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15日，美國聯邦調查局特工從華盛頓總部走過。（Madalina Vasiliu／英文大紀元）
檢察官說，陳先生聲稱自己在天津也有一家公司，並向臥底聯邦調查局特工表示，他可以（選擇）去中國旅行，在那裡獲得報酬，「並且說他在（中國）獲得的報酬讓他在美國獲得的報酬相形見絀。」
陳先生和林先生現在面臨的指控包括：充當未註冊的中國代理、行賄和多項共謀，包括洗錢。
與中共保持一致的歷史
2001年，《紐約時報》時任發行人小阿瑟‧蘇爾茲伯格（Arthur Sulzberger Jr.）曾率領由該報作者和編輯組成的代表團前往北京，與中共談判，以解除該報網站在中國境內的封鎖。幾天後，該報發表了對時任中共黨魁江澤民的採訪，網站得以解禁。
正是江澤民，違背其他中共高官的意願，親自發動了「剷除」法輪功的運動。
隨著迫害的不斷升級，《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都對中共政權的暴行進行了猛烈的報導，並揭露中共妖魔化法輪功的宣傳。
而《紐約時報》卻反其道而行之，大篇幅報導中共的宣傳。
在一個案例中，該報甚至宣揚法輪功學員如何接受中共洗腦和脅迫，放棄信仰，得到好處。
一篇報導稱，一名「仍在集中營」的法輪功學員說「勞教所比我的家還舒適，勞教所的警察非常有禮貌、和藹可親。」
根據《大紀元時報》獲得的FDIC即將發布的一份報告，在過去25年中，該報近三分之二有關法輪功的文章都包含各種虛假和不實陳述，所使用的詞彙通常來自中共。
數十篇文章將法輪功稱為「邪教」、「教派」或「邪惡教派」。
2002年2月14日，中共警察在天安門廣場綁架法輪功學員。(Frederic Brown/AFP via Getty Images)
在某些情況下，該報承認這些標籤來自中國共產黨，但在其他情況下，該報則以自己的口吻貼這些標籤。
研究中國宗教的學者、人權研究者，包括有勇氣了解法輪功的記者，都得出結論，這些標籤是毫無根據的。
伊恩‧詹森（Ian Johnson）曾於2000年為《華爾街日報》撰寫了一系列關於法輪功的開創性報導。他認為法輪功「與許多關於邪教的常見定義不相符。」
他寫道，「其成員與組織外的人結婚，有外面的朋友，從事正常的工作，沒有與社會隔絕，不相信世界末日即將來臨，也不向組織捐獻大量金錢。最重要的是，不接受自殺，也不接受身體暴力。」
他寫道，「」[法輪功]本質上是一種非政治的、內向型的修煉方式，旨在從精神上淨化自己，改善健康狀況。」
《紐約時報》只在少數文章中勉強對法輪功的信仰做了最基本的解釋：它的核心信條是真、善、忍。
據法輪大法信息中心（FDIC）顯示，儘管法輪功遭受暴行迫害的證據越來越多，該報卻置之不理。
2016年，《紐約時報》記者迪迪‧克爾斯滕‧塔特洛（Didi Kirsten Tatlow）採訪了幾位中國器官移植醫生，無意中聽到他們的談話，暗示中國利用良心犯作為器官移植的來源。大約在同一時間，一些人權律師和研究人員已經整理出大量證據，證明中共確實在殺害良心犯，以推動其蓬勃發展的器官移植產業，而主要目標就是法輪功。
塔特洛女士準備繼續進行調查，但她說她受到了編輯的阻撓。
她在2019年向中國法庭（China Tribunal，一個獨立的專家小組，負責審查強摘器官的證據）提供的證詞中說，「在我的印象中，《紐約時報》，我當時的僱主，並不高興我繼續進行這些（關於器官移植濫用行為）報導，儘管最初容忍了我的調查，最終卻讓我無法繼續。」
2018年12月8日，中國法庭律師哈米德‧薩比（左）和中國法庭主席、王家大律師傑弗里‧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在倫敦舉行的公開公聽會上。(Justin Palmer)
在聽取了包括記者、研究人員、醫生和前中國被拘留者在內的50多名證人的證詞後，該小組於2019年6月得出結論，「多年來，在中國各地發生了大規模的強摘器官行為，法輪功學員是器官供應的來源之一，而且很可能是主要來源。」
專家組的最終判決在媒體上引起了軒然大波，引發了《衛報》、路透社、天空新聞、《紐約郵報》等數十家媒體的報導。
法輪大法信息中心寫道，「然而，《紐約時報》卻保持沉默。」
近年來，該報對法輪功的報導逐漸表現為「公開敵視」。
2020年，該報利用當時的反種族主義熱潮，宣稱法輪功禁止異族通婚。這顯然是不實之詞，因為異族通婚在法輪功修煉者中很常見。
該報的文章還把法輪功描繪成「神秘」、「極端」和「危險」，但卻不屑於證實這些說法。
另一方面，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殘酷性被該報說成是指控而已，法輪功的反迫害行動被該報定性為「公關活動」。
宣傳歷史
《紐約時報》在擴大共產主義宣傳方面有著不光彩的歷史。
20世紀30年代，《紐約時報》的明星，俄羅斯記者沃爾特‧杜蘭蒂（Walter Duranty），掩蓋了蘇聯在烏克蘭造成的饑荒，甚至因此獲得了普立茲獎。
大約是在1925年，《紐約時報》駐莫斯科記者沃爾特‧杜蘭蒂（Walter Duranty，1884—1957年）正在閱讀一份蘇聯共產黨的官方報紙《真理報》。（James Abbe/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根據蘇聯問題專家倫納德‧萊舒克（Leonard Leshuk）所著的《1921—1946年美國情報部門對蘇維埃政權的看法》一書，杜蘭蒂在私下談話中確認他知道這場饑荒。
萊舒克先生寫道，「杜蘭蒂告訴一位在柏林的美國國務院官員，『要與《紐約時報》和蘇聯當局達成一致』，他的官方通訊總是反映蘇維埃政權的官方意見，而不是他本人的意見。」
幾十年後，《紐約時報》委託一位顧問確定是否應該追回普立茲獎，顧問的結論是應該追回，但該報拒絕這樣做。
阿什利‧林茲伯格（Ashley Rindsberg）撰寫的《灰夫人眨眼》（The Gray Lady Winked）一書指出，杜蘭蒂事件並非孤立事件。
林茲伯格先生寫道，「在蘇聯崛起的早期關鍵時期，該報公然將親共宣傳作為新聞報導發表」，並且一直持續到蘇聯時期。
他寫道，「《紐約時報》經常刊登共產黨特務和蘇聯同情者撰寫的新聞報導和分析文章。即使《紐約時報》的領導層認為這些親蘇報導不準確或具有誤導性，他們也肯定不會採取任何行動。」
毛澤東的獨裁統治造成了約8000萬人的死亡，但他竟被該報譽為「民主的土地改革者」。
戴維‧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在1973年為該報撰寫的一篇專欄文章中寫道，「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社會實驗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最成功的實驗之一。」
林茲伯格先生寫道，菲德爾‧卡斯楚即將在古巴掌權時，《紐約時報》也為他的形象助了一臂之力，稱他為「民主人士」，該報的發行人甚至會見了卡斯楚。1995年，這位共產主義獨裁者再次來到該報總部，該報對他的美國之行進行了有利的報導。
1998年8月23日，古巴領導人菲德爾‧卡斯楚（Fidel Castro）在多米尼加共和國巴尼（Bani）向人群發表講話。(Roberto Schmidt/AFP via Getty Images)
該報前編輯湯姆‧昆茨（Tom Kuntz）看到卡斯楚在辦公室受到狂熱的歡迎，成群結隊的工作人員追隨著這位獨裁者，為此感到「憂心忡忡」。
他告訴《大紀元時報》，「那情景就像麥可‧傑克遜或貓王（Elvis）走進了大樓。」
中共的槓桿作用
自從《紐約時報》前發行人蘇爾茲伯格先生決定將該報推向全球以來，其在中國的存在一直被視為重中之重，該報在北京和上海都設有分社，但這背後似乎也有附加條件。
昆茨先生問道，「如果你想成為一家全球性報紙，你必須怎樣做才能讓中國滿意，在中國保持業務？」他說，「儘管緊張狀態一直存在，但我知道，他們和很多公司一樣，都在努力保住進入中國的機會。」
2012年，該報對溫家寶（Wen Jiabao）的家族財富進行了揭露。溫家寶時任中共總理，也是中共領導層中最後一批支持溫和政治改革的聲音之一。
作為回應，中共封鎖了《紐約時報》網站，包括幾個月前剛剛推出的中文版。包括蘇爾茲伯格先生在內的報社高管都試圖說服中共重新開放網站。
（左）一人展示設備上的《紐約時報》應用程式。蘋果公司將《紐約時報》從其中國應用商店下架，因為當局告知該公司該應用違反了相關規定。(Fred Dufour/AFP via Getty Images)
（右）2012年10月30日，《紐約時報》上海辦公室外的牆上掛著一塊牌匾。(Peter Parks/AFP via Getty Images)
史密斯先生帶頭創建了中文網站。他寫道，「我們開始了長達一年的遊說工作，希望能解除封鎖；我們多次與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外交部會面；我們與新華社社長（部長級職位）和人民日報社社長（另一個部長級職位）合作；我們與魯珀特‧默多克的前政府關係總監交談，他與中宣部有親屬關係；我們甚至嘗試藉助一系列聲稱對習主席身邊人有影響力的中間人走後門，進行談判；當然啦，我們利用一切機會與習主席本人會面，希望能重現與江主席會面時取得的成功。」
時任執行主編吉爾‧艾布拉姆森（Jill Abramson）後來在她的書中抱怨，蘇爾茲伯格先生背著她，「根據中國大使館的意見起草了一封《紐約時報》致中國政府的信，幾乎等於是在為我們最初的報導道歉。」
她寫道，「在我看來這份草稿令人反感，說我們對這篇報導的『看法』表示道歉；讀到這封信時，我的血壓都升高了。」
她說，她質問出版商時，他不斷重複說「我沒有做錯任何事」，並同意重新起草這封信。
艾布拉姆森女士寫道，最後的版本仍然「令人反感」，因為「『對不起』這個詞仍然出現在我看到的信的最終稿中。」
史密斯先生寫道，2012年後，《紐約時報》堅持「打入中國大陸市場」，並推出了一系列新舉措，包括印刷出版物、通訊，建生活方式網站。
到了2019年，《紐約時報》的中國辦事處雇用了數十名記者，其中有些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有些是通訊員。這是《紐約時報》在海外擁有的人數最多的機構。
然後，病毒來了。
2022年11月27日，上海，一名男子在抗議中共清零政策時被捕。(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2月，《華爾街日報》刊登了沃爾特‧拉塞爾‧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的一篇署名文章，標題是「中國是亞洲真正的病夫」，文章抨擊中國對新冠病毒疫情處理不當，並質疑北京的權力和穩定性。
中共抗議說，該標題帶有「種族歧視」，並以驅逐該報三名駐華記者作為回應。
同一天，川普政府將五家中國國營媒體指定為外國使團。次月，川普政府為中國國營媒體設定了美方人員上限，事實上驅逐了60人。
3月17日，中共做出回應，驅逐了《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的大部分記者，並給他們10天時間收拾行李。
第二天，《紐約時報》廣告部的郵箱裡收到了一份爆炸性請求。佛羅里達州房地產商布雷特‧金斯通（Brett Kingstone）希望刊登一則整版廣告，呼籲中國對這一疫情負責。
廣告定於2020年3月22日刊登，已經獲得批准、付款、印刷，並已在早期版本上發布，但報紙突然在半夜被叫停，導致大部分印刷版無法刊登該廣告。
發言人丹妮爾‧羅茲‧哈（Danielle Rhoades Ha）通過電子郵件告訴《大紀元時報》，「這則廣告不符合我們的標準，不應該出現在《紐約時報》上；在被《紐約時報》員工內部標記後被刪除。」
2009年12月7日，位於紐約的《紐約時報》總部。(Mario Tama/Getty Images)
當問及這則廣告是否受到來自中共的任何壓力時，發言人沒有回答。
不過，《紐約時報》經常刊登由中共控制的一家公司出資的宣傳廣告。
金斯通先生說，《紐約時報》的一位高管告訴他，一名中共官員曾打電話給該報領導層，要求撤下這則廣告。《大紀元時報》無法獨立證實電話是否發生過。大紀元記者試圖聯繫該負責人請求置評，未果。該報發言人既沒有證實也沒有否認打過這樣的電話。
前聯邦調查局特工、經濟間諜專家帕特‧拉弗林（Pat Laflin）說，中共「不可能」沒有試圖向該報施壓。
他說，「他們到底說了什麼，有多微妙，或者不太微妙，這些都是猜測，我不知道；至於電話打進來沒有？有的！」
就在金斯通先生的廣告被撤下的第二天，即2020年3月23日，《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的執行主編發表了一封致中國政府的公開信，懇求撤銷驅逐行動。
他們在信中強調，他們的報導對中共冷酷無情地處理疫情的方式給與了正面評價。
信中說，「我們在顯著位置刊登了新聞和分析，敘述了中國在遏制和減輕病毒傳播方面取得的顯著進展。」他們說，「即使是現在，我們的一些記者在即將面臨被驅逐的情況下，仍在報導中國如何調動國家資源開發疫苗，為中國和全世界數十億人帶來希望。」
2021年11月，拜登政府放寬了對中國媒體的限制，作為交換條件，中共允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的記者更方便地離開和返回中國。
自2020年以來，《紐約時報》因發表一些推崇北京路線的專欄文章而屢遭批評，其中包括其編輯部去年發表的一篇標題為「誰在從與中國的對抗中獲益？」的文章。
《紐約時報》專欄文章《誰在從與中國的對抗中獲益？》截圖（截圖來自英文大紀元）
安全政策中心高級研究員、中國戰略評估專家、大紀元撰稿人布拉德利‧塞耶（Bradley Thayer）認為，這篇署名文章是對失敗的對華「接觸」政策的認可。
他指責該報「在意識形態上愚昧，拒絕看到共產主義政權的本質。」
前海軍情報官員、中國問題專家詹姆斯‧法內爾（James Fanell）說，從另一個角度看，《紐約時報》在避免與中國對抗方面有著既得利益，這僅僅是因為它想保住進入中國的機會。
他說，「我認為這是顯而易見的。」
《大紀元時報》向《紐約時報》提出了13個具體問題，要求其就本文概述的指控發表評論，這些問題包括《紐約時報》的記者只尋求負面採訪、《紐約時報》以前根據中共的宣傳對法輪功的歪曲，以及對神韻進行負面描繪將如何幫助中共在國內外鎮壓異議人士等。
《紐約時報》拒絕回答任何問題，只說「作為一般政策，我們不對報紙未來可能發表或不發表的內容發表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