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我升入初中。學校初建，只蓋起辦公室、教室和宿舍，教室與教室、宿舍與宿舍之間，隔著大大的土堆。開學伊始，學校為每個班配置了大筐和抬槓，我們便開始了曠日持久的鏟高墊低工作。接著是大煉鋼鐵，我們班被分去背鐵礦石。每天一早出發，翻過一座大山，又爬上另一座更高的山，才到有礦石的地方，往返幾十里，走山間崎嶇小道。每天背兩趟，第一趟尚可，第二趟就力不從心。同學們爭先恐後地「放衛星」，誰背的多，大喇叭上便會表揚誰。我那時身體瘦小，體重只有八十斤，每次居然背六七十斤。每晚收工在九、十點鐘，日子一長，瞌睡難熬。有一次邊走邊打盹，竟栽進一個小溝里。還有一次，天已晚了，才開始從山根向上爬，雙腿實在僵硬得不聽使喚，渾身像散了架，腦袋發脹，便把背上的礦石卸去大半，回來時剩下二十幾斤，為此受到批評。這樣背了一個多月，才允許返回學校，進行正式大煉鋼鐵。
起先，每煉出一批鐵疙瘩要過磅。後來眼見我們班落後了，其他班級已經上萬斤，班幹部們一合計，決定也跟著「放衛星」。我們班也一萬、兩萬甚至十幾萬地報了上去。果然，學校的大紅喜報也送到我們的場地上。大家都很興奮，覺得好玩極了，爭「放衛星」成了吹牛比賽。到了晚上，很少有人去睡覺，實在困得撐不住，靠牆打個盹兒，接著再干。從校內到校外河堤上，平爐一座接著一座，火光映紅夜空，高音喇叭不斷傳來新的喜報，比過元宵節還熱鬧。
大煉鋼鐵一結束，學校又讓深翻土地。說是深翻的土地，種的山藥蛋可以結二十多層，每畝可收幾十萬斤。學校要求我們必須確保挖一米深。幾個人一組，先挖一條一米寬、一米深的長壕，班幹部量過尺寸，再挖同樣一道長壕，將先前的長壕填滿。這樣深挖過的土地，人行走起來十分困難。第二年播種時，牛一進到地里，四條腿深陷下去，肚皮挨著地面，人們費了很大勁才將牛抬了出來。那個村的農民氣憤極了，說這簡直是在破壞他們種地。
從背鐵礦的工地上回來，正式的大煉鋼鐵尚未開始，學校在做準備工作。利用這短暫的休整期，我請了兩天假，回村看望家人。一進門，炕上亂七八糟，八歲的妹妹照看著四歲的二弟和兩歲的三弟。他們緊緊把我圍起來，問我為什麼很久沒有回來，爭著和我親熱。傍晚，母親從地里回來，一臉疲憊。從她口中得知，父親到東南山上大煉鋼鐵去了，村里男勞力全走光，地里的莊稼全靠女人，無法弄回，有的已經爛在那裡。母親還告訴我，近日祖父和伯祖父被人從口外押回，關在公社裡，聽說每天只給幾兩糧，餓得厲害。第二天，母親特意蒸些窩窩頭，要我帶著到十五里外的公社看看兩位老人到底又犯了什麼事。
走進公社大院，首先看到烈日下跪著一排老頭。我的心格噔一下，急忙走上前，中間有我的祖父和伯祖父。他們都低著頭，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流，褲腿挽起，膝蓋下面是碎玻璃渣子。我走到爺爺面前，低聲叫著，問他：「這是咋啦，你因為啥又被押回來？」他擺擺手，示意我別問，大爺（伯祖父）也不住地搖頭。這時從房間裡走出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幹部，招手讓我進去。他問了姓名，然後告訴我：「你爺爺他們是因為土改時未鬥垮，現在押回來重新鬥爭。」並要我和他劃清界限。我本是給老人家送點吃的，那人把窩窩頭留下，示意我趕快離開。
爺爺他們當年土改時淨身離家，房子、土地都被分了，奶奶和母親領著三叔和我討吃要飯過了一年多，還有什麼沒有鬥垮呢？爺爺走時，還是托我母親向姥娘家借了二十塊錢作的盤纏，沒帶走任何東西，怎麼過了十幾年又重新鬥爭呢？要我和他劃清界限，也要講道理呀，他究竟犯了什麼罪？後來得知，當時人民公社剛成立，資金極度匱乏，購置農具沒有錢，蓋大隊辦公室、修建糧倉、籌辦飼養處都沒有材料。隊裡先是動員人們入股，經過幾年高級社的折騰，多數人早已一貧如洗，誰有資金？我村為了蓋辦公室和庫房，曾幾次動員一戶徐姓人家獻出閒著的房子，徐家不同意。後又動員其入股，說是要作價，將來償還，徐家還是高低不答應。最後村幹部夥同一個下鄉幹部，秘密做了一份材料報到縣裡，徐家很快被定成漏網富農。於是，他家的那幾間閒房被順理成章地沒收。重新鬥地主富農，就是希望藉以解決資金問題。
公社想從我爺爺身上鬥出兩千元，村里又給我父親加上五百元。那天晚上，父親被叫去，逼他交錢，他交不出，被五花大綁捆了一繩，又被吊在房樑上，昏死過去，幾次用涼水噴醒。次日上午，我正在街上和幾位本家叔叔閒聊，支部書記邢耀龍走過來，劈口問我：「你爹躲在家裡幹啥，為啥不出去幹活？」我正在氣頭上，粗聲回應他：「被你們打得快死了，還能幹活！」「啊，誰打他啦？你小子不要胡說八道！」「你知道還裝啥洋蒜！」他一下子火了，跳到我面前，雙手叉著腰，大聲訓斥道：「不要以為你上了中學有啥了不起，還想反攻倒算哩！」「你也不要以為當了支書想幹啥就幹啥，國有國法哩！」他惱羞成怒，伸手打我兩個耳光，氣急敗壞地叫道：「敢教訓老子，你個小地主崽子，還反了哩！」我正要還擊，被幾位叔叔硬是拉著推回了家。父親和母親把我訓斥一頓，說我不懂事，在村里誰敢得罪支書啊！我第一次強烈地感受到人世的不平，這兩記耳光是我終身難以忘記的恥辱。
回到學校後，心情很久不能平靜。後來，周圍的同學，有的入團，有的加入基幹民兵，得到老師的信任，這些都沒我的份兒。有時班裡召開積極分子座談會，我也無緣參加。我處處不如人，唯有努力學習，把別人遠遠甩在後面，才能讓我受傷的心得到些許安慰。
不久，遠在集寧的二叔來了一封信，說他把年初和一位老鄉合買的馬車賣了，將賣得的七百元錢寄回了公社，匯款單上的收款人是我，要我去查問一下。本來到公社問一下就完事了，可我卻怎麼也想不通。他們當年流落到口外，十幾年的艱辛，就積攢下這麼一點財產，完全是靠自己辛苦掙來的，憑什麼要交給公社，這是土改時未鬥淨的財產嗎？這是靠剝削得來的嗎？那時我也常常看報紙，哪有這樣的政策！照此下去，再過十年，還要重新鬥爭呢，那不是西瓜皮擦屁股——沒完沒了嗎？
我走進公社辦公室，直接向他們要匯款單。一位三十多歲模樣的幹部問我：「你憑什麼要，那是寄給我們的！」我說：「匯款單上收款人是我，我有權要！」「給你個球！」這位幹部粗野地罵道：「我們已經把錢取回，匯款單在郵局，你到郵局去看吧！」「那你們也得給我個收據。」「給你收據，以後想算帳咋的？」另一位二十多歲的年輕幹部也來幫腔，並且用諷刺的目光看著我說：「你算個球，給你兩個耳光還差不多！」這句話深深刺痛了我，一定是公社開會時支書談到了打我的事。我的自尊心又一次受到傷害，非要他們開個收據不可。那年輕幹部把我推出門外，我又一次衝進去。那個三十多歲的幹部吩咐旁邊幾個人：「給我取根繩子，把這個小地主捆起來，我就不信你小子還反了哩！」
正在這時，我們村的彭聚財老漢走了進來。土改後，彭曾當過二年村長，後來到鄉里工作，公社成立時擔任信用社主任。一見這情景，彭老漢死拉硬拽將我弄出公社大院，並一直推出村外，大聲喝喊道：「快回去吧，這是你說理的地方，捆一繩子還不是白挨，年紀輕輕的，別瞎鬧，這是政策，你能抗得過！」彭聚財和我爺爺年齡差不多，過去農忙時曾給爺爺打過短工，和爺爺關係一向比較好。父親說：「你彭大爺真是為你好，捆你一繩子還不是白挨，今後凡事要忍耐點。」聽著父親的教誨，我心裡總是難以接受。人們為什麼這樣不講道理？這年放寒假，新來的紅旗班主任，給我的操行鑑定表上寫道：「該生思想反動，牴觸現實。」我去問他，他說：「你曾經大鬧公社，還以為我們不知道，以後要放老實點。」
初中三年很快結束了。在班裡，學習方面，我始終是第一名，可是從思想方面來看，又是全班最落後的，屬於倒數第一名。特別是一九五八年後半年，班主任由呂國瑞換成元子忠以後，對我的嫌棄更顯突出。元當兵出身，轉業後先在勞改農場管理犯人，斗大的字不識幾個，竟到中學當班主任，還被稱為紅旗班主任。他與班裡大多數學生都不融洽，動輒吹鬍子瞪眼睛罵人，同學們很討厭他。
臨畢業時，班長提議，在自願的情況下，每人出兩元錢，湊起來給原班主任兼數學老師呂國瑞買點禮品，以表示對他三年來辛勤教導的感謝。我也交了錢。班長他們幾個年齡較大的同學，張羅著繡了一面錦旗，還買了些禮品。離校那一天，小雨，家在農村的同學無法成行，我們便把行李存放在劉桂棟同學家里。劉三年來一直和我是同桌，他很小父親去世，母親靠給人們做針線維持生活。次日雨停，我們各自回家，等待升學錄取通知書。
回家只住三天，我便去集寧看望爺爺奶奶。爺爺在張家河公社被關至年底。二叔賣掉他和三叔的自行車，又借了點錢，湊足五百元寄回，總算把爺爺贖了出來。父親對爺爺的情況很不放心，早想去看看，由於請不准假，只好委託我去。
一個月後從集寧返回時，錄取通知書早已發完。我到學校去問，回答是未被錄取。接待我的那位老師不無惋惜地說：「真可惜啊！你在全地區考取了第一名，唉，唉……」我問他我為什麼，他只是搖頭，示意我別再問了。我隨即到和我要好的同學雒義家，雒告訴我，原來是那兩元錢闖的禍。我們送給呂國瑞老師一面錦旗，惹惱了元子忠。他指令團支書整理一份材料，說我們放假後，在劉桂棟家裡以存放行李為名開黑會，密謀反對他。於是，以班長為首的一個反動小集團便被製造出來了。儘管我們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學達到了錄取分數線，可最後只錄取了寥寥數名，也就是靠近團支書的那幾個人。凡出兩元錢的人，統統被視為這個反動小集團的成員，全部落榜。雒義講完後，我突然問他：「招生委員會為什麼不來調查一下？情況不是這樣的嘛！」「你說人家是相信組織，還是相信你個人？」我無言以對，只覺得自己完了，到頭來還得回村受窮受欺負。一種從未有過的悲涼情緒，久久地瀰漫在心頭，真是懊喪極了。我雖然拿到了初中畢業證，卻從此失學了。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十三期，2011-0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