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民主論有大批的信奉者。但是，對流氓史漫長的地帶來說，人們更信奉穩定論。據說，法律也承認，不公正勝過無秩序。暴君勝過暴民，流氓勝過亂世。他們習慣了流氓的存在，他們往往患有極深的、甚至不為己知、不為自己承認的綁票心理，他們把流氓當作一個文明必然的人格來接受。尤其對大流氓，他們覺得那是自古而然天經地義的，是超出他們之上的成功人士，是他們需要的須臾不可離棄的權威，是他們生存於世的最有效的裁判。因此，他們甚至接受不了流氓民主論，他們的神經心智聽不慣各種流氓在台上吵嚷、揭老底、打架，一統天下，耳根清靜，多好。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也是流氓。
一個流氓社會裡的大小流氓不承認自己是流氓是最正常不過的事了，可憐的倒是那些被他們管著的大小馴民們不承認統治他們的是一群流氓，官員、幹部、公務員、服務生，這是他們給予流氓們的榮譽。他們已經不考慮流氓的未來，似乎流氓是跟文明相始終的一類人。既然如此，流氓統治他們就是一種「必要的惡」。的確，在諸如家族、部落、種族、國家等文明單位里，流氓是最為重大的人格形式之一。但這並不意味著流氓在任何文明單位里都能永遠地混下去，永遠地管下去，用我們古代漢語的話，「唯彼作威，唯彼作福，唯彼錦衣，唯彼玉食」。對流氓的馴服是文明演進史上的重大課題。從馴服家庭的流氓開始，到馴服國家的流氓，人類已經取得了相當多的成果。現代文明最重要的收穫就是讓每一個人自成主體，讓每一個發揮創造潛能。就是說，在個人無限豐富的創造力面前，流氓的「混」與「管」都是一種需要審判的罪惡。
但遺憾的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明其「明德」，都認知到人的目的性和人的創造力。他們在擺脫自身的流氓屬性方面總顯得三心二意，不夠有信力，有慧力。比如他們總要搞一下比較、權宜，他們說，民主是他們同意的，但他們覺得一個企業內部必須獨裁才行；企業怎麼發展，必須聽一個人，所以他們要呼籲善待企業流氓，要鼓勵企業流氓們放心大膽地騙錢。他們還說，比起法西斯德國來，義大利的流氓政治就是一種「較輕的害」。甚至在今天，全世界的政治經濟秩序都顯得疲軟無力的時候，各階層、種族、地域、利益集團爭權奪利的時候，他們會想起墨索里尼把大家捆綁在一起的辦法，那種辦法似乎是有用的、有效的，那種辦法今天在東方國家的部分實踐正成為大家羨慕的對象。
但流氓就是流氓，這裡沒有任何假借。有的大家長對內不錯，或說是仁慈的權威，或是由家庭成員民選出來的，但他們對外卻是流氓十足的。有的國家似乎上層共和了，但它的元首和共和機制卻也是流氓十足的。有的民族已由民主致富了，但一提起它的毛病，它的全體成員就會跳腳大罵。對流氓家庭、流氓民族、流氓國家的態度幾乎是文明史上最為蒙羞的一頁。直到今天，人們仍無誠實地表達對流氓的嫌惡之意志。文化史家、政治哲學家、社會學家們甚至多把流氓當做人類社會的常態。
對待流氓和流氓社會，作為旁觀者，參與者，人們有時候不得不表態。遺憾的是，大多數人的態度是不正當的。因為他們心裡有權宜。墨索里尼統治的二三十年代，義大利確實被管得相對有序，他也得到國內大多數人的支持。在外面，蕭伯納崇拜這個流氓，說「終於有了像似負責任的領袖」——我們得原諒蕭，因為他的意思是說，在這之前，各國的大流氓只混不管，蕭只是誤把墨索里尼說成社會主義同路人；龐德公開支持義大利國家流氓，說墨索里尼延續了傑斐遜的事業——我們得原諒詩人，他不懂政治；弗洛伊德送親筆簽名著作給墨索里尼，把這個流氓稱為「文化英雄」——我們得原諒大師，他在尋找文化的出路時飢不擇路；美國駐意使節查德替流氓的自傳寫序，稱墨索里尼是「此空間此時間最偉大的人物」——我們得笑話美國人的幼稚，改不了見老大就拜的幼稚病；邱吉爾則在流氓起家的時候就稱讚他，說墨索里尼是「活著的最偉大的立法者」和「列寧主義毒藥的解藥」——我們得笑話這隻狐狸，就這麼出來混，最終是要還的，英國為它的鄉愿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今天我們都知道墨索里尼是什麼人，一個流氓，一個喜歡在陽台上發表演說的丑角和小打小鬧的流氓，甚至可憐地做了希特勒的傀儡。我數次在流氓演講的陽台下走過，那裡早已成為人民閒庭信步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