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1950年10月中國出兵朝鮮問題，中國學界和社會上長期以來流傳著一個說法，即毛澤東本來想請林彪掛帥出征，但林彪反對出兵，故稱病不出，後中央決定改派彭德懷帶兵赴朝作戰。關於林彪「稱病不出」的說法，沒有任何文獻證據，只是出自一些當事人的回憶。有資料表明，決定成立東北邊防軍時，毛澤東首先想到的是交給粟裕指揮，而粟裕託病請辭。毛澤東可能想到過要派林彪去朝鮮，但因林彪病情嚴重，要去蘇聯治病，只能改派他人。但林彪此時已做了帶兵出征的準備和安排。中國出兵朝鮮的最初決策過程很複雜，哪裡是林彪「稱病不出」，彭德懷「挺身而出」那麼簡單？本文摘自2012年11期《史學月刊》，作者沈志華，原題為《韓戰初期林彪「稱病不出」質疑——兼論毛澤東對入朝作戰何人掛帥的考慮》。
粟裕與林彪授銜照拼圖
一
在關於1950年10月中國出兵朝鮮的討論中，中國學界和社會上長期以來流傳著一個說法，即毛澤東本來想請林彪掛帥出征，但林彪反對出兵，故稱病不出，後中央決定改派彭德懷帶兵赴朝作戰。筆者在研究中看到一些文獻，並對知情者做過採訪，發現這種說法有一些說不通的地方。這件事不僅關乎對林彪個人的歷史評價問題，而且涉及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出兵朝鮮這一戰略決策的形成——選擇主帥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因此有必要把歷史的真相儘量搞清楚。
關於林彪「稱病不出」的說法，就目前筆者所見，沒有任何文獻證據，只是出自一些當事人的回憶①。
最早談到這個問題的大概是1982年出版的《聶榮臻回憶錄》，其中說到：「林彪是反對出兵朝鮮的。毛澤東同志原先決定讓林彪去朝鮮指揮志願軍，可他害怕，託詞有病，硬是不肯去。奇怪得很，過去我們在一起共事，還沒有看到他害怕到這個程度。」②聶榮臻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代總參謀長，他的回憶很有權威性和影響力③。
1989年10月張希在一篇文章中寫到：1950年10月2日中央書記處在頤年堂開會，毛澤東主張出兵，談到掛帥問題時，毛略顯急躁地說，原定粟裕，但他有病在青島休養。後與常委商量，考慮讓林彪去，但林彪認為中美軍事力量對比懸殊，貿然出兵恐引火燒身，後果不堪設想。他又說有病，怕光怕風怕聲音。會議上確定讓彭德懷掛帥④。張希時任總參軍訓部參謀，不是直接當事人，他的說法應該不是出自本人的經歷。
1993年出版的《彭德懷傳》的說法與此大體相同：1950年10月2日下午，中共中央書記處在頤年堂開會。毛澤東認為出兵援朝已是萬分火急，原擬派林彪率軍入朝，但林彪不大讚成出兵，稱病推辭，中央書記處遂改派彭德懷掛帥⑤。參與該書寫作者多為在彭德懷身邊工作的參謀或秘書，因此很多重要的研究著作都沿用了這種說法⑥。
1994年出版的雷英夫的回憶文章說：1950年八九月間毛澤東曾考慮讓林彪領兵出征，但林彪卻一再以有病為藉口，堅決不去，並要求到蘇聯去治病。10月6日，中央已經決定出兵，林彪在軍委常委會議上仍然不贊成出兵，並提出了「出而不戰」的方針，遭到周恩來的嚴肅批評⑦。雷英夫時任總參作戰室參謀，應該是直接當事人，他的說法也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視⑧。
1996年出版的吳信泉（第39軍軍長）的回憶錄，記述了1950年10月9日高崗在瀋陽高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高崗說：關於出兵朝鮮，中央是有不同意見的，我也有不同考慮，但既然中央已經做出決定，我們就要堅決執行。又說，彭老總也是「倉促上陣」。原來毛主席讓林彪去朝鮮，他對四野熟嘛，可是林彪有病，去蘇聯看病了⑨。按照這個說法，毛澤東只是曾考慮過讓林彪掛帥，但因其有病，並未委派，而是臨時選中了彭德懷。
口述史料的最大問題就是其準確性沒有保證，因為有諸多因素會影響到當事人的回憶，如記憶誤差、情感變化、政治立場、人事關係，等等。所以，歷史研究者在引用口述史料時一般都要進行考證，特別是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必須找到相應的文獻資料來印證，而不可把某一當事人的回憶史料作為唯一的證據使用。對於「林彪稱病不出」的問題，自然也是如此。這裡涉及幾個重要問題：毛澤東最初是否曾決定派林彪掛帥；林彪的身體狀況是否能夠帶兵赴朝作戰；林彪是否反對出兵朝鮮；林彪是否拒絕掛帥出征。
二
從目前出版的文獻資料看，中共中央最初決定帶兵赴朝作戰的人不是林彪，而是粟裕。韓戰爆發以後，美國立即決定進行軍事干預。為了應付可能出現的危急情況，1950年7月2日，中共中央或毛澤東本人決定成立東北邊防軍，並通過周恩來將這一情況向蘇聯大使做了通報⑩。在7月7日中共中央正式做出成立東北邊防軍決定之前，已經確定由正在籌備台灣戰役的總指揮粟裕擔任東北邊防軍的領導職務。7月6日夜毛澤東致電粟裕：「現有重要任務委託粟裕同志執行，請粟於7月16日前將三野事務處理完畢，於7月18日來到北京接受任務，粟來時可帶隨身秘書及參謀人員數人。」（11）目前尚未找到粟裕的回電，但他顯然稱病拒絕入京，故毛澤東7月10日再次致電：「來電悉。有病應當休養可以緩來，但仍希望你於8月上旬能來京，那時如身體已好，則可擔任工作，如身體不好則繼續休養。」（12）7月14日，粟裕因復發高血壓、腸胃病和美尼爾氏綜合症，到青島治病，故提出請中央考慮讓別人擔任東北邊防軍司令員（13）。7月17日毛澤東以軍委名義致電華東局：「毛主席前電粟要他於8月上旬來京，依情況或留京休養或擔任工作。現粟已去青島休養，甚好。請粟於8月上旬來電報告身體情況。如病重則繼續在青島休養，不要來京，如病已愈則盼來京。」（14）
7月22日，周恩來和聶榮臻向毛澤東報告：東北邊防軍預計8月上旬可以全部到達指定地點，蘇方限令蘇聯空軍噴氣機師於8月3日前全部到達指定地點。這些部隊到達後，就需要統一指揮和供應。但邊防軍的指揮機構目前還有困難，粟裕尚在休養，蕭勁光和蕭華一時難以離京。擬請批准邊防軍目前先歸東北軍區高崗統一指揮，並安排供應，待粟裕等人到後再成立邊防軍司令部。第二天，毛澤東批示：同意（15）。8月5日毛澤東致電高崗：應準備9月上旬作戰，請高崗負主責，召集軍事會議，指示作戰的目的、意義和大略方向，並告知：蕭勁光、鄧華、蕭華均參加這次會議（16）。此前，8月1日粟裕托羅瑞卿帶信給毛澤東，說自己病情未見好轉，請求中央給予長假休養。8月8日毛澤東給粟裕回信：新任務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養，直至病癒，也可以來北京休養（17）。
從以上往來函電可以判斷，決定成立東北邊防軍時，毛澤東首先想到的是交給粟裕指揮，而粟裕託病請辭。粟裕7月6日接到毛澤東的通知時，正在積極備戰台灣戰役，可見當時並沒有因病休養。7月14日粟裕決定去青島養病，有兩種可能：病情突然加重；或他認為接受新任務有諸多不便。關於後者，究其原因，筆者認為並非粟裕畏戰——進攻台灣的戰役未必就比出兵朝鮮輕鬆，而是作為第三野戰軍的指揮員，粟裕不想或覺得無法指揮第四野戰軍的部隊。這一問題，在準備台灣戰役時已經顯露出來。早在1950年6月上旬出席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期間，粟裕在匯報解放台灣的準備情況和作戰方案時就提出，解放台灣已經成為全國全軍的重大戰略行動，請求中央軍委直接指揮台灣戰役。但毛澤東宣布，攻台作戰仍由粟裕負責（18）。6月23日，粟裕在給毛澤東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再次請辭，並暗示了請辭的理由。粟裕報告說：目前攻台作戰可集中三野和華東部隊約50萬人，其中戰鬥部隊不過30～38萬人，與敵對比還不能算占優勢。故考慮從其他野戰軍抽調3～4個軍作為預備隊，並「請求軍委直接主持此一戰役或請劉伯承、林彪兩同志中來一個主持亦可」。其理由是「能力有限不堪負此重責，另許多具體實際問題非軍委統籌而不能行」（19）。試想，粟裕對於把其他野戰軍部隊作為預備隊統轄都感到不便，怎麼會只帶「隨身秘書和參謀人員」去直接指揮別的部隊？
這個問題粟裕能夠想到，毛澤東也一定能夠想到。當時作為全軍戰略預備隊的只有林彪指揮的第四野戰軍第十三兵團，而毛澤東卻決定讓粟裕去指揮，這說明毛澤東從一開始就沒有設想讓林彪掛帥出兵朝鮮。甚至可以推斷，毛澤東做出這個決定時，很可能徵求過林彪的意見（20）。此時準備出征的只是第十三兵團，而作為指揮系統，兵團司令部已經健全，故毛澤東認為「新任務不甚迫切」。8月4日，毛澤東批轉了第十九兵團復員工作的報告，認為他們的經驗值得在全軍推廣（21）。但是到8月中旬，朝鮮的戰局進入膠著狀態，美軍隨時可能在人民軍側後登陸，情況十分危急，中國軍隊必須儘快做好一切出征的準備。8月18日毛澤東指示：務必在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出兵作戰的準備工作（22）。與此同時，第二梯隊的組建工作也已經提上日程。這樣，就必須建立起超越兵團一級的整個出征部隊的指揮系統。8月19日，聶榮臻提出了配備二線兵力的問題，並建議除第九兵團在上海地區作為機動部隊外，建議將第十九兵團集結於濟南或鄭州，作為出兵朝鮮的第二梯隊。由於第十九兵團歸屬第一野戰軍，故毛澤東致電主政西北工作的彭德懷徵求意見（23）。8月27日，毛澤東又給彭德懷發出一封電報：「為應付時局，現須集中12個軍以便機動（已經集中了4個軍），但此事可於9月底再做決定，那時請你來京面商。」（24）毛澤東就出兵朝鮮的問題是否與彭德懷進行過商量，或還有什麼其他函電，目前尚不得而知。不過，這兩封電報說明，在原定入朝部隊總指揮粟裕仍在病中，而第一野戰軍的部隊已確定為第二梯隊的情況下，毛澤東很可能已經考慮讓彭德懷來掛帥。如果說粟裕和劉伯承指揮林彪的部隊可能會出現不易協調的問題，那麼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又曾擔任過八路軍副總指揮、解放軍副總司令的彭德懷，應該是最合適的人選。據時任總參作戰部參謀的王亞志講，在當時的中共將領中，能指揮諸多兵團協同作戰的有6人，即彭德懷、林彪、劉伯承、徐向前、粟裕和陳賡，其中林彪、粟裕和徐向前都在病中，劉伯承已內定主持籌辦陸軍大學，陳賡則受命去越南協助胡志明作戰。因此，這時能夠掛帥出征的只有彭德懷了（25）。
上述史料表明，直到1950年9月，毛澤東並沒有考慮讓林彪帶兵去朝鮮。那麼，在10月初蘇聯和朝鮮要求中國立即出兵的緊急情況下，毛澤東是否有過這種考慮？洪學智（時任志願軍副司令）和杜平（時任志願軍總政治部主任）都回憶說，彭德懷曾向他們轉述過毛澤東的話：原來想讓林彪去朝鮮，可是他說有病，要去蘇聯看病（26）。長期負責毛澤東警衛工作的葉子龍也回憶說，毛曾親口告訴他：林彪說身體不好，要去蘇聯養病，關鍵時刻還是彭老總行！（27）毛澤東原話究竟是怎樣講的，彭德懷是否會在與林彪的下屬剛見面就說林彪的壞話，現在無從考察，但問題是，林彪的病情究竟怎樣，是否能夠領兵出國作戰，毛澤東是否了解這一情況，是否曾考慮臨時請林彪掛帥？
關於林彪的病情和治療情況，他的司機楚成瑞和秘書關光烈有較為詳細的回憶：林彪早有神經衰弱和失眠症，抗日戰爭期間又被國民黨士兵誤傷，子彈頭卡在骨頭縫裡，後來到蘇聯治病，雖取出彈頭，但落下了後遺症。內戰時期，林彪勞累過度，病情加重，嚴重失眠、頭痛。南下作戰尚未結束，便不得不回武漢治療。1950年3月經中央批准，林彪到北京治病。此時病情出現反覆，舊病沒好，又添新病，怕冷、怕水、怕光、怕風，頭痛、腰痛、失眠。而且「一天到晚靜不下來，需要不斷地活動，一到晚上更厲害」。因為怕光，林彪的房間裡掛了三層窗簾，白天進去都要打手電筒。因為怕風，女兒為他跳舞，都要在屋外，林彪隔著玻璃看。林彪平時睡不著，在顛簸的情況下反而容易入睡。於是，楚成瑞就經常開車拉著林彪在石子路上兜圈子，好讓他多睡一會兒。林彪治病期間，周恩來、彭德懷、羅榮桓和黃克誠常來探望，周恩來一個月要來一兩次。毛澤東也很關心林彪，每次林彪去拜訪，毛都要親自送他出門（28）。林彪得此怪病，在當時中國的醫療條件下很難治癒，故多次尋求蘇聯幫助。據筆者看到的俄文檔案，早在1947年9月高崗就向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提出，請求派蘇聯神經病醫生和心血管病專家來為林彪的病情進行診斷（29）。1948年11月，蘇聯外交部副部長古謝夫又致函聯共（布）中央書記庫茲涅佐夫，要求為林彪派遣醫生治病（30）。
以上情況說明，林彪確實有病，而且很嚴重，很怪異，在中國尚無法親臨戰場指揮作戰，又如何能出國帶兵？對於這種情況，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都很清楚。1950年9月3日，毛澤東復函高崗。談及邊防軍司令部的組建，毛澤東就提到，「林彪和粟裕均有病」（31）。10月2日晚與蘇聯大使會談時，毛澤東最後說，準備即刻派周恩來和林彪赴蘇，與史達林協商出兵問題（32）。實際上，林彪是去蘇聯治病，順便參與戰爭問題的商討。按照規定，各國領導人到蘇聯治病或療養，都需經過蘇聯最高領導層批准，還有一系列出國手續。所以，林彪去蘇聯治病應該是早有安排，而毛澤東對此也不可能不知道。如此推斷，毛澤東不太可能在10月初臨時提出讓林彪去朝鮮領兵打仗。據親歷者楊尚昆回憶，10月5日毛澤東與彭德懷談話時，彭問到林彪掛帥的問題，毛「談了林彪的情況後」說，中央的意見是要彭挑起這副擔子（33）。這裡，毛澤東談的「情況」當是指林彪有病，無法領兵出征。
三
至此，筆者的判斷是，在以上所引口述史料中，吳信泉談到的高崗的講話比較可靠，即毛澤東可能想到過要派林彪去朝鮮，但因林彪病情嚴重，要去蘇聯治病，只能改派他人。至於對出兵朝鮮的態度，應該說，林彪不同意甚至反對出兵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林彪用兵一向謹慎，不願冒險，從來不打無把握之仗。因此，在軍事局勢不利的情況下，林彪不主張中國參戰是很自然的事情。柴成文告訴筆者，1950年9月初他回國匯報工作期間，被林彪專門找去問話。林彪提問的重點是：如果戰局逆轉，我們不出兵，讓他們上山打游擊行不行？（34）由此可以看出，林彪對韓戰可能出現逆轉早有準備，而且不主張中國出兵。不過這裡應該指出的是，當時反對出兵的絕不僅僅是林彪，中央多數領導人的意見都是如此。10月2日毛澤東與羅申談話時就說：「中共中央的許多同志認為，對此必須謹慎行事。」（35）毛澤東曾經說過，當時在中共領導人中，只有一個半人主張出兵（那半個人是指周恩來）（36）。甚至彭德懷最初也對出兵有異議。據彭德懷回憶，毛澤東第一次徵求他的意見時，他說：「蘇聯完全洗手，我們裝備差得很遠，只好讓朝鮮亡國，是很痛心的。」（37）況且，那時毛澤東講求軍事民主，讓大家擺一擺出兵的不利因素，林彪講述不出兵的理由也是很正常的。重要的問題在於，儘管林彪本人不主張出兵，但是對於毛澤東已經做出的決定或表示的意願，他還是積極支持的。據相關的回憶史料，東北邊防軍組建時，毛澤東曾詢問林彪的意見，林彪指出，以四野第十三兵團為主力部隊最合適，但是就指揮大兵團作戰而言，第十三兵團司令員黃永勝不如第十五兵團司令員鄧華，故建議兩個兵團的司令部對調。毛澤東遂採納了林彪的建議（38）。再有，美軍仁川登陸後，林彪把四野二局（技術偵察局）局長彭富九和政委錢江從武漢緊急召到北京，向他們交代：韓戰很緊張，「中央正在研究出兵援朝問題，可能要我去朝鮮」。林彪要求他們以四野二局為主組建一支技術偵察隊伍，準備隨他赴朝工作，並囑咐：「此事中央正在討論中，要做好準備，但暫不要對別人講。」（39）可見，林彪此時已做了帶兵出征的準備和安排。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毛澤東決定讓林彪掛帥，他可能拒絕嗎？即使林彪心裡不願意，以他對毛澤東的了解，也不可能在行動上有所表現。從另一個角度看，毛澤東當時很尊重林彪的意見。10月2日晚毛澤東對蘇聯大使所說讓北韓「進行游擊戰」，估計就是聽了林彪的主意。由此也可以理解，林彪在10月6日會議上提出的「出而不戰」的策略，並非畏戰，而是一種積極態度的表現。後來由於情況出現變化，史達林推遲出動蘇聯空軍，毛澤東也修改了志願軍出國作戰的方針，採用的就是這種策略（40）。
歷史研究，包括對一些細小問題的考證，無非是要探明史實，否則如何展開正確和客觀的歷史敘事？從上述討論中就可以看出，中國出兵朝鮮的最初決策過程很複雜，毛澤東要下決心也不是那麼容易的，哪裡是林彪「稱病不出」，彭德懷「挺身而出」那麼簡單？
注釋：
①筆者認為，在真正的歷史研究和考證中，紀實文學作品以及研究著作中沒有註明史料出處的說法，均不足為證，故不在考慮之列。
②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2年版，第586頁。
③有研究者採用了這種說法，如徐焰：《第一次較量——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回顧與反思》增訂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7頁。
④張希：《彭德懷受命率師抗美援朝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資料》第31輯（1989年10月），第125～127頁。
⑤王焰等編：《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頁。據筆者了解，編寫組在議論這個問題時，也是拼湊道聽途說的回憶，沒有一個真正的親歷者。
⑥參見逄先知、李捷：《毛澤東與抗美援朝》，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頁；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頁。
⑦雷英夫：《抗美援朝幾個重大決策的回憶》（續一），《黨的文獻》1994年第1期，第27頁。
⑧有不少論著採用了這種說法，如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7～1018頁；徐焰：《毛澤東與抗美援朝戰爭——正確而輝煌的運籌帷幄》，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頁。但也有人對雷英夫的回憶提出質疑，見盧建東：《對雷英夫有關抗美援朝回憶若干問題的質疑》，《黨的文獻》2001年第2期，第81～85頁。
⑨吳信泉：《三十九軍在朝鮮》，遼寧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8頁。
⑩A.B.托爾庫諾夫：《神秘的戰爭：1950～1953年的朝鮮衝突》（ТоркуновА.В3агадочнаявойна：корейскийконфликт1950～1953годов），莫斯科：俄羅斯政治百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104頁。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頁。第二天召開的國防問題會議確定，成立東北邊防軍，限8月5日前到達中朝邊境地區集結，粟裕擔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第159頁。
（12）（14）《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第160、160頁。
（13）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粟裕年譜》，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499～500頁。
（1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80～81頁；《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第171頁。
（16）（21）（22）（23）（24）《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第179～180、178、184、185、195頁。
（17）1950年12月，粟裕赴蘇聯治病。《粟裕年譜》，第500、502頁；粟裕文選編輯組：《粟裕文選》第3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3～54頁。
（18）《粟裕年譜》，第497～498頁。
（19）《粟裕文選》第3卷，第44～52頁。
（20）關於林彪參與入朝作戰決策的情況詳見下文。
（25）筆者對王亞志訪談記錄，2006年5月。王老曾隨同彭德懷入朝，後任周恩來的軍事秘書，晚年從事韓戰和中國軍事史研究。
（26）洪學智：《抗美援朝戰爭回憶》，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頁；杜平：《在志願軍總部》，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頁。
（27）葉子龍：《葉子龍回憶錄》，溫衛東整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196頁。
（28）蔣霞：《我給林彪治「怪病」——訪離休老戰士楚成瑞》，《南方周末》，2000年11月23日，第28—29版；關光烈口述、遲澤厚整理：《關光烈談林彪》，《南方周末》，2012年2月16日，第23版。
（29）A.M.列多夫斯基、P.A.米羅維茨卡婭、R C.米亞斯尼科夫編：《二十世紀的俄中關係：文獻資料，第五卷，蘇中關係（1946年至1950年2月），第2集（1949年至1950年2月）》（ЛедовскийА.М.，МировицкаяР.А.，МясниковБ.С.（сост.）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вХХ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и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V，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1946-февралъ1950，Книга2：1949-февралъ1950г.），莫斯科：歷史思想紀念出版社2005年版，第510頁。巴拉諾夫，時任聯共（布）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蘇斯洛夫，時任聯共（布）中央書記處書記。
（30）A.M.列多夫斯基、P.A.米羅維茨卡婭、B.C.米亞斯尼科夫編：《二十世紀的俄中關係：文獻資料，第五卷，蘇中關係（1946年至1950年2月），第1集（1946～1948年）》（ЛедовскийА.М.，МировицкаяР.А.，МясниковВ.С.（сост.）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вХ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и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V，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1946-февралъ1950，Книга1：1946～1948гг.），莫斯科：歷史思想紀念出版社2005年版，第484～485頁。
（31）《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第198～199頁。
（32）《羅申致史達林電》，1950年10月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105～106。尤金當時正在北京幫助編輯毛澤東選集俄文本。科托夫和孔諾夫均為蘇聯駐華大使館官員。
（33）訪問楊尚昆記錄，1984年7月20日，轉引自王焰等編：《彭德懷傳》，第401～403頁。
（34）筆者採訪柴成文記錄，2000年9月12日。
（35）《羅申致史達林電》，1950年10月3日，АПРФ（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ф.45，оп1，д.334，л105～106。
（36）師哲在接受陳兼採訪時，講到了毛澤東的這句話。參見陳兼：《中國走向韓戰之路——中美衝突的形成》（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81頁。
（37）見王亞志：《毛澤東決心出兵朝鮮前後的一些情況》，《黨的文獻》1995年第6期，第87頁。
（38）筆者對王亞志訪談記錄，2006年5月。也有回憶說，這個主意是羅榮桓出的（杜平：《在志願軍總部》，第7頁）。但筆者判斷，還是王亞志的回憶比較可靠。
（39）彭富九曾回憶說：「韓戰爆發後，我和錢江同志帶四野二局部分同志回京……」見彭富九：《我所經歷的軍旅籃球運動》，《百年潮》2009年第4期，第44頁。筆者沿此線索對彭的家人進行了追蹤採訪（2012年4月）。
（40）詳見《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第256～2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