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與美國和西方的關係日漸緊張，中共越來越將注意力放到了「全球南方」國家的身上。但觀察人士指出，中共有將「全球南方」「武器化」的傾向，即越來越把「全球南方」視為與美國及其盟友對抗的「武器」，並以「全球南方」為基礎來促進自身的戰略目標和全球願景。
中共正將「全球南方」「武器化」？
「全球南方「正得到越來越多的國際輿論的關注。在不久前結束的西方發起和主導第60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全球南方」國家的身影也越來越突出，提升與「全球南方」的關係是許多西方國家領導人的共識。
中共外長王毅在「慕安會「上發表講話時也提到了「全球南方」。他說，中共在「積極加強『全球南方』團結合作，推動『金磚』實現歷史性擴員，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國集團，致力於提升發展中共家在全球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助力全球治理架構更加均衡、更為有效。」
「金磚國家」是中共與「全球南方」國家加強聯繫的一個重要論壇，按中共的說法是為「全球南方賦能」的一個重要組織。今年中共將舉行兩個重要的涉及全球南方國家的會議--中非合作論壇和中共-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論壇。
2月21日，在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的一場有關中共在全球南方以及在不斷變化中的國際秩序的影響的研討會上，常駐北京的大西洋理事會高級研究員麥可·舒曼(Michael Schuman)警告說，中共有將「全球南方」「武器化」的傾向，並以此為基礎來對抗美國和西方。
「隨著與美國的全球競爭，中共對全球南方的政策，就像中共的許多（其他）政策資產一樣，也是被用來推進與美國的競爭。北京開始越來越多地在這種背景下看待其與全球南方的關係。也因為這一點，我認為，中共政府打算將『全球南方』武器化以對抗美國及其盟友，以『全球南方』為基礎來促進其自身的戰略目標和新的全球願景和新的全球秩序。」
美國國務院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Daniel J. Kritenbrink）在同一個研討會上也說，中共希望「全球南方」國家為自己提出的全球新願景背書。
中共在2021、2022和2023年相繼推出了「全球發展倡議（GDI）」、「全球安全協議（GSI）」和「全球文明倡議（GCI）」。康達認為，這三大倡議是中共試圖推進全球治理的另類願景的戰略指導，而「一帶一路」倡議戰略則是其實施（這些倡議）的平台。康達說，這些倡議背離了現行國際體系的許多核心原則，但中共仍然「在積極尋求全球南方國家對這些倡議的認可，以表明對其治理和發展的支持。」
美國智庫國家亞洲研究局資深研究員娜德吉·羅蘭（Nadège Rolland）說，北京希望借「全球南方」達到多種目的。
「為中共企業拓展市場，在國際機構中與發展中共家建立聯盟，以符合中共的政治、外交利益，希望他們在全球舞台上幫助中共打造新的規範。這是一個更具戰略的願景。」總之，北京希望藉助「全球南方」國家擴大勢力和影響力。」她說。
「全球南方」利益並非完全一致
「全球南方」看似已經成為影響國際變局的重要力量，然而，因為國際社會對「全球南方」究竟包括哪些國家並沒有界定，「『全球南方究竟是何物種？』成為大西洋理事會有關「中共在全球南方」研討會上頻頻被指出的一個問題。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東研究所所長比拉哈里⋅考斯甘（Bilahari Kausikan）認為，「全球南方」代表了某種情緒。
「這種情緒部分是殖民經歷的殘留；一種在全球體系中在經濟和政治上處於不利地位的感覺；某種怨恨與制度的不平等，對西方外交的某些方面，特別是對歐洲和美國外交，西方定義的規範的道貌岸然感到的某種惱怒。」他說。
這位曾擔任新加坡外交部常任秘書和新加坡常駐聯合國代表的專家說，與美國和西方相比，中共的確更理解這種情緒。但他指出，事實上，「全球許多國家並非沒有對中共行為的某一方面感到焦慮。」
「全球南方」一詞最早由美國左翼政治活動家卡爾·奧格爾斯比（Carl Oglesby）提出。1969年，卡爾·奧格爾斯比在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天主教雜誌《公益》（Commonweal）的越南戰爭特刊中首次使用了「全球南方」一詞，指出越南戰爭是北方「統治全球南方歷史的頂峰」。從概念的來源上來看，「全球南方」顯然具有「非西方」的政治色彩。
「全球南方」再次成為關注的話題與烏克蘭戰爭有關。可以說，因為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主要國家在烏克蘭戰爭問題上不願意與北約（NATO）站在一起，使得「全球南方」以此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今年和去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多次提及「全球南方」；2023年以來，印度舉辦了「全球南方國家之聲」線上峰會；「七國集團」廣島峰會期間，日本邀請部分「南方國家」出席，將加強與「全球南方」國家關係納入峰會議題；南非主辦的「金磚峰會」表示將新納入6名發展中共家成員更是將「全球南方」的熱度進一步抬升。
多年來，中共一直把自己視為「『全球南方』的當然一員」，稱自己是發展中共家，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受害者，因此與「全球南方」國家休戚與共，然而，大西洋理事會的舒曼說，隨著中共經濟的增長，力量平衡發生了變化，中共的描述越來越「不準確」。
他解釋說，中共的經濟規模略小於所有全球南方國家總和。在新興世界中，中共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主導力量。對『全球南方』中的很多國家來說，中共是最大的貿易夥伴。在雙邊關係中，中共是很多低收入國家的主要債權國。他相信，隨著力量平衡的改變，中共與「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潛在分歧和衝突也會出現。
他還認為，中共與全球南方國家的關係並不平等，而且中共也不希望平等。
「在某種意義上，我覺得中共實際上很喜歡這樣的不平等關係。我的感覺是中共不想看到多邊的全球南方關係，他們希望領導全球南方。他們希望全球南方跟在中共後面，並在世界舞台上支持中共的利益和野心。」舒曼說。
他指出，中共提出各種倡議，讓其他「全球南方」國家簽署的做法就體現了這種不平等。他相信這種不平等的關係最終會導致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發生利益衝突。他說，印度就是最好的例子。印度一直以來都在與中共爭取「南方國家」的領導地位。
他認為，隨著中共越來越多地從地緣政治角度看待全球南方，並越來越將全球南方視為一個基礎來支持自己在全球舞台上的利益和權力。這也將在南半球國家內部造成更多分歧，也會給中共帶來問題。
「全球南方大多數成員確實不想在美國和中共之間選邊站隊。他們不想站在美國一邊反對中共，他們當然也不想站在中共一邊反對美國，因為他們從這兩種關係中受益。」他說。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考斯甘也這麼認為，他認為如果把全球南方當作與美國競爭的武器註定要失敗，因為這不是一個有「凝聚力」的組織。「有時候我們的利益與中共一致，有時候我們的利益與美國一致。有時候我們的利益與大國都不一致，但是卻是我們自己的利益。」
「全球南方」國家怎麼看中共？
在「全球南方」國家中，不僅一些國家不希望反對美國，一些甚至是美國的盟友和夥伴。
東南亞和南亞
在被中共視為「前院」的東南亞，菲律賓大學亞洲中心的高級講師理察·海德里安（Richard Heydarian）在大西洋理事會的研討會上說，東南亞國家多多少少都在採取「對沖戰略」來應對中共，而不是追隨中共。「至少五十種的對沖戰略。」海德里安說。
他也對中共武器化「全球南方」發出警告。「全球南方的話語不斷被中共武器化，以推行自己的版本。」他進一步解釋，「他們對多極化的理解和我們不一樣。對我們來說，多極化意味著更多的代理、更多的對話空間以及包容和多元化的國際秩序。而中共版則是後美國化和泛中共化。」
他提到，在被中共視為核心利益的南中共海問題上，除了與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加強關係之外，亞洲的「全球南方國家」甚至自己建立「小多邊」來應對中共。例如，越南與菲律賓簽署海事協議；越南、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的關係也越加密切。
他還提到，在東南亞，從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來說，真正有影響力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共。對東南亞國家來說，中共帶來的危險甚至都不是「債務陷阱」，而是沒有兌現的「承諾陷阱」。
在南亞地區，印度則一直與中共在爭奪「全球南方」的領導權，而南亞的斯里蘭卡則是中共「一帶一路」項目帶來的「債務陷阱」受害國的代表。美國聖母大學基奧全球事務學院副教授蘇珊·奧斯特曼（Susan Ostermann）指出，巴基斯坦可能是下一個。
非洲
2024年1月13日到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再次在新年首訪非洲的埃及、突尼西亞、多哥、象牙海岸。這是中共外長連續34年年初首訪非洲。通過外交、教育、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多年的深耕，中共已經成為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非洲對中共在非洲的影響力也比較正面，史瓦帝尼是僅有的仍然承認台灣的非洲國家。
不過，非洲調查機構非洲晴雨表的執行長約瑟夫·艾遜卡（Joseph Asunka）在他們的最新調查中說，中共的影響力只是稍稍超過美國。他還說，非洲大多數人依然致力於非洲大陸的民主準則。他呼籲全球北方國家加大對非洲民主投入。
美國國防大學非洲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保羅·南圖亞(Paul Nantulya)說，未來非洲可能會利用戰略性訴訟讓中共在非洲的國企擔負責任。
「在辛巴威，我們看到戰略性訴訟成功地阻止了中共人投資開採當地一家生物多樣性公園的煤礦。在肯亞，上訴法院的決定讓中共的『標準軌距鐵路』（SGR）被調查。」
他還提到，非洲國家並不希望被稱作全球南方。他們更希望以發展中共家、發展中地區來討論自己的問題。
拉丁美洲
中共也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第二大貿易夥伴。中共在中美洲有針對性的投資吸引多米尼加、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和宏都拉斯從外交承認台北轉向承認北京。
大西洋理事會非常駐高級研究員鵬程（Parsifal D』Sola）指出，中共與拉美國家的關係更多是圍繞經濟展開的。拉丁美洲國家根據自己的國內利益來選擇站隊，並不按照地緣政治的劃分來選擇陣營。他指出，作為發展中地區民主化程度最高的地區，在聯合國大會人權和主權問題的決議上，拉美國家（不包括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外三個獨裁政權）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的選擇是與西方一致的。
中東和北非
去年三月，在中共的斡旋下，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恢復外交關係，中共在中東的影響力一時令人矚目。去年10月，以色列和哈馬斯爆發衝突後，中共表示自己站在和平和良心的一方，希望藉此鞏固自己在「全球南方」國家中的地位。
但是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在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在紅海襲擊商船後依然無所作為，就算不讓中東地區國家「失望」，也是令他們認清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共不可能像美國一樣為中東地區提供安全保障。
大西洋理事會中東項目高級研究員喬納森·富爾頓（Jonathan Fulton）說：「大家都有一種感覺，認為中共會為阻止這種情況（胡塞武裝的襲擊）做出貢獻。中共會成為一個更加積極的合作夥伴。……但是，當中共沒有這麼做的時候，我想領導人們，應該說，涉及的各方都會在想，如果你的夥伴在需要時你不能介入，不能提供幫助，你是什麼樣的大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