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娜象史沫特萊一樣投身於共產國際對中華民國的赤化和顛覆活動。王安娜甚至假扮過沈鈞儒的德國兒妻，通過她在中國的活動和相關回憶，可以進一步了解共產黨如何通過「七君子」等共產頭銜與「西安事變」等紅色詭計欺騙世人，爭取民心，篡奪政權。
一九六四年，當王安娜在西德發表回憶錄《我為毛戰鬥過》，宣傳毛澤東，糊弄德國人時，我還沒有出生。四十六年後，因共產暴政流亡德國的我，才在揭露紅色宣傳時，注意到王安娜等一系列外國人曾投身於共產國際赤化中華民國的文宣武鬥中。不過王安娜雖為中共出了不少力，但沒有完全失去自我，因而不得不與王炳南離婚並在一九五五年獨自離開紅色中國，回到蘇聯在德國的殖民地東德。六十年代，中共與蘇共鬧僵，東德站在蘇聯一邊，王安娜受到排擠，於是移居漢堡。
王安娜的自傳在翻譯中文時被改名為《中國：我的第二故鄉》，於一九八零年在北京出版。二零零九年又被改為《嫁給革命的中國》再版。在由中共操縱的一切媒體包括史書中，不缺沈鈞儒（一八七五－一九六三）、王安娜（一九零七－一九九零）以及把她帶到中國的王炳南（一九零八－一九八八）的宣傳資料，但相關的史實一般讀者卻難於獲知，因此值得介紹。
一、國際共運的簡況
共產主義從問世後就因其邪惡在各國遭到抵制。可惜第一次世界大戰讓列寧趁機在與俄國沙皇打仗的德皇威廉二世的支持下，成功掠奪了「二月革命」的果實，在俄國建立起第一個蘇維埃政權或曰紅色暴政。列寧收買里德等美國筆桿子偽造自己在「十月革命」中的光輝形象，然而真相只能暫時隱瞞。列寧的劣跡與死於梅毒的事實早已大白於天下。
一九一九年，列寧在莫斯科第三次成立共產國際後，為了迷惑世人，打擊敵人，開始散布諸如，蘇維埃政府要把沙皇政府從中國人民那裡掠奪的或與日本人、協約國共同掠奪的一切交還給中國人民之類的謊言。
德國共黨也於一九一九年就成立。在德國的紅色勢力已強大到既差點就武裝奪取政權，又在議會中占有席位的地步。蔡特金就是那時紅色勢力的名人，希特勒藉助反共勢力上台後，德共被驅逐出議會，蔡特金逃到蘇聯，並死在那兒。
但在中國，這一時期卻主要有因嫖妓傷妓被媒體曝光而遭北大開除的陳獨秀在利用《新青年》誨淫誨盜，宣揚歪理邪說。
一九二零年二月，俄共奪取中西伯利亞，打通跟中國的陸地交通。四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到中國，在上海建立紅色據點，促成陳獨秀等於八月成立中共。
一九二二年，經過一系列國內和國際戰爭，列寧得以鞏固紅色暴政並赤化俄國的幾個鄰國，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
除蘇聯外，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柏林堪稱國際共運的樞紐。無數第三國際間諜比如史沫特萊和宋慶齡都曾在柏林活動；而不少中共高幹比如周恩來和朱德都是在柏林認賊作父，加入共黨。
只有張申府是先與陳獨秀、李大釗有聯繫後才出國「親共簡學」。張申府到了歐洲後，不象一般的留學生一樣專心上學，而是按陳獨秀的要求積極在留學生中宣傳共產主義，發展邪黨成員。張申府先把與他同居的劉清揚發展成第一個女共黨徒，然後兩個「革命伴侶」共同把周恩來等拉上賊船。
一九二二年秋，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成立，書記是張申府。十月，到歐洲尋找出路的孫炳文和朱德就在柏林由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共。中共旅歐支部及其青年團的共產活動遭到曾琦、李璜等正派人士抵制，他們於一九二三年在巴黎成立中國青年黨，宣揚國家主義，用以抵制無視國家、民族和個人利益，提倡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或曰馬克思主義，但中共黨徒的活動受到各國共黨的支持，尤其是莫斯科的經援。蘇聯對中共的經援一直持續到一九五八年才中斷。
歐洲各國和日本對列寧奪取俄國政權並企圖赤化世界都加以抵制，包括武力干涉。蘇共占領西伯利亞後致力於把尚為中國領土的外蒙古分割出去，變成它的勢力範圍，自然遭到北洋政府的抵抗。吳佩孚等各方要員都要蘇共軍隊撤出外蒙古。
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區別
孫中山想在中國實現三民主義。在內憂外困的情況下，孫中山被列寧的宣傳所吸引，雙方開始接觸，商討合作事宜。一九二二年六月，孫中山因堅持發動推翻北洋政府的「北伐」戰爭與主張「聯省自治」的陳炯明分裂後，在蔣中正的支持下，決定正式要求蘇共從西北向其提供軍事援助。
一九二三年八月，孫中山派蔣中正組織「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考察並落實西北軍事計劃。在蘇聯進行了將近三個月的訪問之後，蔣中正失望地回到中國。蔣中正無法完成孫中山交給他的任務，因為蘇共已視外蒙為自己的領地，不容孫中山染指。蔣中正也因此對蘇聯有了親身感受。一九二四年三月，他就在致廖仲愷的信中認識到，「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
孫中山在困境中，不擇手段，飲鴆止渴，同意「聯俄容共」。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正式對外公布《孫文越飛聯合聲明》。越飛是蘇聯新任駐華全權外交代表。那時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是促成中共與國民黨合作的馬林。鑑於三民主義與各國政治經濟秩序一致，而共產主義或蘇聯則與此對立，孫中山在聲明中寫上了「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
一九二三年冬，張申府與劉清揚先去蘇聯，然後回國。一九二四年，列寧死於梅毒，但黃埔軍校在蘇聯提供師資、經費、裝備等援助下在廣州成立。張申府也因此得以成為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在他的推薦下，二十六歲的周恩來從歐洲回國成為黃埔軍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暗中從事赤化工作。
一九二五年，中共開始打著反帝愛國的幌子在全國各地搞類似「五卅運動」的赤化活動。中共中央號召旅歐黨員回國支持，孫炳文便在其中。而朱德則在同年因參加非法遊行被捕後遭到德國政府驅逐。朱德便帶著賀治華投奔蘇聯，先學馬列，後學軍事。一九二六年，朱德被派回國，赤化四川要人楊森。留在蘇聯的賀治華生下朱德之女朱敏後與另一共產黨人霍家新同居。他倆後來象顧順章一樣被共黨視為叛徒遭到其「紅隊」暗殺。
孫中山逝世後，汪精衛成了國民黨的領導人，固守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為了繼承孫中山的意志，準備用「北伐」統一中國，實現三民主義。而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曾任黃埔軍校首任政治部主任的戴季陶等人，聚集在孫中山的靈柩所在地北京西山碧雲寺，達成反蘇、反共等決議。這是國民黨中第一批識破共產主義邪惡本質的西山會議派。
蔣中正可能因「聯俄容共」的實惠一時被迷惑，公開反對西山會議派。然而三個月後的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蔣中正就因感到自身受到威脅，未與汪精衛商量，便採取拘捕聽命於蘇聯顧問季山嘉的中山艦艦長共黨成員李之龍等一系列反蘇反共行動，導致汪精衛辭職出國，蔣中正掌握國民黨的實權，這就是「中山艦事件」。但蔣中正一年後才在英美法意日五國於四月十一日發出通牒，要求國民政府懲罰北伐軍針對外國人的暴行後，被迫清黨剿共，通緝鮑羅廷等共產黨人。對此生長在中國並創辦燕京大學的美國基督徒司徒雷登在其回憶錄《在華五十年》中寫到，孫中山「懇求各個國家（包括我們的國家，美國）援助他，但是除了蘇聯以外，沒有得到任何回應。蘇聯派去了兩個非常能幹的人鮑羅廷和加倫（Galen）帶領的顧問們和其他援助。從一九二零年開始，他們就以蘇聯的方針組建國民黨。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逝世後，這個改組仍在繼續。他們策劃了『北伐』。他們編在從廣州到漢口鐵路的那個支隊，在漢口建立了一個臨時政府。在那次進軍中，伴隨著許多毫無約束的放火和對『布爾喬亞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慘殺。」而且「強烈親共產黨的武漢領袖，為了使蔣和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陷入困境，派了一隊士兵，去謀殺在南京所有的外國人。那些外國人多數是傳教士」。那時在南京金陵大學任教的賽珍珠（Pearl Buck）則在北伐軍進入南京後一度離開中國。她的父母象司徒雷登的父母一樣都是從美國到中國的傳教士。
汪精衛在親自讀到共產國際指示中共拋棄國民黨，武裝奪權的《五月指示》後，才明白共產黨的邪惡。蔣中正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起，被迫開始用武力清除共黨後，汪精衛也於七月十五日召開緊急會議，通過《統一本黨政策案》，要求在國民政府和軍隊中任職的共產黨員聲明脫離共產黨，否則停職。在共產國際的命令下，共產黨在南昌、廣州等地舉行暴動，導致國民黨在南京的臨時政府於一九二七年底與蘇聯斷交。
蔣、汪等識破蘇聯企圖赤化中國的陰謀後，開始領導各界奮起抵制赤禍。德共在一九二七年發起「五·一」遊行，抗議中國清共。同年春夏，在各國共產黨組織支持下，中共旅歐支部成員分別在德國、法國、比利時、丹麥和瑞士等國支援中共的集會上作報告，為共產黨赤化中國搞宣傳。共產黨赤化中國的企圖在以蔣中正為首的各界要人的抵抗下破產後，旅居歐美的中共黨徒分別加入了所在國的黨、團組織，後來成為歐美各國共產黨的中國語言組，繼續支持共產國際顛覆新興的中華民國。
王安娜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柏林碰到曾任德共中國語言組書記的王炳南。
三、王炳南的活動
王炳南之父王寶珊與楊虎城是軍中戰友。一九二六年，楊虎城在吳佩孚手下任師長時，王寶珊是楊虎城部下的參議。王炳南秘密入共後，於一九二八年到楊虎城軍中從事赤化工作，遭到追查後，在楊虎城的保護和資助下，一九二九年先到日本，一九三一年轉到德國柏林。
王炳南象張申府一樣，出國不是留學，而是以留學的名義從事「國際聯絡工作」。所以，當年也曾留學柏林的北大德語教師程遠後來對學生趙鑫珊說，「那時他還是個熱衷於跳舞的公子哥兒」。其實不然，王炳南象周恩來一樣，一邊干違反歐洲各國憲法的赤化工作，一邊與王安娜之流的女人來往。
王炳南被派到柏林後，在二十五歲那年認識了王安娜。對此王安娜在其回憶錄中表示，「他公開的身份是專門攻讀政治的大學生，有時候也聽聽課和參加課堂討論。但他真正的工作，是組織在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中國留學生，建立並領導抗日小組。炳南是從中國共產黨那裡接受這個任務的，他從一九二五年以來就是黨員。他為了使自己的理論知識完備而孜孜不倦地學習。他通讀了《列寧全集》。在納粹時代，《列寧全集》的封面是謹慎地用《國際法原論》作遮掩的」。王炳南象周恩來等一系列共產黨猿一樣在德國沒有吸收西方的文化，而是自願接受列寧的赤化。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的國家社會黨在反共勢力的支持下合法上台。希特勒搞的國家社會主義比史達林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各個方面都對非猶太國民有利，紅色勢力在德國遭到毀滅性地打擊。王安娜於一九三五年在倫敦與王炳南結婚，獲得中華民國護照。
在周恩來撇下其德國情人，留下一私生子回國接受任務時，王炳南則帶著德國妻子一起回國完成共黨交給的新任務。
一九三六年二月，王炳南與王安娜從柏林到蘇聯接受命令。其時，中共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的決議已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召開瓦窯堡會議，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換言之，共黨利用中日矛盾，借民眾的愛國熱情，轉嫁矛盾，擺脫幾乎被殲滅的困境。
王炳南在莫斯科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團駐地，接受代表中共中央的王明、康生的命令後，便帶著王安娜回到西安，進入楊虎城領導的第十七路軍。
從此王炳南在王安娜的幫助下，大搞赤化活動。其時，蔣中正於一九二八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央政府早已得到各國承認。
楊虎城和中共的關係一直密切。在蔣中正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被迫下令清黨剿共時，在他的部隊中，有中共黨員十六人。楊虎城不僅不清除他們，還自己要求加入共產黨。因此，一九二八年女共黨徒謝葆真獲准給楊虎城做妾。從史料來看，楊虎城完全符合中共地下黨員的標準。一九三四年，僅楊部警衛團共黨成員就有兩百餘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共委託楊的駐北平代表向楊傳達中共的所謂《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又名《八一宣言》）。十二月，毛澤東、彭德懷派人攜親筆函件會見楊虎城，商談聯合事宜。一九三六年，毛澤東再派張文彬攜函見楊，達成互不侵犯、建立軍事聯絡等三項口頭協定。此後，張文彬即以十七路軍政治處主任秘書名義長駐楊部。
王炳南、張文彬等都算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前，被共黨派到楊虎城身邊促成西安兵變的共特。與此同時，別的共特比如史沫特萊等也以各種名義來到西安。
從王安娜的回憶錄中可以獲知，一九三六年九月，王炳南夫婦還陪同楊虎城以療養為名到上海活動。王安娜因而結識「救國會」的頭面人物沈鈞儒等。
四、「七君子」的作為
章詒和的回憶錄被中共禁止，可能一個原因就是可以從中初步了解共產黨與沈鈞儒等人的關係。從相關史料中不難斷定凡被中共稱為君子者，均小人也。沈鈞儒不幸就是「七君子」之一。與別的偽君子不同的是，沈鈞儒只共了別人的產，沒與他人共妻。沈鈞儒的履歷上只有一妻，一九三四年就去世，那年五十九歲的沈鈞儒沒有再娶。與陳獨秀、毛澤東等相比沈鈞儒算正人，但不是君子，因為史料證明沈鈞儒在愛國的名義下，乾的是為共產國際赤化中國的勾當。
沈鈞儒有四子一女。他們是沈謙（一八九五）、沈誠（一八九八）、沈議（一九零九）、沈諒（一九一一）和女兒沈譜（一九一七）。其中沈議留學日本，別的三子留學德國。沈譜就讀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一九三九年在大學期間，由鄧穎超介紹入共，成為地下黨徒。
沈譜表示，她父親沈鈞儒「的一生是和共產黨緊緊聯繫在一起的」。史料也證明從國民黨一九二七年認識到共產黨的危害開始清共起，沈鈞儒就站在了共產黨的一邊。一九三二年，沈鈞儒與陶行知等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後又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等共黨外圍組織，為處於國民政府圍剿中的共匪排危解難，「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讚揚」。一九三三年，沈鈞儒參與宋慶齡等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專門阻礙國民政府依法懲罰聽命莫斯科的中共地下黨員。
這些名不符實的違法活動最終導致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鄒韜奮、王造時、史良等七個「救國會」要人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被捕。
國民政府江蘇省高等法院檢察廳起訴沈鈞儒等被告「系共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其罪在「阻撓根絕赤禍之國策」、「作有利於共產黨之宣傳」、「抨擊憲法，煽惑工潮」、「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勾結軍人，圖謀不軌」、「組織和參加以危害民國為目的團體」等。這些指控現在已被歷史證明。
可是當時沈鈞儒們卻加以詭辯，當審判長說到抗日救國是共產黨的口號，說沈鈞儒是被共產黨利用時，沈鈞儒聲稱：「共產黨吃飯，我們也吃飯，共產黨抗日，我們難道不能抗日嗎」？「假使共產黨利用我抗日，我甘願被他們利用。」
事實已經證明共產黨沒有利用沈鈞儒抗日，而是利用他顛覆了新生的民主中國！對此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時自己泄露說：「我們就是要讓國民黨和日本人鬥個你死我活，而我們從中發展壯大」。而曾擔任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的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則表示，「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卻，卻在乘中央政府和日軍衝突之機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不可估量的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於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只是背信棄義而已。毛澤東利用表面上正確的分析和共產國際的建議，以掩飾其破壞抗日統一戰線的活動。他口頭上說團結，行動上卻拒絕團結，對日本人的軍事行動減少了，反對國民黨的口號提出來了。」
沈鈞儒們則在「愛國」的名義下「阻撓根絕赤禍之國策」，因此沈鈞儒們自然要被紅色宣傳謊稱為「愛國人士」、「七君子」。
即使在中華民國的監獄，沈鈞儒們也享有任何人在紅色中國都無法享有的自由。沈鈞儒自述：「我們終日是談笑快樂」，每天「閱書寫作」，自由交流，一起鍛鍊身體，如打排球，「在院內東西以一繩代網界，三人分南北對打，樂此不疲」。此外，他們還實行獄中自治：「乃器主管會計，造時主管文件，千里主管衛生，公朴主管事務，韜奮及余則僅於各事負補助之責。」
沈鈞儒在家書中，披露杜重遠、黃炎培、錢新之、王曉籟、杜月笙等皆為他們逃脫懲罰而出力，堅持執法的則是吳鐵城、潘公展等。
共黨地下組織為了藉此混淆是非，通過各種渠道大搞紅色宣傳。王安娜在回憶錄中透露，她為了給一美國記者提供素材，特意假冒沈鈞儒的德國兒媳前去探監。就從這件小事上就足以明白為何中華民國能被共產黨顛覆。共產黨猿為了目的不擇手段，可以撒謊，可以殺人，沒有任何道德底線。中華民國的監獄與紅色中國的監獄堪稱有雲泥之別。
王安娜在回憶錄中表示，「我在監獄裡待了一整天。監獄裡相當舒適」。她可以自由地與沈鈞儒們交談，唯一的遺憾是，她是以兒媳探視公公名義去探監的，只能與沈鈞儒等被六個男被告接觸，不能到處亂串，沒能探望史良。
但這不影響王安娜「將獄裡『七君子』的呼聲，傳到國內外新聞界之後，引起了強烈反響，大大地支持了對『七君子』愛國行動的聲援活動。」
王安娜們將為共產黨效勞的七個被告包裝成愛國人士騙取了民意，獲得了支持，也為楊虎城們發動兵變提供了藉口。由地下共黨促成的「西安事變」發生後，楊、張在通電全國的八項主張中，第三條就提出：「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
在各國共產黨徒的暗中參與下，已快被剿滅的共匪被中國民眾的愛國激情所挽救，蔣中正被迫順從偽造的民意放棄剿匪的計劃，將共產黨合法化，導致中國最終被赤化。
唯獨連政敵比如章伯鈞都認為人品無可挑剔的汪精衛有先見之明，認識到「共產黨是國際的，中國共產黨沒國籍，中國讓共產黨發展下去那真是亡國了」。汪精衛寧可背負「漢奸」的污名也要與日本講和，共同反共。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汪精衛在日本的《中央公論》上發表《寄語日本》，文章中說：「侵略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我們可怕的敵人。中國人都知道日本正在排除共產主義，卻不知道日本排擊侵略主義。在中國人看來，日本也是一個侵略主義者，而且對中國的侵略最甚，中國人把『東亞共同體』、『東亞新秩序』看成是滅亡中國的代名詞。如果日本有滅亡中國的企圖的話，中國就不得不和共產主義勢力聯合起來反抗日本。這雖然無異於飲鴆止渴，以暴易暴，而且是暴中之暴，但也是無可奈何。」
可惜汪精衛既不能阻止沈鈞儒上共產黨的賊船，也無法阻攔蔣中正被迫與共產黨合作。沈鈞儒的女兒回憶說，「一九三七年八月，父親和共產黨開始有直接的接觸。當時葉劍英曾經托別人交給父親一個被國民黨在押的地下黨員的名單，讓他以『救國會』的名義進行營救。從那以後，父親跟共產黨方面的聯繫就一直沒有斷過。後來更是積極配合共產黨的活動。」
蔣中正一直到沈鈞儒們跟著中共在日本投降後抵制首次民主選舉後，才明白沈鈞儒領導的民盟是「跟隨中共，掩護共匪的顛覆工作，且為共匪對內對外宣傳工作的應聲蟲」！即使如此，沈鈞儒還是得以於一九四七年，出走香港，繼續作中共的應聲蟲。
共產黨依靠各國共產黨的支持，顛覆了中華民國後，以蔣中正為首的反共人士只是退居台灣，而被共產黨操縱和吹捧為君子的沈鈞儒們無不在紅色中國為此付出更大的代價！
五、為毛戰鬥過的王安娜
王安娜既為毛戰鬥過，也吹捧過魯迅。她在回憶錄中有一章為魯迅唱讚歌，聲稱：「魯迅則用當時被認為是不文雅的大眾化的語言寫文章，他把長期以來束縛中國文學的封建枷鎖砍斷了」。王安娜不懂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但她會用共產術語。中國文化講究文以載道，魯迅反其道而行之，對古典文學宣揚的因果報應、六道輪迴等道理竭力諷刺、大加撻伐，與反傳統反道德的共產黨完全一致，自然會得到共產黨的吹捧。
王安娜在魯迅病入膏肓時到過他家一次，在回憶錄中她寫到：「我告訴魯迅，我在一位中國女朋友的幫助下，正開始把《祝福》和他的其他小說譯為德文」。這再一次證實，共產國際那時在中國的任務之一是翻譯魯迅，推廣魯迅。
最好笑的是王安娜在回憶錄中透露，她在一九三八年，「收留了一個中國朋友住在家中……她叫胡關露，是中學的國文教師。關露是北方人，說的是中國最漂亮的、我認為是最理想的北京話。炳南得知她住在我們家裡，非常高興地說難得難得。」
不知王安娜是真傻，還是裝傻，總之，她的回憶錄表示她對自己面對的人事都知之甚少，比如，她似乎只知道謝葆真「和楊結婚時是一個才十五歲的女學生」，而不知謝葆真和關露一樣都是地下黨員。關露在潘漢年策劃和安排下，打入汪精衛組建的親日反共政府，為共黨搜集了大量情報。王炳南與關露有戀情，一九四五年，王炳南與王安娜離婚後，王炳南曾有意與關露結婚，可是周恩來夫婦認為「兩人結合會對黨不利而表示反對」。因為關露是名聲在外的「漢奸文人」，中共懼怕世人獲知關露是中共黨員。為此關露深受打擊，後來終身沒嫁。在紅色中國，關露又因漢奸罪名兩度入獄，達十年之久，出獄時仍然背著「定為漢奸，不戴帽子」的黑鍋。一九八二年，關露隨著潘漢年平反後，服安眠藥自殺。對此曹漢撰寫的《被黨蹂躪一生的女作家關露—記中共黨員關露的生與死》有詳盡地披露。
不過獲准嫁給王炳南的張浴雲更不幸，她在六十年代就因王炳南被打成特嫌受到牽連而上吊自殺。
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學者坎鵬（Thomas Kampen），曾發表《兩個德國人在西安：王安娜和赫爾伯特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從中可以獲知，這兩個德國人都與史沫特萊有聯繫，都是為共產黨效勞的德國人。與王安娜同齡的赫爾伯特學過牙醫，於一九三三年到上海，進入共產國際在中國的間諜網。在史沫特萊的建議下，他於一九三六年夏天到西安開診所，以此為掩護從事各種「革命活動」。丁玲也曾以廚娘名義隱藏在這個紅色診所。然而，不過半年赫爾伯特就把命喪在他自己促成的「西安事變」的亂槍中。
從王安娜的自傳中可以獲知，最先在「西安事變」中替共產黨搞英語廣播的是史沫特萊，後來接替她的是受斯諾影響的紐西蘭人詹姆斯·貝特蘭。當英國領事館給貝特蘭打來電報，要求他停止協助「反叛分子」後，王安娜便接替了混淆黑白的紅色宣傳。紅色電台「設在古老的宮殿後面風景如畫的地方，是西安和外界聯絡的唯一設備。電台警衛森嚴，進入時要向衛兵出示軍方發給的通行證，然後，由兩名衛兵陪同前往播音處。播音處的機器房裡，也可以看到持槍的東北軍衛兵。槍口的刺刀在半暗半明的光線反射下微微閃亮，衛兵們像鐵人一樣紋絲不動地坐著。」
「西安事變」是共產黨鹹魚翻身，顛覆中華民國的關鍵一步。張學良、楊虎城都是歷史罪人。對此連聞一多當時也表示：「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裝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容許你們妄加傷害！」由此可見「西安事變」在當時多麼不得人心。而蔣中正卻深得人心，對此司徒雷登在一九五四年為他的回憶錄撰寫的前言中寫到，「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在反對將蘇聯共產主義作為中國的政治哲學或計劃中，他一直沒有動搖過。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裡，儘管有日本人的侵略和共產黨的戰爭，但是國家統一的進展、經濟和其他方面的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一九三六年聖誕節那天，他從在西安莫名其妙的被幽禁下釋放，我對委員長和他那能幹的夫人有了忠誠的敬意，並且和中國的人民一道，感到歡欣鼓舞」。
促成張學良和楊虎城綁架蔣中正不是王安娜參與的唯一紅色活動。
王安娜協助斯諾等進入延安後，一九三七年春，還自己陪她稱之為「美國有名的攝影師、美聯社的合作者厄爾·列夫」從西安到延安，途中列夫對王安娜表示，「埃德加·斯諾給他寫的書取名叫《紅星照耀中國》」，「我的書就叫《蘇維埃月下的愛情》」。由此可見紅色記者多麼沒有職業道德。他們可以還沒抵達延安，就罔顧事實，為了美化匪區而憑空幻想。斯諾的榜樣有多壞，從中可見一斑。如果列夫到了延安能夠自由採訪，那麼任何一位紅軍女戰士都可能向他透露，她們在蘇維埃與「月下」，與「愛情」無緣。賀子珍飽嘗懷孕生產之苦後被拋棄；康克清則還不到十八歲就被可以當她父親的「朱軍長」看上，於是由婦女組的組長曾志出面告訴她：「組織上希望你能跟他結合」；蕭月華則在二十三歲時被「黨組織」分配給共產國際派給中共的軍事顧問李德，飽受「德國毛子」地摧殘……
而王安娜在她的回憶錄中也用下列描述，掩飾上述事實：「李德住的窯洞，在延安算得上是居住條件最好的一處，窯洞門口懸著一幅擋風塵用的毛氈，做得很藝術的窗格子上糊了紙，頗有住家的雅致。這個窯洞裡還有更為貴重的東西，那是一架輕便的留聲機。在簡直不曾承受過物質文明恩惠的中國西北部邊遠農村，誰也不知道這架留聲機是怎麼得來的。記得有一個晚上，李德招待我和艾格妮絲到他家喝茶時，他很得意地開留聲機給我們聽，那是一首民歌，一個柔和的女聲唱著：『讓我聽聽愛的話語……』」；「1929年，當時43歲的朱德在江西娶了康克清時，她只有17歲，但兩人真誠相愛，被視為模範夫妻」；「毛澤東說，『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國人，他們的孩子也是黑頭髮、黑眼睛，膚色也和中國人一樣』」；「毛澤東的言談是農民與學者、普通常識與高度智慧的綜合，他的講話對我充滿著魅力」。
北京青年報上一篇題為《八路軍的洋「少校」王安娜》稱，王安娜後來「在華北敵後根據地千里行軍，堅持不騎騾子；長了滿身虱子，便想起毛澤東對她說的：『只有長過虱子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中國人』」。如果真有其事，只能說明來自德國農村的王安娜還不如毛妾江青有教養。至少江青曾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以藍苹之名在上海《大滬晚報》上發表文章《家庭里的事》，明確表示「清潔衛生，是必須講究的」。王安娜甘願被毛澤東欺騙，也幫著毛澤東騙人，實在可悲可嘆！
從王安娜的回憶錄和曾當過王炳南秘書的程遠行的相關著述來看，王安娜在大陸的十九年，主要協助王炳南、周恩來和宋慶齡，以諸如「保衛中國同盟」代表和「八路軍少校」的身份，為共產黨做聯絡、宣傳及統戰工作。王安娜也曾負責把國際援華物資偷運給躲在後方的共軍，為共產黨趁機發展壯大出了不少力。
中日戰爭時期，王安娜在上海的活動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一位在柏林結識她的日本人出面安排她去了一趟東京。王安娜沒有因「日本之行」改變其親共立場，但這趟沒有請示中共的自由之行卻激化了共黨對她的不滿與猜疑，本來她就被懷疑為「雙重間諜」，這下給王炳南帶來更多麻煩。程遠行寫到，「王安娜為此很苦惱、很失望。她為我黨做了許多出生入死的工作。她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遵照周恩來的指示，跑印度支那、跑香港、跑敵占區、跑前線，從來就沒有一句怨言；而今，卻因為這件事先無法請示的『日本之行』，讓自己的丈夫在黨內挨整，她很寒心。為了不影響丈夫的工作和前途，也為了解脫自己的苦惱，她決定和王炳南分手。」
王安娜最遲一九四一年又回到重慶，因為紅色臥底馮亦代在回憶錄中表示那年在重慶結識她。毛澤東製造了借國軍之手，清除黨內異己項英的「皖南事變」後，王安娜積極配合周恩來及其領導的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與外國記者和各國外交官聯繫，向他們說明國民黨發動反共高潮的真實情況，揭露蔣介石發動內戰的陰謀」。這是中共媒體對王安娜的讚美，從中可以得知，王安娜一直被中共利用來散布顛倒黑白，扭曲事實的紅色謊言。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同情和支持中共，但沒有加入中共的王安娜作為宋慶齡的助手在上海為「保衛中國同盟」工作，她們的主要任務是反對美國援助國民政府，繼續利用各種機會向紅區運送緊缺物資。
一九五五年，王安娜離開紅色中國。王安娜不是斯諾，毛澤東不需要她，從此她被拒之於國門之外，無法與唯一的兒子見面。一直到一九七九年，紅色中國的大門才為民眾開啟。王安娜才得以作為中共的朋友到中國參觀訪問，受到她在延安結識的鄧穎超和康克清接見。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發生時，王安娜和我都在德國，或許她也象我一樣從此看穿中共，總之，她一九九零年才病逝。
王安娜自己說：「我不是置身局外的旁觀者，而是新領導人的朋友，是他們事業的參加者」。王安娜不僅屬於挑動支持楊虎城與張學良武力綁架蔣中正，要挾國民政府停止剿匪計劃的紅色勢力，而且為國際共產勢力打著愛國救亡的旗號混淆視聽，暗中發展勢力，最終顛覆中華民國發揮了難以估計的作用。
與蕭三的德國妻子葉華相比王安娜還算幸運。「文革」中，葉華和蕭三被以「蘇修特務」等罪名關押了七年多，出獄後又被軟禁了四年多。而王安娜只是飽嘗了與兒子分離的痛苦，沒有嘗過紅牢的滋味。不過王安娜的中國丈夫王炳南和她在回憶錄中讚美的林彪們與沈鈞儒們就沒她在西德這麼幸運了！
六、「七君子」的下場
一九四五年，中共召開七大。毛澤東在政治報告中就提出：「開國以後掌握了政權，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可惜沈鈞儒們對此渾然不知，等到他們中的章伯鈞們明白這點時，已經晚了。
章伯鈞們剛開始象「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一樣被中共任命為非要害部門的部長。章伯鈞意識到：「民主人士擔任部長是形同虛設」。即使如此，十年不到，他們及其親屬都遭到殘酷迫害。
共黨篡奪中國的政權後，沈鈞儒們主動解散了所謂的「救國會」。從史料來看，「救國會」叫「救共會」才名副其實。一來中共自己透露「七·七事變」後，王炳南在上海全力以赴投入「救國會」的工作；二來，「救國會」在王炳南們的操控下沒做過救國之事。在此僅舉一例。一九四一年，蘇聯正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艱苦至極時，與日本簽署《蘇日中立條約》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此前蘇聯先與北洋政府簽署《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該協定第五條規定：「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抗日戰爭爆發後，又與民國政府締結《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其第二條規定：「倘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約定，在衝突全部時間內，對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援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得用以施行不利於受侵略之締約國」。蘇聯背信棄義，不是中國的盟友，最遲在《蘇日中立條約》公布後，每個真正的愛國知識人都應該認識到這一點並加以抵制。
「救國會」的宗旨本來是抗日救國，但「救國會」卻以補充為由收回了交給中央社發表的由王造時執筆起草的《致史達林元帥的信》，因為此信受到周恩來的批評。
中共剛上台時，除王造時外，還在世的「七君子」全得到高官厚祿。對此沈鈞儒的女兒說，「在那個時期，他曾經提過一個意見，說共產黨對民主人士太優待了。他當時住的房子很寬敞，很漂亮，還有一個警衛排」。不過八年，那些跟他一起為共黨奮鬥過的人「如他的秘書李庚、民盟的葉篤義，都被宣布為右派。他感到很不理解，思想上很矛盾，也很痛苦。因為他對毛主席崇拜得太厲害了，都到了迷信的程度。他覺得毛主席怎麼會搞出『反右』的活動呢。他的這些思想，只是偶爾跟他的好朋友胡愈之有一些交流。但是對於黨當時的種種政策，他還是竭盡全力地去服從」。胡愈之在列寧死後，在《東方雜誌》上以「愈之」等筆名發表了五篇文章，吹捧梅毒患者列寧，謳歌他的紅色恐怖，是專門暗中赤化個人和組織的共特。
對此章詒和透露：「在民盟中央，別看沈老（鈞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幟性人物，可中共黨員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當然，還有統戰部在後面指揮胡愈之。」
胡愈之不需要出賣沈鈞儒，但「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卻為了自保出賣了章伯鈞。史良在紅色中國名高位重，可象宋慶齡一樣只是共黨的擺設。章伯鈞在被史良出賣後斷言：「我相信，史良發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為她在決定開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即使出賣了良心，史良也沒能保住自己，同樣落到被迫彎腰挨批鬥的地步。連她昔日的情書都成了罪證。史良孤獨的死後，留下的漂亮首飾全是無人要的假貨。
沈鈞儒年老糊塗，逃過共黨的迫害，但他的盟友與後代卻不得不承受惡報。對此章詒和寫到：「一九五八年初，民盟上上下下眾多右派，被逐一處理。萬不想左派們也跟腳一一做了長篇書面檢查。這其中既有從一開始就積極投入的吳晗、鄧初民，也有半路甩出殺手鐧的史良，還有交叉身份（中共黨員、民盟成員）的薩空了、周新民等人。可見在毛澤東眼裡，不僅章（伯鈞）羅（隆基）是右翼，整個民主黨派都是右翼。」
「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象共匪頭目，既共人產，又共人妻。章乃器在民國時期，任安徽省財政廳長時，每月補助共軍三萬銀元，但在紅色中國出任糧食部部長後，業績就是印發了在中國歷史上從不需要的糧票！五年不到，章部長就被打成右派，失去官職。時年七歲的小兒子章立凡被安派在批鬥會上發言與父親「劃清界限」。在一九六六年的紅八月里，章乃器被紅衛兵打成重傷，第四任妻子王者香是中學老師，死於一九六七年。一九七七年章乃器含冤病逝，三年後，中共才給他「平反」。
王造時在《致史達林元帥的信》中批評《蘇日中立條約》出賣中國利益。因此，當沈鈞儒們被調到北京時，學位最高的王造時閒居上海，只在華東文教委員會掛了個委員頭銜，工作單位也沒有。一直到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目睹這位昔日好友的窘境，才聘他去任教授。
中共「反右」時王造時被打成「右派」，中共搞「文革」時王造時又首當其衝。一九六六年，「七君子」被捕三十周年之際，王造時被以「歷史反革命—現實大右派」的罪名拘捕，關進上海第一監獄。一九七一年，反對國民黨的王造時就死在共產黨的監獄中。共產黨的監獄可不比國民黨的監獄！九年後，王造時被兇手「平反」。
王造時的兩個兒子和女兒海若均因此患了精神分裂症，女兒海容則因拒絕參加復旦大學對其父親的批鬥，也被打成「反革命」備受折磨而死。
沈鈞儒的女兒沈譜和其丈夫范長江也一樣不得好報。
沈譜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日在重慶與范長江結婚。中共在中華民國辦的《新華日報》於第二天專門報導了他們的婚事，「這沒有儀式的婚禮，因此不同凡響。賓客沒有特別的饋贈。我們都看到了馮玉祥先生和于右任院長的賀聯，黃炎培先生、王崑崙、郭沫若、田漢先生的賀詩，周恩來同志也簡要地祝賀新婚夫婦『同心同德』。」
范長江（一九零九－一九七零）曾是民國時期自由媒體《大公報》的記者。范長江美化共黨占領區比斯諾還早。他從一九三五年起就在其報導中公開稱共匪為紅軍，對剿匪一詞打上引號，公開否定剿匪。「西安事變」後范長江到西安採訪了周恩來，並在周恩來的安排下，於一九三七年二月到延安與毛澤東一夜長談。從此，范長江便象斯諾一樣成為毛澤東的吹鼓手。范長江從延安回到上海後，第二天就在《大公報》發表震動朝野的政論《動盪中之西北大局》，接著他在《國聞周報》發表《陝北之行》的連載，令毛澤東欣喜萬分，三月二十九日親筆致函范長江：「你的文章，我們都看到了，深致謝意。弟毛澤東」。沒有他和斯諾的生花妙筆，韋君宜們恐怕不會把匪區當「聖地」而投奔。
《大公報》是中共一直滲透的自由媒體，一九三一年在《大公報》的第一個中共地下黨員吳硯農身份泄露，但他只是被胡政之安排去日本留學，併兼任駐日記者。一九三八年，范長江參與發起的「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也象「左聯」一樣，接受中共地下黨領導。其時的國民黨中宣部長邵力子就是中共地下黨徒。范長江則於一九三九年經周恩來介紹在重慶秘密加入共黨。
一九四一年，蔣中正命令逮捕范長江，李濟深卻把他放走了。范長江等人在香港創辦《華商報》，繼續充當共產黨的喉舌。一九四九年後，共產黨就不需要這位紅色名記了。「文革」期間，范長江、沈譜夫婦都遭到迫害。一九六七年起范長江就被關押，受盡折磨。一九七零年，斯諾與毛澤東在天安門慶祝中共國慶不久，比斯諾小十四歲的范長江就在河南確山跳井自殺。沈譜用了八年時間，為丈夫的冤死而奔走呼號。一九七八年中共為范長江召開了追悼會，其後，又建立了范長江新聞獎基金會，表彰他的紅色劣跡。
沈鈞儒的大兒子沈謙的兒子沈人驊娶了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周秉德的父親，也就是周恩來的三弟周同宇，在「文革」時被周恩來親筆批捕，關了七年。
在王炳南身邊工作了近八年的程遠行與友人一致認為王炳南是共黨不可多得的外交家，是紅色中國外交的創始人之一。在共黨顛覆中華民國的過程中，王炳南做了大量赤化工作，促成了「西安事變」。在重慶時他不僅是周恩來的右手，還是周恩來的耳朵和嘴巴。一九五四年，王炳南擔任中共日內瓦會議代表團秘書長，次年出任波蘭大使。在中共為了獲得民主國家承認的過程中，王炳南又以大使身份做了大量秘密工作，包括代表中共和美國代表會談，達成了「中美承認在中美兩國願意回國者的返回權利」的協議。一九六四年，王炳南被調回大陸，出任外交部副部長，但也免不了於一九六六年被打成「國際間諜」，遭到迫害，妻亡家破。
綜上所述，違背天理人倫，為共產國際顛覆中華民國而奮鬥的洋人與華人都沒有好下場！
2012年06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