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能反覆告訴ta，這不是你的問題。」在一期離開北京的播客里，竹子印象最深的是這句話，「這個感受非常普遍。剛離開時候，我會想個人原因和環境因素哪個更大。」今年8月，她離開了北京。
很少會這樣，離開一座城市，人們要如此謹慎地反思、審視自己，是不是自己的問題？但北京是個特別的地方。
人教版教材里，每個學生從小學一年級就該認識「北京」，它出現在課文《我多想去看看》裡：「遙遠的北京城，有一座雄偉的天安門，……我多想去看看！」
來到北京總是相似的野心或者激勵。地圖上，北京是雄雞的心臟。去北京，有出息。
而北京又是個複雜的龐然大物。它創造了許多名詞，北漂、朝陽群眾、海淀媽媽，人們被北京定義。關於它的文章光怪陸離，《北京零點後》是密集，《北京摺疊》則是弔詭。今年六月，北京成為中國首個減量發展的超大城市，實現城六區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的目標。
於是，說起「離開北京」，像是逃兵，被競爭、房租和交通壓垮，一種被淘汰的失敗。
近三年來，「離開北京」這個話題越來越熱門，而且人們的去向越來越多元，去深圳、去上海、去成都、回老家、去國外，已經有很多地方可以拿出來和是否留在北京相衡量了。這是怎樣的一種趨勢，同時也是一個個真實故事發生的情景呢？
20+，
離開北京的 gap year 探索
毫無疑問，竹子在北京已經足夠努力，光看她的履歷表就可以知道。
從2019年畢業前，到2022年，竹子在北京至少換過五份工作：廣告公司、紀錄片工作室、文化空間、劇場、媒體……
與此同時，她還在夜裡兼職，有時是咖啡店的店員，有時則是酒吧bartender，最晚時清晨六點下班，早上繼續上班，精力充沛得像個孩子。
北京滿足了她探索的欲望。竹子在東北成長至22歲，學習的廣電專業，在家鄉一帶往往只能找到事業單位的工作，她總是倒在筆試環節。
在北京，工作機會要龐雜得多。劇場那份工作，竹子起先只是想搜索現代舞課程，卻找到了招聘啟事，幾個月後，她就與以色列、加拿大老師，一同出現在舞蹈周節中。另一家文化品牌，竹子則乾脆以實習生的身份加入，在空間裡遇到了陳嘉映與劉瑜。
北京永遠有最新的東西。竹子剛來北京時，短視頻上了風口，無論她在的哪家公司，都願意試試短視頻；疫情之後，她的工作又轉成了新晉寵兒——播客製作。
就連兼職的酒吧，在北京也有足夠多的劃分。一種是她熱愛的酒吧，多在東城，譬如school，人群混雜著隨意喝酒，聊天才是要緊事。
另一種泛稱為三里屯酒吧，由知名調酒師、優秀供貨渠道、穩定而資深的投資者組裝而成，像一輛福特汽車。據說，部分酒吧有著嚴苛的規則，著正裝進入，消費達標可以進入二層，再往上升，還得有點品味，一種隱喻。竹子的態度是：「我暫時是不太習慣三里屯酒吧。」
在京三年，竹子的工作就在「東城酒吧」類型和「三里屯酒吧」類型中切換，要麼是更成熟和商業廣告公司，要麼是體量更小或更理想化的文化公司，總是不滿意，兩者難以平衡。商業化帶來了無價值感，而缺乏商業的理想同樣感到讓人虛無，竹子說：「那種沒有一個行業和崗位想做，就和咖啡師沒有一個店想去的感覺是一樣的。」
疫情是讓竹子離開北京的直接原因之一：她所兼職的酒吧和咖啡店都不得不關閉。正職的文化空間也從實驗性的，變成努力求生的小店。
竹子仍然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但至少她還挺喜歡bartender的工作。於是，她去了三亞，繼續做bartender。
此前，她猶豫過，對於一個接受了高等教育、能夠成為白領的人來說，完全變成bartender是否是一種墮落？
但三亞好像沒人在乎。這裡曾經去過、住過北京的人不少，現在，他們都在這裡，等到夜裡來喝杯酒、聊會天。
竹子的生活變成了發呆、潛水、無所事事或是學習。她想：「離開北京對於我們這樣機會很少的小孩來說，其實只是讓自己有得選，哪怕只是看起來的、暫時的。我終於發現，當吧員不是一種跌落。而是回到自己真正的位置，再去看能做什麼，代價是什麼。」
可以把離開北京看作是竹子的gap。她在北京已經培養了足以養活自己的技能，只是，浩瀚的機會讓人疲憊。她需要休息和考慮。
竹子打算繼續學業。那之後，會不會再回到北京？也許吧，誰也無法預測幾年後的事。
同樣去往了旅遊城市的還有日堯，她在大理和滇西之間往返，從事動物保看護作。
在離開北京一家網際網路大廠前，日堯決定：「我要到山裡去，人越少越好。」而後得償所願。
滇西的村寨得開車抵達，距離縣城一個小時的路程，攏共二十九戶人家。每天早上八九點鐘，長臂猿像公雞打鳴那樣把人叫醒。村民們把長臂猿叫做「甲米嗚呼」，傈僳語，「嗚呼」就是模擬它的叫聲。
和族人建立聯繫，日堯也會和他們一起餵牛、打筍子，偶爾用漢語聊聊天。傈僳族人說漢語依然遵照自己的語法，先說主賓，再說謂語。
大理的辦公室沒那麼山野氣息。其實日堯過去並不喜歡大理：「總讓人想起安妮寶貝，或者文藝青年。就是太文藝了的感覺。」但她覺得大理和想像中很不一樣。
在大理，日堯租住在750元一個月的房子裡，看得到蒼山，走路幾分鐘便能到達古城。她參加過706空間的聚會，在那裡，比她還要「離經叛道」的人更多，數字遊民們分享著經驗，大家把大理叫做「大理福尼亞」。
「離開北京以後，感覺到世界開闊了，原來還有那麼多種生活。」這是日堯的感受。
在北京，日堯最自在的行為，是工作後去看live。非得在現場，才能沖刷格子間裡螺絲釘的感覺。每周或每兩周一次，從公司出發得一個小時，回家得兩個小時，北京新長征路上的搖滾。
超大城市裡可供選擇的娛樂地點種類不多。日堯的工作地點曾在798邊上，有同事趁著午休一口氣逛了三個展覽。今年，龐寬進行了十四天直播，日堯很容易地認出那就是798里的星空間。
798園區里四處是塗鴉，時不時有人拍照，日堯覺得那很傻——她太頻繁地來到798，對於塗鴉已經習以為常。她幾乎不拍照，能找到的完整塗鴉照片只有一張，是一行字：「今天是好人，明天不一定！」
換了工作近一年，日堯還沒有去過live，也沒有再去找live house。好像不再需要了。日堯暫時沒有計劃再回北京：「現在，我還有好多地方想去。」
30+、40+
最後的離開機會？
[page][page]暖暖是為了拒絕北京戶口而離開了北京。
這聽起來像繞口令，讀順了以後，比繞口令還令人費解。暖暖在北京讀了13年書，從本科到博士，通往北京戶口的路逐漸清晰：就讀博士後，進入學校，從事學術工作。
其實這是暖暖第二次面對是否離京的選擇。第一次在碩士畢業，但她考取了北京大學的博士：「因為是北大，我還想再留一陣子。」
北京的教育輻射了孩子和成人，專業者和非專業者。在考博前，暖暖會去往國家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兩邊都人滿為患，圖書館裡的成年人讓她疑惑「大家都不用上班嗎？」，北大的大教室則是連窗邊都有人聽課。
等到她自己在北大讀博時，仍然有退休的老人來到教室，想要旁聽博士課程。有時，老師會建議：難度太高，不適合旁聽。
2018年，暖暖作為會務參與了開設在北大的世界哲學大會，會議向社會開放，幾乎只要提交論文就能參會發言討論。暖暖記得，他們收到了幾千份論文。這也是世界哲學大會有史以來參會人數最多的一次。
北京有很多機會，但想要北京戶口，機會就比較有限了。擺在暖暖面前，最便捷的道路是：繼續研讀博士後，而後在高校工作，順利設籍，成為真正的北京人。
但暖暖並不想再做學術，她想要創業。北京同樣聚集著創業者，在咖啡廳里，項目常常被提起，中關村也曾是創業的傳奇地。只是，這意味著要放棄設籍的機會。
設籍與否的背後，是兩種職業乃至未來生活的選擇。是要穩定而體面，還是冒險？生活里到處在暗示答案——
有人在醫院看腰椎，醫生說是脊柱側彎，但是，「我就不寫在病歷里了，以免影響以後你找工作設籍。」患者費解，醫生堅持，最後，病歷上沒有出現結果。
就連在網上瀏覽視頻，暖暖都會看到，決意遷走北京戶口的人，遇到了不知如何操作的辦事員——似乎他們從沒辦理過這種業務。
她有這種感覺：「我很清楚地知道，如果在當下，我不離開，那麼我真的就不會走了。」
儘管暖暖不討厭北京，但她還是選擇了創業那條路。於是，她離開了北京，來到上海，決絕，以防後悔。
這是在上海的第二年，暖暖撿回了在北京入秋的習慣：「從喝了一夏天的酸梅湯，吃了好久的麻醬涼麵，轉為瘋了一樣找離我最近的南門涮肉，決定隔上10公里，也要吃到它。我不知道這算不算一種懷念。」
在北京六年的echo，離開的時間節點也到了。
來到北京時，echo就不是以留下為目的。她是浙江人，早前在寧波從事旅遊行業，想著北京更大，也許有外派的機會，才做出了去北京這樣不太「浙江人」的決定。可惜一直未能如願。
2019年，來到北京的第三年，echo打算申請澳大利亞的打工度假簽證，結果撞上了疫情。等到2022年，手續恢復時，她距離截止年齡30歲只差一年。
但這延遲的三年裡，echo已經成了胡同觀察家。
「老北京都在胡同里，門口養著花花草草，掛個鳥籠或者蟈蟈盒子，大爺坐門口扇扇子，貓狗特多。」她在胡同里還拍過一隻散步的雞，見過一隻豬。這可是二環。
胡同可以逛一整天。大雜院先看電錶，這意味著人數，要是有二十來個電錶，說明可以晃悠很久。胡同里走幾步就有公廁，這說明還是老房子，沒有下水道。
東城和西城的胡同保留得好，靠近皇城，過去住著達官貴人。南邊過去住佃民，粗獷得多。楊梅竹斜街年輕，咖啡店和兔兒爺做鄰居。
作為旅遊業從業者，疫情之後，echo的工作就變成了city walk，挖掘在地文化，不少是胡同，還有那些看起來俗套的景點，比如陶然亭公園，但是有園林專業老師講解。
這也是echo眼中，北京的好。「北海公園，可能有人瞧不上，都是遊客。它也是北京人的公園，接地氣的皇家園林公園。」echo就住這附近，總看到有人溜達，北京疫情時，她就踏著雪繞北海公園跑步。
一片園林，echo也可以去數次，做景點參觀，做冒險的探索，做生活的放鬆。她和朋友連續兩天去圓明園，為了找齊四十景。除了修復的部分，剩下的圓明園還是片廢墟，雜草叢生的亂石堆。兩人列印出古畫裡的圖案，在樹叢里挨個找。
echo留給北京三個月的時間。她必須得走，抓住最後的機會，但只有三個月時間才足夠告別：「之前覺得是意外，被留在了北京。現在突然要走，懷念又留戀，慢慢地接受，來了總有走的一天。」
八月，在北京的最後一個晚上，天氣很好，雲看得清楚，行李還沒收拾好，echo夜遊胡同，就是家門口的胡同。
也許這次走了就不會回來了。也許回來，還是會選擇北京。
「對於尋常人來說，離開北京最後的窗口已經關閉了。」琳琳說。她今年43歲，不同於「尋常人」的是生育更晚，孩子尚未讀小學。
作為外地來京人，琳琳是會被羨慕的那種：擁有北京戶口，購置了學區房，在體制內工作。
她曾經在北上深三地生活過，最後選擇了北京，因為這裡豐富的文藝活動，包容的環境，很符合她的需求。
但隨著孩子出生，她開始感到恐慌：北京冬季氣候嚴寒光照不足，競爭激烈，父母們從幼兒園開始雞娃，更可怕的是到了小學階段，由於孩子太多，很多學校都不允許普通課間離開教室，遑論操場撒歡。北京並不是她理想中的孩子成長環境。
在琳琳讀書時，老師的激勵方式是說：「今天不努力，明天讀川大。」向外走，尤其是走到北京，是成功的表現。但二十餘年過去，琳琳覺得成都並不比北京差，甚至花園城市的建設更讓她喜歡。2021年她回成都探親。
「呆在成都的那幾天過得很愜意。說起來，其實也只是在逛公園而已。」琳琳說。她是公園愛好者，但在北京，從十月到次年四月，她都會避開公園，太冷，也太蕭瑟。
成為母親後，琳琳把親近自然放在了學習成績之前：「我對教育沒有執念。自己經歷過，也知道，學習只是眾多變量中的一個。我現在最大的期盼是希望孩子不要近視。」
定居時的奮鬥目標，到了離開時便成了障礙。琳琳的愛人並不贊同搬離北京，儘管他的工作已經被調動至成都。他的看法是：都做了那麼多，為什麼要走？
而琳琳在思考好友的建議：「有了金鋤頭，就一定要種地嗎？」
這句話的意思是：擁有了，就要被束縛嗎？
選擇城市，究竟意味著什麼？
Mia搜索記錄里有這樣一條：沒有北京戶口，可以埋在北京嗎？讓人不禁想到2012年流行的那支《北京北京》：「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離去，我希望人們把我埋在這裡。」
離開北京的五年時間裡，北京成了Mia的執念。她夢到自己在北京工作，尋常的一天，坐在工位，打開電腦。她又來過幾天，剛下火車，感到自己是一棵枯萎的樹，被北京的陽光一照，重新發芽。地鐵卡里還有餘額，她想：「這才是我應該過的生活啊。」
2015年，在天津讀書Mia結束了大學生活，她在北京一家影視公司的實習成功轉正。這是一家體量較小的公司，以耽美題材為主，保持著影視公司的加班節奏。
次年，該類題材的首個爆款劇《上癮》才誕生——而那時，Mia已經回到了老家江蘇淮安，在家裡，她看到了這部劇。北京生活只持續了不到一年，因為媽媽的身體原因，Mia直接選擇了辭職，回家。她甚至沒有考慮過請探親假，在家人和工作之間，她無條件地以家人為首。她想得也很簡單，等到媽媽身體好了，再回北京。
媽媽並不這麼想。在老家，媽媽常說的，就是讓Mia留下來，在家鄉發展。回京的日期一天天推遲，先是媽媽的恢復期，再是Mia在當地開始工作。
「最開始覺得很好，在家鄉，難得能夠沉澱下來。但慢慢地，就感到被消耗，對人情社會的厭倦……」Mia說，「我覺得我就像一把刀，在家鄉變鈍，而在北京，我被打磨，逐漸銳利。」和媽媽的爭吵也隨之爆發，她辭去了工作，北京逐漸進入她的夢境。
想要重回北京不容易。Mia已經在家鄉待了四年，她嘗試過投簡歷，可是用人單位需要的技能已經更新了。在Mia還在北京時，宣傳工作以微博為主，而現在，製作短視頻幾乎不可或缺。Mia受挫了：「有時跳出來想，又不是應屆生，經驗又不充足，我是公司的話，也不想要自己。」她想到了一個更為曲線的方法，去北京繼續學業，再工作。
2020年春，離開北京的第六年，Mia重新回到北京備考。「真的是迫不及待，連要隔離都不管了。」Mia說。她在小區里居家隔離了14天，最後一天，居委會通知：即日起，外地回京人員不用再居家隔離。
可是這次回北京，Mia沒有得到想要的「銳利」：「我每天都把自己關在屋子裡備考。有時出去，坐地鐵真擠，到處都是人，物價高，生活壓力很大。我突然發現，我懷念的是全心工作的自己，而不是單純在北京生活。」又一次，不到一年，Mia回老家了，只是這次，她沒有怨言。
Mia依然打算第三次去北京。但她不想再把改變生活的期望，寄托在北京這座城市上。她希望自己能夠整理好自己的心緒，以準備好的狀態，去到北京，投入自己的戰場。
在《早間新聞》裡，Alex曾經準備離開，一位管理者對她說：「每次有人令你失望，你就選擇逃避，是無法令自己保持純淨的。你認為另一個城市的人就會更好嗎？不。」
選擇城市，總與我們的人生階段和欲望密切相關。我們期望著，來到新的城市，就能重啟生活。我們難以窮盡生活的可能性，也因此，我們無法窮盡離開北京的理由。
但是，我們相信人們選擇的理由在過去幾年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