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段「蘇聯之旅」：一位美國政治人的青春印記
1988年，伯尼·桑德斯還是佛蒙特州伯靈頓市的市長。那一年，他帶隊訪問蘇聯，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和亞羅斯拉夫爾待了十天，簽下「姐妹城市」協議，順便也在那裡度蜜月。
這一段經歷後來成了美國保守派攻擊他的把柄——「看，這個人年輕時就迷戀蘇聯！」
客觀地說，這次蘇聯之行對他的影響至少有三點：
1.強化了他對「高福利國家」的迷戀：
蘇聯的全民醫療、廉價住房、教育普及，在當時仍給許多左翼知識分子一種「另一條現代化道路」的幻覺。
2.加深了他對冷戰的反感：
他一直主張美蘇應減少敵意、增加合作，強調「和平共處」，後來自然延伸為他一貫的「反干涉主義、反軍費擴張」——是否很傻很天真？。
3.促成他後來的一種「區分」：
在蘇聯垮台之後，他愈發強調：
•自己不是「蘇聯式社會主義者」，而是「民主社會主義者」。
這就引出第二個問題：那他到底在想什麼？
二、從蘇聯陰影中走出的「民主社會主義者」
桑德斯在2015年喬治城大學的演講中，第一次系統說明：
•什麼是他心中的「民主社會主義」。
概括起來，他的自我定義是：
民主社會主義=繼續完成羅斯福「新政」未竟之業，
通過民主方式，把經濟從「億萬富豪階級」手中奪回來，建立一個「對普通人公平」的資本主義+高福利混合體。
具體來說，他主張：
•單一支付人制度的 Medicare for All（全民醫保）；
•免學費的公立大學和減免學生債務；
•提高最低工資、強化工會、縮減貧富差距；
•更高的富人稅、財富稅；
•大規模綠色投資（Green New Deal），強調綠色就業與公共投資。
他一再強調：
•不搞蘇聯式計劃經濟；
•不要一黨專政；
•不要取消市場，而是用高稅、強監管、福利制度「修正市場的不公」。
換句話說：
桑德斯版本的「民主社會主義」，其實更接近歐洲式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
但這只是「自我描述」。真正的問題是——其政治後果是什麼？
三、他如何影響了曼達尼這一代「新左派」
到曼達尼這一代，「桑德斯式民主社會主義」已經不只是一個理念，而是一整套話語與政治路數。
在公開報導與訪談中，曼達尼自己承認：
「是桑德斯2016年的總統競選，給了我『民主社會主義』這套語言，來描述我自己的政治立場。」
這句話有幾個關鍵信號：
1.不是只是『認同』，而是「給了語言」：
也就是說，曼達尼原本具備一種「反資本、親再分配」的直覺，但缺少一套自我包裝的理論話語；桑德斯把這套話語「制度化」了。
2.從國會到市政的「下沉」：
桑德斯在聯邦層面打的是「總統選戰」，曼達尼則把同樣的理念往市政層面推進——紐約這樣的大城市被當作「民主社會主義在美國的試驗田」。
3.理論→話語→政策組合：
曼達尼的政策（凍結房租、公共交通免費、公共托兒、城市公有雜貨店、提高富人和企業稅等），本質上都是桑德斯路線在地方上的「落地版」。
所以，從思想傳承角度你完全可以這麼概括：
•桑德斯是「聯邦層面的旗手」，
•曼達尼是「城市治理版的操盤手」。
四、「民主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東東？
如果撇開他們的自我宣傳，把「民主社會主義」擺上政治經濟學的手術台，大致可以拆成三層：
1.價值層：反資本主義的不信任
•認為資本主義天然製造貧富差距、勞工剝削與金融危機；
•認為「億萬富豪階層」與「華爾街—華盛頓聯盟」腐蝕民主；
•因此要通過稅收、國有化、監管、工會等方式把權力「從資本手中奪回」。
2.制度層：高福利+強政府+高稅負
•核心是「全民保障」：醫保、教育、住房、托兒、退休等儘量公共化；
•為此需要：更高的所得稅、資本利得稅、財富稅，更多公共開支；
•經濟結構上，混合「公共所有+工作者所有+市場機制」，試圖在「不完全否定市場」的前提下，儘量讓國家和工人掌控關鍵部門。
3.話語層：道德化政治+身份政治
•把貧富差距、氣候危機、種族議題、性別議題，統統納入「結構性壓迫」的敘事；
•通過「政治正確」「取消文化」等方式，形成一種道德高地——不支持他們的改革，不僅是「錯」，而是「不正義」。
所以，「民主社會主義」並不只是經濟政策，它是一整套道德—政治—經濟綜合工程。
資料照片：曼達尼當選紐約市長
五、在中美博弈背景下：他們會不會「搞亂美國」？
有提出一個關鍵問題就是：
在今天中美博弈的複雜背景下，桑德斯、曼達尼這一批「民主社會主義者」，會不會一步步搞亂美國，從而「幫助美國的競爭對手」？
可分四點來判斷。
1.短期內：他們不是「第五縱隊」，但會削弱美國的內部協調能力
沒有證據顯示桑德斯或曼達尼與中國、俄羅斯、伊朗一類地緣競爭對手有任何合作，他們的出發點多半是真誠的——減少不平等、削減軍費、反對無休止戰爭。
但問題在於：
•他們主張大幅縮減軍費、關閉海外基地、結束經濟制裁，強調「國際工人階級團結」，而不是國家利益優先；
•在現實世界，這會削弱美國在印太、歐洲、中東的威懾力與談判籌碼；
•在一個仍然存在強權競爭的世界裡，「單邊解除武裝」式的理想主義，很容易被對手當成「戰略窗口期」。
換句話說：
他們不是「有意幫敵人」，
但他們的路線在客觀效果上可能削弱美國的戰略能力。
2.中期看：高福利+高稅收+反資本，會拖累美國的創新優勢
美國對中國最大的優勢，不在廉價勞動力，而在：
•高等教育體系；
•創新生態（矽谷、資本市場、創業文化）；
•高風險—高回報的制度環境。
「民主社會主義」如果在全美層面全面推開：
•對高收入、高資本積累群體的極高稅負，會衝擊科技與金融創新的激勵結構；
•高福利環境會逐步改變社會的「風險文化」，把美國從「創業社會」推向「安全社會」；
•長期看，這很可能削弱美國在 AI、晶片、生物科技等領域的領先優勢。
在中美長期科技競賽中，這無疑對美國不利。
3.內部政治層面：撕裂加劇，治理癱瘓
民主社會主義的崛起，一定會強化美國國內的意識形態對立：
•左翼將資本主義妖魔化；
•右翼則把「民主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直接等同；
•國會更難就預算、軍費、工業政策形成穩定共識。
這會使美國在對外競爭中呈現出一種「內部耗能型民主」：
花大量時間在國內內戰，沒有精力制定長期、穩定的對華與對外戰略。
從這個意義而言，他們客觀上「搞亂了美國」，但未必是主觀想幫誰。
4.長期文明層面：信仰真空+政治神化=制度滑坡
更深一層的問題是文明性的：
•當美國社會的宗教信仰衰落，
•個人責任倫理崩塌，
•「國家福利」被當作新的救贖形式，
民主社會主義就容易變成一種「政治宗教」：
用國家代替上帝，用福利代替恩典，用再分配替代悔改與自我承擔。
這種文明滑坡，不會立刻毀滅美國，卻會慢慢把美國變成一個制度上還叫民主、精神上已是依附型群眾社會的國家。
而對手國家，只要維持足夠的國家意志與長期戰略，就可以在慢賽中占據優勢。
六、結語：他們既是「病症的產物」，也是「病情的加重者」
所以，綜合判斷是：
1.桑德斯與曼達尼，不是間諜，也不是簡單的「敵人同路人」。
更多是美國內部長期積累的不平等、不公、金融化與階層固化的政治反彈。
2.但他們所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屬於「善意卻危險」的政治處方：
出發點是治療資本主義病症，卻有可能讓美國失去創新優勢、戰略定力與文明根基。
3.在中美博弈大背景下，他們確實可能客觀上「削弱美國」，給其他大國留下戰略機會窗口。
最後，讓我們作個冷靜的總結：
桑德斯一代，是在蘇聯陰影與新政記憶之間長大的左翼理想主義者；
曼達尼一代，是在全球化失衡與身份政治氛圍下成長的「新左翼實踐者」。
他們既是美國病症的產物，也是美國病情的加重者——關鍵不在他們個人，而在這個文明願不願意回到信仰、責任與制度節制的三重根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