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很違背我們的直覺：人類的智慧程度，並沒有隨著媒介的發達、信息的唾手可得，而發生任何實質性的改變。
相反的是，進入網際網路時代以來，人類的無知程度不減反增。
最近，美國展開了一項社會學調查，詢問受訪者對於一些基本常識的看法，大約有42%的人仍然相信，人類自宇宙伊始便已經存在於地球上，而有20％的受訪者仍然相信，太陽繞著地球公轉。
另一項調查發現，有三分之一的美國受訪者甚至不知道美國獨立戰爭發生在哪個世紀。
中國的情況同樣不容樂觀。一項針對中國網民的調查顯示，有半數以上的受訪者對網際網路上的信息，缺乏基本的辨別能力，裡面不乏受過高等教育者。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戴維·布魯克斯認為，網際網路並沒有改變人類無知的狀態，反而讓我們進入了一個「新無知時代」：
——無數未經提煉和歸納的信息碎片，正在被不斷創造出來，猶如「一條渾濁的信息河流」，大量缺乏判斷力的受眾浸泡其中，對偏見、虛假信息不加辨別地吸收，成為了網際網路時代的新無知群體。
其實，如果把網際網路時代的信息生產、傳播、接收的過程，看成一條河流，那麼這條河的上游、中游、下游都已經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問題。
▌上游失責：當知識生產不再求真求善
人類的知識創造，仰賴衝鋒在第一線的科學家、思想家等等「知識分子」。
他們是知識生產的第一環節，是知識河流的源頭，因此人類社會對他們寄予厚望：科學家必須要求真，思想家務必要求善。唯有如此，才能為社會進步提供源源不斷的技術動力、思想資源。
但是，托馬斯·索維爾的研究卻指出，儘管知識分子的「理念」，對社會有巨大的變革作用，但其作用方式，卻相當間接、隱蔽，社會和大眾，並不能立即看見知識分子「理念」的後果。
當知識分子的「錯誤理念」在社會實踐中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後果時，懲罰並不會降臨到他們身上，而是止於「理念的實踐者」——政治家，以及承擔具體後果的大眾——這讓知識分子獲得了一種「肆意愚蠢而不用負責」的特權。
圍繞這一「知識生產」的特性，索維爾展開了對知識分子缺陷的諸多批判：聖化構想、言辭技巧、預設結論篩選事實、主觀真理、言辭淨化......並以他博學的知識，擴充成了一本社會學名著：《知識分子與社會》。
這本出版於上個世紀的書，相當於向時的美國知識界投入了一顆炸彈，引發了劇烈的地震和反彈。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如今它已經跨越國界，成為了各國知識分子，反省自身缺陷的一面鏡子。
在網際網路、大數據技術興起之後，一些投身網際網路的知識分子，其固有缺陷並未變化，只是產生了新的「形變」。《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提出的洞察，非但沒有過時，反而顯示出了更強的解釋力。沿著索維爾的思考，當下我們最需要警惕三種「知識生產」：
◎虛假數據注入研究：科學研究的可信度，十分依賴統計數據的支撐。這要求科學家必須謹慎對待數據，從各種數據中，分辨出事件之間的因果相關性，以便得出一個可信的、真實的結論。
在大數據時代，各種信息、數據唾手可得。一些科學家為了做出成果，選擇了隱藏失敗的實驗，按照個人預設的觀點挑選數據，將虛假信息注入科學統計之中，製造一種「因果相關」的假象。
這些謬誤由於披著「數據支撐」的外衣，常常被人誤以為是真理，並通過網際網路大肆傳播。
◎知識生產越來越功利：人類的思想創新、思維更新，需要知識精英艱辛的精神勞作，尤其是讀懂一些原創性的思想著作，常常需要具備「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獻身精神。
然而，在大數據時代，算法和流量精準地反饋了用戶的內容需求，知識生產變成了「按需供應」、「見訂單開工」，受歡迎的知識被大量炮製，不能立即變現的知識則無人問津，一些知識日漸萎縮失傳，人類的知識邊界也停滯不前。
◎「意見領袖」大量生產「意見垃圾」：人類知識的分工細化，已經成為不可逆的趨勢，今天任何一個知識分子都難以掌握人類知識的億萬分之一。這意味著，知識分子只能以專業安身立命，對其他知識領域，他們必須保持敬畏。
然而，網際網路的傳播效應，對想要用理念影響社會的知識分子，是一個巨大的誘惑——很多知識分子開始迎合網際網路短平快的節奏，扮演「意見領袖」，在個人專業之外的領域，生產了大量缺乏專業性的「意見垃圾」，而網民卻很容易被這些有待驗證的信息愚弄、欺騙，視其為專業、權威的見解。
▌中游失序：充斥著謊言與壟斷的碎片世界
培根說「知識即權力」——掌握知識，能比無知帶給人更多的力量。
但是，從傳播學的角度看，知識的獲取方式並不平等，那些掌握知識傳播渠道的人，才真正擁有權力：
——中世紀，教會的權力來自對《聖經》解讀權的壟斷，直到古登堡印刷術發明後，這一局面才得到改善。
——「前網際網路社會」，傳統媒體壟斷了傳播渠道，一條新聞要經由職業化的媒體工作者編輯、刪減、重構之後，才能通過報刊、電視推至受眾面前。
如今，傳統媒體已被網際網路顛覆，這一方面帶來了「信息的民主」——原有的從上至下、金字塔形的話語結構變得扁平，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發表個人的見解，獲取信息的方式，也變得更為多維立體。
但另一方面，著名人文學者徐賁的觀察，也需要引起重視——他認為網際網路並沒有帶來烏托邦式的民主和自由，恰恰相反，隨著政治、資本的深度介入，這裡反而演變成了一個謊言掩蓋真相、強制壓倒自由的場域，網民們對此已經有所警覺，但遠遠談不上有多深刻的認識。
為此，他用人文學者的視角，將網際網路時代的一系列重要問題：信息與知識、智慧與愚蠢、道德與審美、價值觀與判斷力，尤其是權力籠罩之下，人的自由意志，全都重新思考了一遍，寫成了《人文的網際網路》一書。
這本書的重要價值在於，它帶來了一個反觀當下「網際網路生存」的人文視角，藉助這一視角，我們得以看見，諸多掩蓋在美好表象之下的本質：
◎信息特權，正在創造新的「數據壟斷」：毫無疑問，網際網路技術從誕生起，就以信息的自由流通為理想。但是，隨著商業、資本的介入，網際網路公司們建造了一個個技術壁壘——它們做大了「信息的蛋糕」，但也牢牢地掌握了分蛋糕的權力。
——數據壟斷：信息的蛋糕雖大，但普通網民所分到的，卻是大量信息的碎屑，真正有價值的數據，都躺在網際網路公司的後台。一些網際網路公司甚至可以隨意決定用戶的數據產權，將其銷毀或者售賣。
——數據自縛：算法正在成為裁決信息分配的「判官」，在有限的信息碎屑中，進一步創造「信息繭房」，形成一條數據鎖鏈，牢牢困住用戶的認知。
——數據欺騙：壟斷信息分發權的平台，可以通過競價排名，優先呈現某些商家的虛假信息，甚至可以付費修改後台數據，吸引用戶注意。
這樣的「信息特權」，已經和網際網路誕生時的初心背道而馳，一個「算法階層」統治「數據賤民」的虛擬世界初見端倪。
◎「信息平權」，讓識別真相變得愈加困難：在傳統媒體壟斷報刊、電視的時代，愚弄大眾的事雖然屢有發生，但一般只在少數敏感領域。
當網際網路降低了發表意見的門檻，實現了個人的「信息平權」後，信息生態進一步複雜化，謊言有可能出現在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
——大量湧現的個人媒體，除了少數有能力、有意願追求真相的理想主義者以外，大多都是缺乏專業媒體素養、以盈利為第一動力的「信息商販」。它們在少量真相中間，混合大量情緒和不實信息，高效地收割流量。
——不同圈層、不同立場之間的網民，常常欠缺理性對話的能力，他們互相爭吵、辱罵以及編撰出來的垃圾信息，也在與日俱增地混淆視聽。
可以說，網際網路上的「信息噪音比」極低，真相的周圍，夾雜著大量的謠言和不實信息，當謊言出現在生命健康、個人財產等領域時，辨別真相的成本會變得非常高昂，有時甚至會付出嚴重的代價。
◎信息碎片，讓人失去判斷和遠見：網際網路誕生之初，它被視為整合信息、學習知識的伊甸園。但是，如果按照普普爾對知識的嚴格定義——「知識是經過事實驗證的信念」——那麼網際網路上大量的所謂知識，只能被稱之為信息碎片。
一方面，這些未經驗證的信息，需要被提純、加工為可信的知識，而這對於想要建立知識系統的人來說，無異於緣木求魚。
另一方面，有真知灼見的著作，卻被限制在收費的資料庫中，缺乏知識付費意識的讀者，往往不願為此持續消費。
過去，人們習慣於持續地深度閱讀，如同打開一隻手電筒，雖然照射範圍小，但照射範圍內亮度很高，可以看得很遠。
而現在，人們在信息碎片之間跳躍，就像在廣闊的夜幕中，同時點亮了很多根火柴，火星看得一清二楚，但是卻既無法照亮一條路的前方，也看不見路與路之間的聯繫，讓人逐漸失去了判斷力和遠見。
▌下游失智：缺乏邏輯訓練的讀者
比知識生產媚俗造假，以及知識傳播特權化、碎片化更為嚴峻的是，作為知識的受眾——許多讀者缺乏邏輯思考、批判性閱讀的訓練。他們常常在各種信息提供的簡單刺激之下，條件反射式地做出生物反應：
焦慮、恐懼、憤怒、幻想、痴迷、上癮......在反覆的信號刺激下，他們的大腦頻寬被感官占滿，逐漸喪失了運用理性的興趣和意願。
以理性、智力傲視生物界的人類，為什麼在進入現代社會以後，卻常常放棄理性，選擇跟從本能和情緒？
一方面，在某些特定的文化環境下，搞好人際關係，是比講邏輯更重要的生存手段；另一方面，獨立思考本身便不被「上層」所鼓勵......
崔永元曾戲稱，讓我們學會獨立思考，「這實在太可怕了」。
著名邏輯學家、哲學家殷海光先生，曾有感於中國文化不重視懷疑精神和邏輯訓練，反而對「標準答案」情有獨鍾，未來恐難立足世界之林。
為此，他在金陵大學（南大前身），以及台灣大學教書期間，將培養學生的「有邏輯的懷疑精神」作為重中之重，後來蜚聲海內外的李敖、柏楊、龍應台、司馬文武都受到他的深刻影響。
晚年，他在台灣公開地反極權、反暴政，蔣氏父子對他恨之入骨，僅在報刊上對他的批判、圍剿就長達5年之久，而他則以邏輯從容應對。
先生去世之前，將在課堂經過千錘百鍊的邏輯學課程，寫成了一本《邏輯新引》，至今仍被公認是最適合中國人的邏輯學入門讀物。
曾有作家呼籲，這本書應該被列為必讀書。但是，對於習慣了指鹿為馬、驢唇不對馬嘴的多數人來說，一聽到「邏輯」兩個字，或許就已經開始頭疼。這樣的惰性，在網際網路時代，已經導致了三種後果：
◎信息爆炸的時代，「本能」是被「收割」的幫凶：諾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發現，人類在進化過程中，雖然發展出了理性與本能的「雙系統」，但大腦卻更偏愛「本能」——因為它比「理性思考」耗能更低，可以24小時「後台運行」。
這意味著，人類在大部分時間裡，都處於自發的非理性狀態——這是現代商業世界裡心照不宣的「潛規則」：收割用戶最快的方式，不是講道理、盤邏輯，而是繞過用戶的理性，用情緒激發用戶的「本能」。
所以，網際網路時代的「娛樂陷阱」、「煽動性謊言」、「威逼利誘的詐騙」比任何時代都要成功。一個被本能駕馭的人，總是更容易輕信、盲從、人云亦云，當他們被那些「精緻利己主義者」愚弄、魚肉、收割時，甚至都難以產生一絲警覺。
◎缺乏邏輯訓練，製造了「詭辯邏輯」：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將人的本能與情緒，比喻為一頭大象，而理性、邏輯則是騎象人。少數缺乏邏輯訓練的中國人，缺少駕馭「大象」的武器，只能被它所驅使，因而締造了獨特的「詭辯邏輯」——
不問事實，只問動機和立場；不辨是非，只辨親疏和遠近；不關心道理，只關心講道理的態度和語氣。
在網上熟練運用這三種邏輯的人，被易中天先生概括為：
「揣著明白裝糊塗」，故意把水攪混的「烏賊」；逮誰咬誰的「瘋狗」；隨大流，跟風起鬨的「蝗蟲」......
◎不講邏輯的人，會喪失良知和正義感：邏輯並不是什麼高深的東西，它本身和人的誠實、善良、同理心高度相關。一個願意實事求是、明辨是非、接人待物「一碗水端平」的人，大概率上也是一個有良知、有正義感的人。
當一個成年人開始強詞奪理，以情緒取代論證，用立場攻擊邏輯時，他並不是變傻了，而是變壞了：
他已經不再關心普遍共通的規則、正義，只關心自己的情緒和利益。
這樣的人，在今天的網際網路上幾乎隨處可見。因為人數足夠多，他們反而自視為「正義之師」，底氣十足地四面出擊......
▌從房間裡的大象到國王的新衣
從生產者的失責、傳播者的失序，到接收者的失智，整個知識產業鏈都在網際網路的影響下，進入了「新無知時代」。
這個時代有三大特徵：知識分子不生產真相；知識傳播者不關心甚至扭曲、壟斷真相；知識接收者缺乏邏輯辨別真相。
於是，事情便進入了邏輯閉環：站在裡面的多數人看不清，也不願意看清；置身事外的少數聰明人，懶得管，也管不了。
社會在無意識的共謀中，無視了「房間裡的大象」。久而久之，人們失去了對知識的辨別力，以為「赤裸的國王」真的穿著「一件新衣」。
應對新無知時代的三大認知陷阱，「性價比」最高的解決方案，是找到相關領域最具針對性的權威著作，通過它們將問題逐一拆解，從而將網際網路帶來的負面效應降至最低，做個清醒的「終身學習者」。
而上文提及的三位學者：托馬斯·索維爾、徐賁先生、殷海光先生，他們不僅是各自領域的佼佼者，他們的著作：《知識分子與社會》、《人文的網際網路》、《邏輯新引》更是在這個上游失責、中游失序、下游失智的網際網路時代，三本針對性的認知解決方案，構成了一條深刻反思「新無知時代」的邏輯鏈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