示，中共將矛頭對準富人有幾個原因。她說，在中共的體制內，科級以上的人員實際上都是富人，但一般而言，人們通常將富人定義為工商業者和在各個領域取得成功的人。
她說，民間的富人通常是通過自身的努力獲得目前的經濟地位，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與狼共舞」，逐漸認識到中共的殘暴、官員的貪腐和社會的黑暗。因此，儘管他們賺到錢，但內心深處對中共並不懷有感恩之情。富人不會擁護共產黨，這是中共最擔心的問題。
「成功人士不跟中共一條心，這是一個核心因素。」王瑞琴說，「其次，成功人士有錢，中共可以從成功人士身上獲取財富，而老百姓則沒有這個能力。中共現在會先對富人下手，以及對有民主思想的人下手，一石數鳥。」
孟軍也表示，在中共看來，富人就像是隨時待宰的羔羊，中共現在提出「楓橋經驗」的目的就是從富人這裡收割「韭菜」。有些企業家將企業做得很大，賺了很多錢，在中共看來就是到了收割的季節，中共歷來都是如此。
富人已成被收割高危人群
近日有來自中國的爆料稱中共內部規定「三千萬人民幣以上富豪全部查」。類似的消息在一個月前已經在許多網絡媒體上傳播。消息稱，由於經濟低迷和財政壓力，中共地方政府通過「查稅」手段進行敲詐勒索。上海的一名工廠老闆爆料，中共官員透過銀行清查擁有3,000萬元人民幣（約423萬美元）以上流動資產的富豪名單，要求他們交出20%的財產，否則會嚴格查稅。
旅美中國企業家胡力任早前表示，中共對富豪和企業家實行勒索、劫財的行為早存在，只是現在這種行為變得更加公開化，而且規模更大。
王瑞琴告訴記者，她認識一個曾在陝西省寶雞市開三溫暖館的老闆張先生，儘管這個行業存在一些不規範的地方，但張先生是一個吃苦敬業的人，他辛勤努力地創業，最終卻遭受全部資產被中共沒收的命運，他本人也抑鬱而亡，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場。
王瑞琴說，事情發生在五六年前，張先生到陝西後包下一棟樓開始做三溫暖館生意。「他與當地警局的一個副局長進行所謂的打點，就是給他分錢。但他所遇非人，這個副局長把本該分給警局眾人的錢私吞。而警局的其他人看到這個企業賺這麼多錢，卻沒有從中得到好處，最後以涉黃、涉黑，資產是非法所得的罪名把張先生抓了起來。一旦被套上這種罪名，財產就會被全部沒收，三四千萬（約四五百萬美元）的財產都被沒收了。」
她說，張先生被抓後，該名副局長翻臉不認人，張先生很快就被判刑並在獄中遭到酷刑，最終抑鬱而亡。他的父親得了癌症，在兒子出事後不久也去世了；他懷有身孕的太太也流產。
「每次談起這個話題，我的心情都很沉重，這是我身邊見到的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一個例子。」王瑞琴說，「這些企業家如果在海外發展會取得很大的成功，但中共體制毀掉了他們。」
孟軍也表示，不久前，江蘇常州的一名企業家因地方官員的調查遭到勒索，最終選擇跳樓自殺。他說，企業家跳樓的事情時有發生，也有許多莫名其妙的死亡案例，如果不配合中共的調查，那就只有死路一條。
他說：「像馬雲、萬達的王健林、明天系的肖建華、安邦的吳小暉，他們這種有後台背景的人都已經被收割，被共產黨洗劫後有些人的下場很慘，甚至死了。還有大午集團的孫大午也是一個案例，大午集團原來有五十幾億（約7億多美元）資產，最後被中共用6億（約8,500萬美元）賣給一個不知名的企業，這不就是搶嗎？孫大午還被抓了，判刑18年。這種例子在中國比比皆是。在中共眼裡，你再大，也沒有黨大。黨管一切，這太可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