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鵬口中的「三怪」亂神

作為民間慈善行動的標杆性人物，@李承鵬以牙還牙地反擊了對其蘆山「作秀」的質疑後，終於可以抽空評點一下其它的時事素材：「這三天，受害者姓名反成為敏感詞，這事兒怪吧。保衛家鄉環境被家鄉部門彈壓，這事兒怪吧。20年救助底層的茅于軾被底層民眾圍攻，這事兒怪吧。可這些怪事一直在發生，我們無能為力。這證明怪力亂神成為正常邏輯和主要力量。我們唯一能做的：在全城假裝歡呼新衣服時，讓一個小孩變成兩個、三個……更多」。

「受害者姓名反成為敏感詞」指的應該是朱令案。在@一毛不拔大師等故友的推動下，要求重審重查這樁19年前舊案的呼聲在微博論壇上高漲不退，籲請者甚至已經想到了集體前往美國白宮網站請願，稱其當年同舍同學孫維有動機、有途徑獲取鉈、導致朱令癱瘓，此後更名並通過「婚姻欺詐」赴美，故而「請求政府調查並驅逐她」。

與此同時，「朱令」這個名字新近成為網絡敏感詞，反而更加添了同情者對孫維家庭干預司法的想像。比如，已經甚少就公共議題發言的昔日微博女王@姚晨，前天就截圖為證：「青年朱令，19年前被投毒。19年後，這個名字再次中毒。今日五四，截圖紀念」。

令@姚晨和@陳坤一同轉發、高呼「朱令！」的是@央視新聞在4月26日發布的「清華女生朱令鉈中毒事件」視頻記錄——這一輪輿情中，因為有了部分中央媒體的推波助瀾而更顯洶湧。今晨，騰訊網易鳳凰即在首頁展示新華網之介入，《輿論呼籲及時澄清「朱令案」傳聞》中連發七問：「近20年來面對此案的種種傳言，甚至是直指司法不公的傳言，警方並沒有及時予以澄清。目前這種『全民福爾摩斯』式的以訛傳訛，無論對於受害者朱令，還是『嫌疑人』孫某，都是不公平的。輿論認為警方有責任、有義務向公眾澄清並及時回應：朱令案到目前為止十九年懸而未決的局面，究竟是何原因？警方當時掌握了哪些證據？案子卡在哪裡？當初警方那些『只剩一層窗戶紙了』的表態是否屬實，又指向哪個嫌疑人？對朱令家屬的詢問乃至申請信息公開，究竟為何搪塞、不予告知？玄之又玄的所謂『法律、法規及相關規定不予公開的其他情形』具體指的是什麼？特別是公眾質疑的，當年本案有沒有受到權力的不正當『干涉』？」

雖然「全民福爾摩斯」在網絡輿論場上占了主流，但也並非沒有逆流者。比如微博上的@王志安、@刀爾登、@鄭褚等人均值此重申「疑罪從無」之原則，@韓東微言更聲稱：「我認為朱令案是中國少有的具有法治精神的案例之一，司法部門沒有屈從於民意，沒有刑訊逼供，沒有有罪推定，沒有因為不能破案而找替罪羊，一切以證據說話，一切遵循法治精神，這個世界懸而未決的案件很多，中國也不例外！」

作為正式媒體，騰訊今日話題亦曾在5月1日呼籲「對正義的追求熱情似火之際，不妨也來看看這件事的另一面」。呼籲網民接受「近六成刑事案都難覓兇手，破不了的『懸案』才是大多數」的現實之後，責編張春續寫道：「『冤有頭、債有主』，大概是人們最樸素的正義觀之一，而當現實是『冤無頭、債無主』時，任誰的胸口都堵得慌。再加上人的好奇心也渴求『真相大白』，所以人們需要一個『結果』，孫維就被當成了那個『結果』」——只可惜，騰訊編輯這場「程序正義經常與人們的情感起衝突」的勸解，收穫的調查結果是，98%的投票者仍認為「該對朱令案重啟調查」。

成都人@李承鵬所說第二怪，應該就是他周六自稱「從雅安趕回來了……我要呼吸」中所蘊含的主張。就在過去的這個周末，在四川成都和雲南昆明相繼發生環保抗議行動，雖然沒有此前啟東、什邡所造成的網絡動靜那麼大，但也是圍觀者無數。

不能將微博論壇上的嘈雜引入門戶，但至少可以有一篇《四川石化稱彭州建石化項目不影響成都空氣品質》展現在昨日首頁。是由四川新聞網、中國西部網出面提供四川石化質量安全環保部負責人訪談稿：「記者：網友認為，石化是高污染行業。彭州建了那麼大一個石化工廠，每天那些煙囪都會冒出大量廢氣，會不會影響成都的空氣品質？負責人：首先，我不贊成簡單地把石化產業定義為高污染行業。判定一個企業是不是高污染，取決於該企業生產控制和環保設施是否到位。記者：即使項目的排放量沒有造成空氣品質超標，但不可否認的是，排放的大氣污染物仍然在擠壓當地的環境容量，讓彭州和成都的自然環境變得更加脆弱，對嗎？負責人：如果只看生產基地在排放的這件事本身，這個說法是有道理的。但是應看到的事實是，一方面，地方政府按照國家減排要求，通過淘汰落後產能，騰出了更多的環境容量；另一方面，四川石化項目投產後，能向市場提供更高質量的油品，大大減少了成都地區汽車尾氣中的有害物質，反而對改善成都空氣品質有積極作用。」

如同過往每次環保遊行之後一樣，環球時報總能比事發地的媒體說得更多。今天是社評《重化工不缺天時，有人和就有地利》：「昆明部分民眾5月4日走上街頭，抗議PX和PTA項目在該市下轄的安寧市設籍。幾乎同時，成都下轄的彭州也有部分人在網際網路上再次呼籲反對石化項目在當地投產。自從廈門市民2007年成功將PX項目逐出該市後，類似環境衝突問題像『擊鼓傳花』一樣在大連、什邡、南通等多地輪流上演。昆明部分反石化項目的民眾顯然想達到同樣目的。昆明市街頭上周末的動向顯示，中國大型重化工項目的選址難題仍未解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對重化工項目的旺盛需求同民眾越來越重視環境的價值取向將長期衝突。中國體制本有善於社會動員的優勢，但在這個難題上被卡住了。」

接下來的一些話，其實這份人民日報子報早就說過多遍：「目前重化工項目選址地的百姓對政府沒有那麼高的信任，他們對項目環境危險度的認識大多來自老印象和直覺，甚至更相信網上的傳言。不得不說，中國社會現在失去了圍繞重化工項目形成環評共識的能力。各地圍繞重化工項目的聽證起不到真正溝通民意的作用，反對者態度的尖銳和一些時候的非理性使得政府和企業都多少有些忌憚，巴不得聽證過程『得過且過』，實質衝突因此而後延，也因此更有爆炸性。」

第一財經日報今天也在分析如何《走出「聞化工色變」的困局》：「信息的告知和公眾的參與，是一開始便要同步進行，而不是等到項目即將上馬，再做象徵性的宣布。要走出『聞化工色變』的困局，同時還得依靠強有力的環境監管。這一點跟不上，『鄰避效應』就不會終止」。

《雲南社科院評昆明千萬噸煉油項目：長期看是災難》——網易在首頁推薦的報導亦是來自第一財經日報，同時，這家門戶還有自建專題表明立場：《化工項目為何受質疑，公權力凌駕公民權利》。

「有人嘲笑抗議的民眾『不懂科學』，有人訝異為何近年來中國屢有因化工項目而起的熱門事件。為什麼化工項目在中國總不被民眾信任？民眾需不需要專家和官僚傲慢地科普、僭越地替自己決策？」——顯然，這家網站不僅對「官方常掩蓋、偽造、罔顧化工項目污染相關信息」、「法律限制了公民對化工項目選址的知情和決策權」感到憤怒，更是要指控那些「專家的傲慢與偏袒」：「『科學理性』不代表『專家高於公民』……科學是理性的，但在中國使用和宣傳科技知識的人既不中立於價值和利益衝突，也缺乏對公民權利的尊重……積極的『公民參與』比『專家意見』更符合當地居民的『真實利益』。」

專題結語更是「有態度」：「當民眾面對環境風險時，決策過程中的民主參與是絕對有其必要，科技的決定必須要併入民主的過程當中。而當官方允許的政治渠道忽略和限制民眾的正常參與訴求時，更直接的行動或許就成為市民不得不實行的手段。」

@李承鵬所說的第三怪，即「20年救助底層的茅于軾被底層民眾圍攻」，甚至比前兩怪更加令中國網際網路輿論場躁動。

對像李承鵬這樣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來說，茅于軾當然是正面人物，他的崇拜者甚至將這位經濟學家比作中國脊樑，為他每一次痛批毛澤東、馬克思、計劃經濟、權貴尋租的語錄而興奮、而歡呼。但對左派意見領袖所影響的另一批民眾來說，茅于軾非「漢奸敗類」不能形容，他們非但不能認同「茅如屎」對中共體制的大量貶斥，更是對其持續公開抨擊「偉大領袖毛主席」而憤慨不已。可以說，對茅于軾的評價，就是在中國區別政治傾向的最好試紙。

周六發生在長沙的故事是茅于軾計劃在長沙演講，因遭一些反對者現場圍堵而被迫取消，據傳改為小範圍座談。更早一些，是4月25日在瀋陽，當這位應邀前來講課的天則經濟研究所榮譽理事長批評剩餘價值論時，會場中有人站起大聲反駁。根據左派人物@孔慶東當時的描述，是「遼寧省黨史學會副秘書長王新年提出不應該發表反馬反毛這種言論，茅于軾方面召來警察，把王新年塞進警車拉走」；而據瀋陽警局官方微博事後公告：「當天上午9點，警方接到報警，演講會現場有人鬧事，擾亂公共秩序，經了解因為學術觀點問題，牟某和王某與正在演講的專家茅某和工作人員趙某發生激烈爭執。並稱在警方反覆勸說未果的情況下，將當事人勸至派出所進行調解，雙方矛盾得到緩解，當事人隨後自行離開。」

如今再遇抗議，@茅于軾前天上午已通過微博自述心情：「近20年來我致力於扶貧工作，投入家庭儲蓄百萬多元。幫助了成千上萬個窮人。可是最近不斷打電話騷擾我的都是語言粗魯的低收入人士。我得罪他們的是『廉租房不該有私人廁所』，『不要為釣魚島開戰死人』等主張。他們不明白自己的利益到底在哪兒，喜歡聽灌米湯式的宣傳。這真是我們國家的危險所在。」

這樣的感慨，頓時激發兩極褒貶。一方贊之「真言」，如@李承鵬一般痛惜底層民眾之被「洗腦」；一方斥之「虛偽」，高呼「人民已經看穿漢奸本色」。

勢不兩立之間，@環球時報評論沖了進來。這個帳號留言如下：「茅于軾是個有爭議的學者，很多觀點經不起推敲，他今天的影響力主要來自於他的爭議吧。但只要他在法律範圍內表達看法，他的所有人權都應受到保護和尊重。我們可以不喜歡他，可以與他爭鳴，也可以忽視他，但不能侵犯他的權利，這是所有理性行為人應該遵守的底線。」

不過，這段話迅速遭遇左派人物@司馬平邦帶頭駁斥：「請環球時報歷數一下茅于軾具體什麼權利受到了侵犯？有人抗議他，也只是行使自己的抗議權，而不是傷害茅于軾的言論權，你環球時報沿著法律的標準講，別拿公知腔忽悠。」

為了平緩事態，@環球時報評論決定刪去這段呼籲不能侵犯茅于軾權利的微博，並發聲明，預告自家報紙次日將刊評論員文章，且「觀點與本博不同」。

由單仁平署名，這篇《做大眾政治焦點，茅于軾的選擇》如約而至：「最近幾天，茅發微博抨擊對他施加的『暴力』，他的支持者們紛紛轉發力挺，與反對者激烈互斥。茅于軾一直是爭議度頗高的公眾人物。稱讚者將其樹為偶像，貶斥者甚至認為他缺少基本的經濟學造詣。茅最突出的言論是他對毛澤東的『全面否定』，以及他對現行政治體制的批判。他的一些具體觀點，如『釣魚島可以不爭』、『中國不能造航母』、『廉租房不應有私人廁所』等也都引來劇烈的爭議和一些人的反感。總體而言，公眾對茅的經濟學觀點印象不深，他成為輿論焦點，大多是因為與經濟關係不大、反而跟政治牽涉較深的言論」。

下面一段話更成為門戶轉載之時選取標題的重心，即「茅于軾言論挑戰中國主流政治觀點」：「茅不是普通學者，或者說他的很多公開言論突破了社會通常理解的學術範疇。他的言論往往有強烈的價值取向，挑戰中國主流政治觀點。如果換一種表述，他對政治做了些能被社會『看得很清楚』的涉入。他的身份也因此比一般學者複雜得多。茅的『鐵桿』支持者和反對者都有很固定的圈子。前者是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西方一些精英人士等。後者是中國網際網路上被稱為『左派』或『五毛』中的積極分子。這種『涇渭分明』的支持和反對，也驗證茅與政治超越普通學者的特殊關係。」

而後，環球時報是在向那些為茅于軾所受衝擊打抱不平者喊話：「深入、求實的討論很難展開，網際網路文化對喊口號和貼標籤形成事實上的鼓勵。茅于軾本人其實也有意無意塑造了自己『獻身於民主、自由』的形象，並以這種形象的不變應對中國現實複雜多樣的萬變。茅于軾因為自己的『立場』獲得支持，包括去年他獲得美國人頒發的弗里德曼獎。也因此飽受爭議，承受了一些並非他本人獨有的代價。值得一提的是，電話騷擾和在會場上『被衝撞』，中國輿論場上的很多活躍人士都遭遇過。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艾未未就曾公布多名他反對的人士的電話號碼，要求他的支持者打電話『伺候』。中國需要大眾政治文明的不懈建設，事實上，茅的『鐵桿』支持者和反對者在這方面都有『共勉』的空間。大眾政治中的對立面聲稱『勢不兩立』，實為相互影響甚至相互依存的關係。『鬥爭文明』的進步只能是各派之間大體同步的，這裡並不存在只屬於某一派的『絕對道德高地』。茅于軾以他84歲高齡應有的見識和影響，理應做中國社會團結的促進者，避免使自己成為分裂社會的衝突點。這與他持什麼樣的學術看法無關。這取決於他的胸懷，取決於他如何使用個人影響力的態度。」

顯然，這份在茅于軾支持者中通常以左派形象出現的人民日報子報，是吸取了昨天網絡留言招致「盟友」抱怨的教訓，言語間更多地是批評民主自由派。說起來，也真是有深入虎穴的勇氣。從微博發布升級成不能刪去的白紙黑字，哪怕再字斟句酌，也難逃非議——這回來自右邊。

@中青報曹林從文字表達角度入手：「環球時報典型屁話：我們不太了解近日圍繞茅于軾風波的細節（不了解你評個屁啊），從常理講，我們反對人身言論攻擊，尤其反對針對論敵的各種騷擾和威脅（廢話嘛）。當然，我們無從確認茅所稱受「電話騷擾和威脅」的真實性，以及它們的程度（不確認你評個屁啊）。茅不是普通學者，身份複雜的多（這個是確認的？）」

左邊的@司馬南確實比昨天的心情好了些：「@胡錫進的彎彎兒繞講的很有水平。立場鮮明，講話委婉，誓把『委約風格』進行到底。環球時報評論的這種艱苦探索，很多人並不買帳。茅于軾及其擁躉者定會跳出來大力反對之。」

的確，單仁平一出，今天又有右派支持者在嘲諷「球報出來叼飛盤」。正如@任志強所言，在他們看來，「這幾天有許多反對茅老師的行動與語言。更有許多故意扭曲事實的謠言。甚至懷疑茅老師做過大量公益的事情。沒認真讀過茅老師書的人，至少也應從網上，微博上查查茅老師都做過些什麼。別總生活在謠言之中。別將靈魂出賣給了魔鬼。」

@榮劍2013今晨亦為「左右的國民待遇大不一樣」而感到焦慮：「毛左聚眾上街舉橫幅喊口號沒事，甚至打砸搶燒，把事鬧大了才有人出來收十。而要求公開官員財產的公民上街照個相，卻被控以非法聚會。區別對待無疑進一步加劇國民內部的分離和衝突。任何國家均有左中右，解決分歧衝突的唯一有效方式就是憲政，支一派打一派無異於火中取栗。」

可是，毛左也在抱怨「待遇大不一樣」。在他們看來，茅于軾能夠公開發布那些「反黨」言論，在社會主義中國就已經是咄咄怪事，更何談瀋陽警察當初帶走的是「自己人」。並且，在本輪風波中，這些思念「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人們，得到了一個新朋友——楊禹。

這位擁有央視身份的評論員，上周五下午貼出一本以茅于軾為封面的書，在微博上留言：「我有一個焦慮是：為什麼您那些反馬克思、反毛澤東、反憲法、反對保衛釣魚島的聲音，可以堂而皇之四散傳播？」

從利益的角度，知識階層除了繼續艱苦卓絕的啟蒙工作，也許還應該反省，自己是否曾經在掠奪底層民眾利益的問題上，有意無意成為權力和資本的幫凶？中國以往的一些重大改革中，部分學者片面追求『交易成本最低』而忽視了社會公正，在其理論指引下，底層民眾成了改革代價的最大承受者，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任何時候知識分子都不能放棄對社會公正的追求，否則知識分子偏離公正一分，自己的觀念的力量就削弱一分，而他者的觀念的力量則一定會增進一分。」

來源：FT中文網作者：徐達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