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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知識精英「潤」往日本 聚集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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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大批華人知識精英逃離中國,定居日本東京,開啟追求自由的新生活。圖為2024年2月5日,寸土寸金的東京銀座街景。(Richard A. Brooks/AFP)

由於中國社會環境日趨惡化,越來越多的知識精英逃離中國,「潤」往日本,東京成為他們的新據點。他們在那裡辦講座,開書店,舉辦各種活動,傳播自由理念,反對中共暴政。但評論認為,如果他們只是在共產黨的思想框架內反對中共,就意義不大。摒棄黨文化才最重要。

當今,黨魁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共國幾乎沒有了自由的思想空間,很多中國知識精英,包括學者、人權律師、記者、紀錄片導演、出版商和藝術家等紛紛離開中國涌到日本。在那裡,他們一邊接觸新的思想文化,一邊展開各種在中國無法實現的活動。

熟悉中國情況的日本評論人士、東京大學博士佐藤勇人(Hayato Sato)對大紀元表示,「中共黨魁在全面往毛時代退,他在意的是共產黨統治,就是他要掌握權力。但是,中國畢竟經歷了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再要返回去,知識精英就接受不了,他們不願再被禁錮。所以看不到希望的精英們就開始往國外跑。」

關於中國知識精英聚集日本的原因,他分析認為,「一些知識精英的英語水平不一定那麼好,去歐美花費又太大,而日語中有漢字,在日本生活比較方便。更重要的是日本是個自由開放的國家。」

追求「共同的底線」

東京聚集了一大批中國知識精英。其中,史學家秦暉可謂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秦暉2018年8月從清華大學退休後,在香港中文大學任客座教授。目前秦暉作為東京大學的客座教授,在東京大學等幾所大學舉辦講座,開展各種學術活動。

在神戶大學的一個演講中,主辦方這樣介紹他:秦暉被譽為活百科全書,中國最著名的歷史學家,積極為社會發聲的民主派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具有很大影響力。

此次演講,司儀為該校名譽教授王珂,評述者中,除一位日本學者外,其餘都是華人,包括北京大學教授賀衛方、作家慕容雪村、王力雄

秦暉在學術上建樹頗豐,提出很多學術觀點,如他的「黃宗羲定律」,引起時任總理溫家寶的注意,並於2006年廢除了農業稅。

針對中共所宣揚的「愛國主義」,秦暉強調愛國主義必須使「國」真正成為國民之國,「國家利益」真正等同於國民利益,「國家主權」也真正以國民的人權為基礎、為前提。

秦暉曾表示:「你主張一個責任大權力也大的政府,我主張一個權力小責任也小的政府,但我們要的都是『權責對應』的契約性政府,我們都不能接受那種權力大到不受制約、責任小得不可追問的政府,這就是『共同的底線』。」

2015年他出版《走出帝制》一書,引起強烈反響,因該書被認為有影射批評中共黨魁之嫌,出版不久遭到中共封殺,從書店、網上全部下架。

另一個精通近代史的作家傅國涌,也棲身日本。

2011年10月10日,傅國涌在《中國經營報》發表《1911年、清朝滅亡前夜》一文,引發關注。文中說,1911年,統治北京的人們,沒有一個人想到他們的時代即將結束。在他們的日記中,記錄著美食和禮物,從表面上看,真像是一個「繁榮盛世」。

目前,傅國涌也在東京開辦連續講座「在東京重造中國」,講述清朝末年來日的中國近代思想家。

此外,在東京,中國文化精英們還經常舉辦一些個性化的討論會,討論大家感興趣的問題。

2022年11月,中國多地爆發「白紙運動」,而在東京的新宿車站南口,也有數百華人集會,抗議中共。他們沿用了在香港舉行抗議活動時的傳統:用中共當局很難監視的軟體相互聯繫,沒有召集人,戴口罩,打出個性化標語等。

開書店傳播思想

近年來,很多以經營中文書籍為主的書店在東京陸續開業。其中,2023年8月,在寸土寸金的東京銀座「單向街書店」開業,讓許多中國知識精英為之振奮。

很多日本人在想:為何中國的知識精英對日本如此感興趣?書店經營者許知遠表示,對眾多的中國人而言,「即便是當下,日本也是一面鏡子。」

許知遠等人於2006年在北京創辦了「單向街書店」,除了經營書籍,還舉辦沙龍,探討社會、文化等感興趣話題,頗受好評。

許知遠表示,自2000年以後,中國的知識分子便失去影響力。而過去10年,中共收緊言論管控,言論空間迅速變小,認真探討社會問題的環境已煙消雲散。由於教育制度的僵硬化,中國大學的質量在退化。因此,獨立自主經營的書店就顯得較為重要。

2023年12月,中國社會活動家趙國軍也在書店雲集的東京都神保町開了一家書店,名為「局外人書店」,開店特意選在胡適的誕生日開業,當天來了很多華人,賀衛方等人也在線上祝賀。

此外,還有「東渡飛地」等中文書店也將在今年開業。

一位年輕紀錄片製作人,2023年從北京遷往東京。他表示,中共現任黨魁上台以來,紀錄電影業日益艱難,到了2020年,所有的紀錄電影節全被取消了。他對中國的未來已失去希望,為了保護自己在中國拍攝的影片,決定移居日本。

這位製作人說,據他所知,近3年來,至少有7位紀錄片導演已「潤」到日本。

中國著名作家賈葭,疫情期間也移居日本。2016年,他曾公開要求黨魁辭職而一度失聯。他2010年就提倡「早發早移」,但自己還是「潤」得晚了些。

中國著名人權律師李金星(網名伍雷),也在東京。2016年11月,他因代理郭飛雄案件而被吊銷律師執照。李金星在X平台上表示,很多中國朋友向他諮詢如何「潤」到日本,以及快速融入日本社會事宜。他希望朋友們能來日本,並強調日本是法治國家,市場自由,投資自由。

認清中共才會有所建樹

中日兩國自古以來交往頻繁,明治維新前,大多為日本人奔赴華夏學習中原文化,而明治維新後,則是更多的中國時代精英赴日學習日本及西方文化。除了清末民初,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赴日」潮是上世紀80年代。如今,又出現了第三次「赴日」潮。

清朝末年,中國處於歷史巨變前夜,梁啓超、孫文(孫中山)等很多文人、思想家、學者來到日本,積極吸收西方文化,並在東京成立了旨在推翻滿清王朝的「中國同盟會」,在橫濱創辦《清議報》《新棉叢報》等報刊雜誌。他們回國後,傳播近代思想,其中一些人還領導、參與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動了中國近代社會轉型。如今,聚集在日本的中國人是否會再次重演歷史呢?

對此,佐藤勇人以其敏銳的視角指出,「被禁錮了的人,一旦到了自由的環境,他們會主張自由,也會在搞一些討論活動。但是,如果這些人對共產黨沒有深刻的認識和反思,還在共產黨的思想框架內去思考如何反對中共,或如何對將來有所建樹的話,對未來意義就不大,搞的活動也會流於形式。當然,知識精英屬於社會的中堅力量,他們的行為自然會對中共構成打擊。」

「我讀過《九評共產黨》」,他補充說,「對共產黨的發家史有所了解。也希望他們能讀一讀《九評》。這些中國知識精英既然已來到日本,就應該多了解自由社會,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摒棄共產黨文化。我認為這才是最重要的。否則,對未來中國的建設起不到什麼作用。」

責任編輯: 李冬琪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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