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片巨大的殘垣廢墟，一塊塊冒煙的龜裂土地。一隊隊主要由自發自願者組成的人群，在那裡奔突呼號。遠道而來的以及本地的自救組織和團體，在四川大地震災區，如雨後春筍，冒出地面。
我們看到，王怡等朋友的「秋雨之福教會震後救助事工」緊急動員起來了，冉雲飛等朋友們深深投入了，「愛白成都青年同志中心」迅速行動起來了，「五一二民間救助服務小組」和「NGO四川救災聯合辦公室」組建起來了，北京的羅永浩等牛博網的朋友千里迢迢、韓寒等青年長途跋涉，赴川救援了……。從基督教團契，到佛教僧尼；從國內臨時組建的慈善機構以及社會和環保團體，到國際久負盛名的非政府機構；從大學生組織的Green SOS到尚民社會發展研究所，不約而同，在中國的政府和軍隊之外，開闢了另一個救災現場，在滿目瘡痍的災區。
最新一期美國的《時代》周刊敏銳地觀察到：「地震呈現了中國自我中心這代人（Me generation）的悲天憫人的一面。它把政府置於空前未有的監查之下。從此，中國不復是原來的中國了。」
從天而降的毀滅性災難，一瞬間使一個全權社會突然停擺，其統治機器和管理網絡突然斷裂、解體，驟然帶來了短時間的管理真空，權力真空。而大災帶來的大量緊迫的救援需求、醫療需求、物資需求、秩序危機、管理危機，這種超大範圍的燃眉之急，縱是再強大的極權政府也無力解救。於是，民間自救應運而生，自發的民間組織應運而生，而過去僅存於地下的公民組織也一下子浮出了水面。仿佛一下子回復到了「人飢我飢，人溺我溺」，守望相助的初民社會時期。人們自發地組織起來，搶救生者，掩埋死者，傳送捐款，傳遞緊急物資，運來仁漿義粟，專業人士和醫療人員，實施災區消毒防疫，進行身體和心理治療，各省人士紛紛認領和收養孤兒………。
平日被高壓的思想和言論管制整蠱得冷漠隔絕的人際關係，平日被殘酷的生存競爭弄得絕情寡義的社會氛圍，其精神之牆，在汶川轟然一聲巨響之後，倒塌了。災民們相依為命，組織起來，自救救人，相互呵護，拉近了人們之間的距離，拉近了心靈之間的距離。這種自發組織，這種心靈的呼應，不是意識形態教條塑造而成，不是官方權威強力整合而成，它出自人類天性，出自自救本能，具有綿長的生命力。
雖然，當局對民間自發的組織一直有本能的警惕，對體制之外的私立慈善機構、宗教和社會及環保團體一直進行監視和壓制。人所共知，過去在中國，要想成立一家非政府組織（NGO）要過無數關卡，而且還要掛靠一個官方單位。然而，大難之下，人命關天，巨災面前，人們衝破了恐懼，衝破了限制，蓬勃生出的公民團體已是勢不可擋，並繼續頑強地在擴展它們的空間。
災民群體是維持這種空間的主要力量。他們已無所失，他們已無所畏。他們此生下半輩子，就是為自己的親人討回公道，討回正義，討回補償，討回生命的尊嚴。
過去，筆者曾基於共產極權社會消滅了民間社會的現實，曾指出現代中國社會重建的艱難。那是在一片物質的、倫理的、精神的上廢墟的重建，幾乎是從零開始。人壞掉了，社會的細胞、單元給毀掉了。要重建，就只有依靠從最基層的社區入手，建立一條一條的鄉規民約，在契約關係上，一層一層地把一個文明社會重建起來。
然而，不期然地，巨災大難成為人類靈魂的洗滌劑。它可能轉變成公民社會的第一塊磚。
雖然，一名浙江地區的NGO組織者，根據以往的經驗對其他非政府組織說：「槍打出頭鳥，誰也別太表現自己，老大哥在看著呢。」歷次運動，給了中國人太多的教訓。這句悲愴的警語，飽含無數國人血淚。
但是，免於恐懼的自由仍然不顧一切地開始升起，正在倔強地占領災民的心田。「我的孩子已經死去，我的妻子已葬身瓦礫堆下，我已無所失。我已無所畏懼。」如此巨大的災難震撼，使得心理畏懼的底線已然越過，恐懼感正在消失。我是災民我怕誰？挺身而出，捍衛自己的權利——或許，公民就是這樣造成的。
這是一個警察國家走向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臨界點。
誠然，歷史經驗指出，在危機當時，當局急火燎心，在內外巨大壓力之下，一些放鬆封鎖和管制的措施可以出台。然而，危機之後，權力壟斷的慣性使其故態復萌。就像當年的薩斯（SARS，非典）事件當局的表現一樣。危機之中和危機之後，劃然有別。
然而，論災難震撼之烈，薩斯不可同日而語；況且，如今的天時地利人和都非復當年了。如何把大災中獲得的公民權利及民間空間凝固下來，在法律上，在事實上凝結下來，不能讓其收回去。這是擺在國人面前的課題。這是民間與當局的長期反覆博弈的焦點。
我們穿行在歷史的隧道中。雖然，盡頭還未曾看見，然而直覺告訴我們，它已不遠了。
——原載2008年5月《觀察》網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