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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二弟周作人委曲求全 仍然逃不過文革的劫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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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文革開始,從6月起,人民文學出版社就不再給周作人預付稿費。8月2日,周作人家被紅衛兵查封,81歲的周作人遭到皮帶、棍子抽打。紅衛兵要留活口,不想往死里打他,於是把周豐一拉來陪鬥,替父挨打。此時的周豐一54歲,已不年輕。紅衛兵將他捆綁起來推倒在地,連踢帶打。周豐一被打得遍體鱗傷,血跡斑斑,暈過去後又用冷水澆醒,再鬥再打。跪在一旁的周作人,眼睜睜看著紅衛兵毒打自己的兒子,心如刀絞,眼前一黑也暈倒在地。

1946年周作人受審途中

北平,1945年12月6日,國民黨軍統局局長戴笠拿出一份名單,下令對汪偽政權在華北的高級漢奸逐個實施抓捕。

當晚,一群軍警來到周作人八道灣的家中。面對軍警的槍口,周作人平靜地說:「我是讀書人,用不著這樣子。」

周作人被軍警帶走後,最初關押在北平炮局胡同的陸軍監獄。半年後,周作人一行14人被移送南京受審。當天,周作人光頭舊衣,隨同其他漢奸一道,走出了炮局監獄。登車前,記者請眾人逐一談談感想,輪到周作人,他只淡淡地說了句:「我始終等待就捕,無感想。」

飛機降落南京後,高等法院分別於7月19日、8月9日和9月19日,對周作人進行了3次審理。面對檢察官曆數的種種附逆之事,周作人答辯說,自己出任偽職,旨在「維持教育,抵制奴化」。

審訊期間,周作人的親友、學生、知交故舊紛紛奔走營救。他的學生俞平伯給回國就任北大校長的胡適寫信,希望他能出面,建議政府減輕對周作人的處罰。

胡適雖然表示不能干預司法,但是在法庭取證時,還是替周作人出具了抗戰期間北大校產不但沒有損失反有增加的證明。北大前校長蔣夢麟也出函證明,華北淪陷時,他確實派周作人等留校保管北大校產。

沈兼士等14人,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教授徐祖正等54人,也先後致函南京高等法院,聯名證明周作人擔任偽職期間,有維護文教、消極抵抗的實績。鄭振鐸也表示:即便要囚禁周作人,也使他能夠從事於翻譯希臘文學的工作。

然而所有的呼籲,最終仍無法洗脫周作人漢奸的罪名。1946年11月16日,南京高等法院對周作人附逆案作出判決:判處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褫奪公權10年,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須之生活費外予以沒收。

周作人不服判決,申請復判。12月19日,法院改判周作人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十年。

判決後,周作人被移送南京老虎橋監獄服刑。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理總統。獄方受命疏散犯人,凡判處有期徒刑者允許交保釋放。1月26日,周作人被友人李振邦、學生尤炳炘等保釋出獄,離開了老虎橋。

在南京友人家住宿了一晚,第二天,在尤氏父子陪同下乘車趕往上海

車行緩慢,歷經一晝夜後才到達上海,入住尤家,開始了周作人所說的「198天的食客生活」。

周作人暫住上海的消息傳開後,舊友新知紛紛來訪。與友人閒談、逛街、應酬,替來訪者題字寫詩,成為這段日子的主要生活內容。

剛出獄那段日子,親朋故舊知道周作人經濟拮据,對他多有饋贈。何炳賢夫婦贈送20萬元,朱肇洛寄來8萬元等。周作人決定北歸後,友人更是紛紛解囊,資助路費。

此時,日益恢復狀態的周作人,又重操舊業,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以聊補炊米之資。

當時上海物價飛漲,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有人去酒樓喝酒,喝完第一碗,再要第二碗時酒已漲價。

淮海之役後,國民黨軍精銳喪失殆盡,南京、上海的解放,只是個時間問題。國民黨方面已在分期分批撤往台灣。周作人也面臨走還是留的抉擇。

經過一番深思,周作人對新政權更有信心。

他是新文化運動的風雲人物,與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有過密切交往。李大釗被張作霖殺害後,周作人與沈尹默等北大同仁出面代為料理後事。李大釗身後家境困窘,周作人受李家之託,為此奔波,聯合胡適、蔣夢麟、錢玄同等人,極力幫助李大釗家人渡過難關。

他曾為李大釗遺作出版《守常全集》,未曾出版的部分,其書稿周作人一直妥善保存,後交與北京圖書館,可謂功不可沒。李大釗遇害時,長子李葆華也在被追捕之列,周作人把他藏在自己家中一個多月。風聲漸緩後,又將他化名楊震,送往日本留學。

1940年,李大釗女兒李星華要去延安,周作人不但專門預支了兩個月的薪水給她作路費,還替她準備了出入北平必須持有的「良民證」。

據洪炎秋回憶,周作人也曾有過去台灣的打算,寫信請洪幫忙安置。洪不但幫助他找好了住處,甚至連日常生活費用也已做了安排。但後來未能成行。

上海解放前夕,胡適從北平到上海,兩次約見周作人都遭到婉拒,後又請人力勸周作人南下,並稱無論到香港或者台灣,肯定都有教授的位置。

對此,周作人的反應是,托王古魯代為致意,並勸胡適留在國內。

當時,周作人曾發表過一篇題為《北平的事情》的文章。文章用問答的方式對「逃」與「不逃」作了分析,最後的結論是:「有錢有勢的逃,無錢無勢的不逃。」並特別指出,「教員學生都不是有錢的,而且弄學問的人原不該怕苦,也不見得生活更壞,那麼茫茫如喪家之狗似的亂跑也正是可以不必的事吧」。

周作人是不願意「亂跑」的,他之「不逃」,就這樣確定了。

為表明態度,1949年7月4日,周作人給周恩來寫了一封5000餘言的親筆信。這封信由周作人的一個學生請董必武轉交,周作人在信的開頭寫道:

我寫這封信,很經過些躊躇,……可是我經過一番考慮之後,終於決定寫了……對於人民政府,也即自己的政府,有所陳述沒有什麼不可以的,這與以前以臣民的地位對於獨裁政府的說話是迥不相同的。因為這個緣故,我決心來寫這封信給先生,略為說明個人對新民主主義的意見,以及自己私人的一點事情。

有人說,這是「一個舊知識分子向新政權遞交的一份思想匯報」。

1949年8月12日,周作人從上海動身返回北京。14日晚上11點半,周作人終於回到闊別3年多的北平。當晚住在太僕寺街尤宅。

據說,當時深得新政權器重的民主人士沈鈞儒,曾就周作人事請示過毛澤東,毛表示:周作人應該公開檢討他的錯誤。只要不亂說亂動,人民政府對他就寬大了。

10月18日,在兒子周豐一的陪同下,周作人回到了八道灣11號。「前院正中住著一個排的解放軍,每天清早在院子裡吹號升旗」。

回到家中,周作人那顆顛沛流離了許久的心,終於得到了些許的安定。他與妻子住在後院西面的三間北屋,兒子周豐一一家住在中院的苦雨齋,後來搬到了後院中間的三間北屋。

苦雨齋似乎也恢復了往日的狀態。每當有人來訪,周作人通常是在客廳里接待,分賓主落座後,夫人會送上茶來,一人一杯,每次都放在固定的位置,幾乎沒有變化。沒有客人來時,周作人就一個人在苦雨齋里讀書寫作。

從1949年11月開始,周作人為上海《亦報》寫稿,前後寄稿近1000篇,共發表908篇,均署以不同筆名。每天,周作人一般早上7點左右吃過早飯就開始工作,中午11點吃午飯,而後稍事休息,1點左右繼續工作,下午5點左右吃晚飯,接著工作到晚上9點左右,才上床休息。

對於一個65歲的老人而言,之所以如此辛苦地工作,經濟拮据是重要因素。當時住在周家的徐淦回憶說:那些日子,周家幾乎天天是青菜豆腐

周作人唯一的兒子周豐一長期無業在家,包括他的妻兒,都要靠周作人養活。後來還是周作人以「交換文物」為條件,才為周豐一在北京圖書館謀得一個職位。為了全家人的生活,周作人不得不奮力寫作。

1951年2月上旬,周作人給毛澤東寫信。2月24日,毛的秘書胡喬木向毛澤東書面報告了此事,並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現已在翻譯歐洲古典文學,領取稿費為生,以後仍可在這方面做些工作。周揚亦同此意。當否請示。」

毛澤東批示:「照辦。」

於是周作人從1952年8月起,出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制外特約譯者,每月預支稿費200元人民幣,按月交稿。

周作人翻譯的《希臘的神與英雄》出版後,反響良好,前後印刷了數次,發行量達到萬冊。

很快,時任出版總署副署長的葉聖陶親自來到八道灣,約請周作人翻譯希臘作品。幾天後,鄭振鐸幫周作人從中法大學圖書館借來了希臘文和法文版的《伊索寓言》,他又開始了《伊索寓言》的翻譯工作。

反右運動中,在北京圖書館工作的兒子周豐一被劃為右派,停發工資,只能靠父親的稿費收入養活一家,這讓周作人的經濟負擔頓感沉重。

三年困難時期,物資匱乏,供應緊張,周作人一家生活艱難,只好四處求援。他先是寫信給康生,訴說生活窘迫,入不敷出。

康生將此信批轉周揚辦理,在兩人的過問下,決定從1960年1月起,給周作人的翻譯預支稿費每月增至四百元,由出版社支付。

那個年代,有錢並不能買到需要的食品。周作人只好又向文聯訴苦,陳述他和妻子年老多病,需要購買藥品和營養品滋補身體。

但文聯的負責人因為周作人身份特殊,不能給他辦理高級知識分子才能領取的副食品購買證,只能由文聯總務科代為買些主副食品,或在逢年過節贈送一些副食品,但都數量有限,遠遠滿足不了周作人一家的需求。

於是周作人只好放下身段,頻頻向遠在香港的朋友曹聚仁、鮑耀明等人寫信求助:

「副食品難得,……」

「來信說有林君寄了油糖,迄未收到,此本是人家惠施之物,為此尋問似乎可笑」。

「托購糯米,意在新年包粽子用,因竹葉難得,內人臥病,請予撤銷。另乞寄砂糖一、兩公斤。」

「承月寄豬油二次,深屬過分。下月起,食用油又將減少,亦或不給,糖亦將減少,得此補充,甚為豐富矣。」

「購寄食物,鯨魚沙丁魚都是好的。」

這些文字,內容都是周作人向朋友乞求食品,在今天看來,全是很普通的油、糖一類的副食品。

在處境最艱難時,周作人甚至將自己從前苦心搜羅、珍藏的古錢、古磚賤價售出。人一旦處於飢餓狀態,活命才是最重要的,其餘都是身外之物。

當賣無可賣時,周作人把自己寫的《日記》也拿出來賣了。他給魯迅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寫信說,如果賣不出去,他將「托缽於市矣。」

一個人要走到怎樣一種絕境,才會出此下策,拿臉面完全置於不顧。因為畢竟是讀書人,說話用的是書面語,周作人把求助香港朋友,說成是「乞食」。這話換成口頭語,就叫討口子、叫花子。

1964年9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入高潮,周作人的稿費又減半至每月200元,當時妻子羽太信子已經去世。

1966年5月,文革開始,從6月起,人民文學出版社就不再給周作人預付稿費。8月2日,周作人家被紅衛兵查封,81歲的周作人遭到皮帶、棍子抽打。紅衛兵要留活口,不想往死里打他,於是把周豐一拉來陪鬥,替父挨打。

此時的周豐一54歲,已不年輕。紅衛兵將他捆綁起來推倒在地,連踢帶打。周豐一被打得遍體鱗傷,血跡斑斑,暈過去後又用冷水澆醒,再鬥再打。

跪在一旁的周作人,眼睜睜看著紅衛兵毒打自己的兒子,心如刀絞,眼前一黑也暈倒在地。

抄家結束後,周作人兩次寫了短箋讓兒媳張菼芳交給當地派出所,請求服用安眠藥安樂死,均無回音。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解手時突然發病去世,享年82歲。

2023-08-18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漢嘉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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