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德偉和男朋友向景雲在南校門旁的亭子裡野餐
1944年是吳宓最逍遙的一個年度。
過完生日，他獲得了教育部批准的一年帶薪假。9月23日，他離開昆明，來到當時南遷成都的燕京大學任教。
燕大的一切都讓吳宓驚喜，出身清華的吳宓這樣感慨：「聯大多學者，多名師，華西垻與燕京多美而時髦之女生……」
他發現，除了有美女，燕大待遇也很優厚。燕大女生每月會發一筆交際費，這筆錢必須用於郊遊野餐（picnic），且必須約本校男同學共同郊遊，或一對或多人，否則不予發放。
天哪！這是什麼樣的神仙學校！
揚之水先生寫有一篇《聽王夫人講故事》，王夫人是王世襄的夫人袁荃猷，她曾經這樣回憶燕京大學的生活：
那時候女生宿舍是一院二院三院四院，宿舍有舍監，有工友，每天早晨起來被子都不用疊。放學回來，房間已經由工友打掃得窗明几淨。從圖書館借了書，看完書，夾好閱覽證，碼放在桌子上，自有工友代為送還。自行車也由工友打氣、保養，看見哪兒壞了，自己就推著送去修理了。在食堂吃飯，把碗一伸，「大師傅半碗」，「大師傅一碗」，自然有人盛來，吃了幾年食堂，都不知道在哪兒盛飯。
這燕京大學簡直要把女孩寵壞。劉德偉剛入學時，被教務長梅貽寶（清華校長梅貽琦的弟弟）請到家中吃飯。梅夫人倪逢吉也是燕大教授，她對劉德偉講，自由戀愛就是讓青年男女結婚前有機會共同交往，彼此認識為人的態度，了解對方個性，這樣才會使婚姻建立在志趣相投，相互對品德的尊敬上，而不是建築在美貌、金錢、家庭的社會地位上，才能婚姻永久，幸福綿長。
基於這樣的認識，燕京大學為男女同學的交往提供了很多便利。英文系主任斯畢耳女士在家過聖誕聯歡會，每個客人發一張交誼舞舞伴的預約條，每張上有60次跳舞的機會。劉德偉的60次一下子就填滿了舞伴的名字。斯畢耳是位四十多歲的單身女士，站在一邊拍著手說：「交朋友結舞伴要多多的，談戀愛只一個。」
劉德偉說，燕大讀書期間，男女同學出去玩耍野餐，是非常常見的。一個清華的男生，不會去與一個女生約會，除非他對她很感興趣，在追求她。燕京的男生，卻是常常約女生一塊兒玩，出去爬山游泳，並不一定是在求愛。劉德偉在燕京大學讀書時，拍攝了許多野餐照片，其中一張是頭戴大草帽的，非常浪漫。
李大興還記得，文革剛開始時，母親在家中的過道里燒燕京大學讀書時候的照片。那紅紅的火苗，到今天還清楚地記得。
當年，北京的教會學校，最有名的是貝滿女中，大學自然就是燕京了。
據統計，早在1918年，中國就有了約6000所教會學校，學生10餘萬人。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1919年創建了燕京大學。燕京大學從建校到被撤銷，只有短短的33年，抗戰中還有近4年被日本憲兵隊查封，但它卻一直是中國的一流大學之一。
燕京大學的校園，最早是明清兩朝貴族的私家園林，燕京大學從原陝西督軍陳樹藩手中購得了這片土地，在這裡大興土木建造了校園。如今北京大學燕園內那些中西合璧的老建築，都是原來燕京大學的。一所大學之所以出色，自然不是因為有美麗的校園，燕京大學的聲望，更多是與司徒雷登的令名連在一起的。司徒雷登之所以為人稱道，是他對學術與思想多元化的尊重與珍惜。燕京大學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就是擱在今天，也依然閃爍著燦爛的光芒。
所以，燕京大學雖然是一所教會學校，卻與其他大學沒有多少區別，反倒因為是美國人辦的大學，面對國民政府的管控，在保護師生的思想自由上更為有力。尤其面對國土淪喪的嚴酷環境，燕京大學的師生，更表現出了抗日救亡的愛國意志。
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第二天，日本憲兵就查封了早被他們視為眼中釘的燕京大學，僅歷史系就有主任洪業、教授鄧之誠、學生劉子健等人被捕。燕京大學從此在北平停辦了近四年，部分師生內遷轉移到大後方，在成都設立了燕京大學分校。直到抗戰勝利，燕京大學又才在北京復校。
相比清華、北大，燕京大學的學費和伙食費要高出不少，1930年代中期一年需150元。但燕大並非貴族學校，很多家境一般甚至貧寒的學生，是靠了各種獎學金完成學業的。
前些年，李大興在微信群中，曾希望有人能寫寫燕京大學女生的個人史。原因是女性更容易被歷史所湮沒，而她們的際遇有時反能更多地折射出一個時代的色彩。
然而事情的難處，在於大多數當年燕京大學的女生並沒有留下記錄，就像他的母親，即便曾經有過不少照片，也燒毀在了那個令人驚恐的年代。
讓李大興沒想到的是，燕大的劉德偉女士，竟然在不聲不響中，留下了一本回憶錄和幾百張照片，填補了一段百年歷史的空缺。
劉德偉的曾祖父是清末福州知府，父親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十軍軍法處少將處長，母親是同盟會員。因其父廉潔，家中姊妹又多，她一直靠著教會提供的貸款讀完了大學。
劉德偉是父親給她取的一個男性化的名字，意為德操偉大。她1931年考入燕京大學。讀書期間，學校鼓勵男女生結伴交往，並每月發放野餐補貼，不交往者沒有這筆補助。
向景雲是劉德偉的男友，腳步最勤，但他的拜訪阻礙了其他五個男生對劉德偉的拜訪。其中一個叫周金華的男生，是醫學預科的學生，被認為是全校成績最好的男生，此人最恨向景雲。有一天下午，他跑到清華，一腳踢開向景雲的房門，很生氣的問：「你就是向景雲嗎？」向景雲從午睡中驚醒過來，本能地回答說：「我是。」周金華怒目而視，憤怒地說：「我是燕京的周金華。」言畢，摔門而去。向景雲認為此人太不禮貌，起身下床追出門外，想要與他理論，發現周金華已經騎車遠去。黃昏時，向景雲照例來找劉德偉，談起白天的事情。劉德偉分析說，想必是周金華多次來找她吃了閉門羹，於是把一肚子火都發在了向景雲身上。
那段時間，向景雲差不多天天下午都會去找劉德偉。兩人要麼在未名湖畔散步，要麼去山頂草亭的石階上坐著談天，訴說各自的理想。向景雲表示他將來一定會從事農業改良方面的工作，中國90%的百姓都是農民，如果土地經濟政策好，農民都會富起來，那麼農業就可以支援工業。劉德偉則說，她要把時間用在收集鄉村農民的歌謠上，將歌謠中的封建迷信改造為革命的思想，用歌謠來陶冶鄉村農民的情操。幾十年後回顧，不禁感覺當時的思想，真的是太天真了。
1935年，劉德偉畢業後回到武漢任中學老師。抗戰爆發後被選為中國基督徒聯合會代表，赴美巡迴講演，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極少有美國人見到過像劉德偉這樣受過良好教育、英語流利、充滿熱情的中國知識女性。她的魅力傾倒了許多聽眾，是二戰中在美國最具知名度的中國女性之一。
1939年，劉德偉結束了在美國的抗日演講，和向景雲在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城舉行了婚禮。好友鄺榮祿在康奈爾大學的宿舍里，為劉德偉夫妻婚後的幸福點燃蠟燭長跪祈禱，劉德偉為此感動了一輩子。
婚後，向景雲繼續攻讀經濟學博士，劉德偉則去了芝加哥大學讀社會學碩士，專攻社會福利行政。夫妻二人完成學業後，一起返回了戰爭中的重慶。劉德偉在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賑恤廳任社會救濟福利組主任，後去了內遷成都的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擔任副教授。
抗戰勝利後，劉德偉受聯合國資助，在1947年創辦了上海兒童福利促進會，為棚戶區的貧苦兒童謀求福利。這是她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上海解放前夕，威斯康星大學邀請向景雲前去任教，但夫妻二人聽從地下黨朋友的勸告，決定留在國內。
1950年劉德偉離開上海兒童福利促進會調入上海市民政局任專員，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潘漢年向她許諾，政府會繼續兒童福利事業。幾年後，潘漢年被捕，承諾自然無法兌現，劉德偉也因此受到牽連，不再被組織信任，將她降職調到一所問題兒童教養院工作。
但厄運並未就此止步，更大的苦難在1957年接踵而至。這一年，劉德偉被定性為右派分子，從上海發配到甘肅省定西縣勞動改造。但她竟然大難不死，在1961年已經走到鬼門關口時，當地縣委組織部長默許她逃離定西，自謀生路。劉德偉幾經輾轉，最終來到昆明和家人團聚。
這之前，劉德偉被打成右派時，向景雲在南京食品工業學院當院長，因為他不肯和劉德偉離婚，不但撤了他的院長職務，還將他發配到雲南昆明，在省農機研究所翻譯資料。
老朋友楊顯東時任農業部副部長，他深知向景雲的專業知識在當時很少有人具備，想調他到北京農業部負責國土經濟學方面的工作。但上面認為向景雲不肯與右派老婆劃清界線，涉及立場問題，駁回了楊顯東的請調報告。
然而，也正是向景雲的毫不屈服，才保全了家庭。
關於這件事的真相，向景雲從來沒有告訴過妻子劉德偉，只是說上級因為他思想趕不上時代，不能勝任院長職務而被免職。真實的原因，是丈夫死後，劉德偉才從楊顯東那兒知道的。
劉德偉這一生被兩個男人感動。除丈夫向景雲外，就是為她的婚姻幸福長跪祈禱的好友鄺榮祿。
2001年，劉德偉和鄺榮祿都已經89歲了，雙方都處在失偶的悲痛中，形單影隻。兩人彼此安慰，感情因此而快速增加。有人勸他們組成一個新家，鄺榮祿也每天天剛蒙蒙亮時，就從廣州給昆明打來長途電話，每月光電話費就超過千元。他在電話中傾訴說，既然雙方都十分寂寞，又都是70年的知交，應該可以成為最理想的老年伴侶。
面對好友火熱的感情，劉德偉在一番糾結之後答覆說：「有朝一日我們離開了這個世界，與我們昔日的配偶重逢九泉，你自己說過你們夫婦一生中不曾有過一次爭吵，永遠是和睦的，可是你又再次結婚，你何以面對她？我和我的丈夫雖然吵過鬧過，但是永遠是相愛的，他日黃泉相見，他問我從前那些海誓山盟如何都忘記了，我將何言以對？所以我倆七十年友誼的純真，只能繼續不能改變性質。」
鄺榮祿聞聽，長嘆一聲說：你的意志是對的，向景雲的確配得上你的忠貞，他真是一個體貼的好丈夫！鄺榮祿表示，他不會再抱非分之想，而應該成全劉德偉和向景雲這段完美的愛情故事。雙方之間相知相敬相愛的感情只能是友誼，彼此的關係只能是朋友。這樣，生者死者四個都能心安理得，死者含笑九泉，生者也能充滿夕陽的溫暖，無愧於心。
2024-0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