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不知道約翰・寶靈爵士是香港歷史上第一位提出讓立法機關民主化的港督，早在1856年、也就是連英國本土也未有完全普選之時，就提出將五席的香港立法局席位，交由全港有納一定稅額的所有人士普選，選民包括所有合資格的香港華人。這樣的相對低門檻，基本上和當時的英國本土看齊，只是被殖民地部否決。也是在他任內，容許華人成為律師和陪審員，令一批香港精英有機會通過接受教育、擁抱法治，逐漸躋身上流社會。

《港區國安法》後的「新香港」，投名狀已經變成制度，簡單如公務員、然後是任何接受政府資助機構的員工集體宣誓，就是最好例子。怎樣看待這投名狀？台灣目前的取態是從嚴，宣了誓的人申請移民，很可能會被批有「國安疑慮」；英國目前則未有有關態度，就算是警察移民，只要有BNO，依然中門大開。然而願意即時放棄高薪厚職的畢竟是少數，我們都認識大量宣了誓的朋友身不由己，故事說多久也說不完。那究竟怎樣才算公平？

如果這類人質外交奏效，基本上，所有海外港人組織核心成員都會有家人、朋友、前同事在香港，就算個個劃清界線，當國安警要抓人質，去勒索組織解散，都是舉手之勞。如果這些海外組織若無其事，繼續運作，人質的親友總有怪責「不顧全大局」者；但若因為人質出現而停止運作，海外組織的其他參與者又會覺得這才是「不顧全大局」，那豈不是從此甚麼都不能做。基本上，這個政權的每一步，都會令所有人陷於道德兩難，結果都是白色恐怖、瓦解互信。

究竟汪精衛政權是「軟抵抗」，還是「積極配合日軍」？差之毫厘，可以謬之千里。不少文獻記載，汪精衛本人確是不斷嘗試和日本據理力爭：歸還租界，取消治外法權，保境安民，甚至在占領區內的教育制度恢復古學。這些動作，就像《港區國安法》前不少香港政務官，雖然沒有一兵一卒，卻是根據有限的制度，盡力抗衡一套侵入式的異文化。

"新香港"必須中央政府配合的另一系列挽救經濟的手段，就是大舉輸入中國大陸"專才"，即放寬對專才的定義，同時提供新配套，讓中國的海歸畢業生到香港工作，例如像加拿大給予香港畢業生的救生艇那樣，讓中國畢業生可以入境香港長期居留找工作，有僱主聘請，就可以光速拿身份證。中國人口畢竟接近無限，雖然一流人才已經不會選擇"新香港"，但用這方式填補香港失去了的數十萬人口，數字上，畢竟是可行的。

十年前，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訪問香港期間，就曾探討以香港取代倫敦，為俄羅斯企業集體上市的避風港，但最終還是只有俄鋁一家到來，最後還要醜聞纏身。現在俄羅斯明顯更需要香港這個白手套，要是俄羅斯企業、熱錢來到香港避難，其實很難阻止。這樣一來，香港被西方制裁的可能性就大增。俄羅斯正以種種方式將中國綁上戰車，並以種種方式勒索，假如普京被惹惱，要自己建造一個香港沒有這能力，要使小動作摧毀已經五癆七傷的"新香港"，卻易如反掌。

在新加坡，出席會議的人可以是業界龍頭，但也有一般創業者、平民百姓，隨便去哪一場都可以。現場沒有貴賓吃什麼"米芝蓮六星宴"，反而有一個一個攤檔，提供新加坡特色小食、飯盒，沒有暴發戶炫富的意味。來賓隨時可以到外邊鬧市安排下場，新加坡夜生活雖然不比東京、紐約，但五光十色已經遠勝九點天黑、百店結業的"新香港"。而且就算不幸確診，也照樣可以回國，不用在"新香港"被送進方艙或隔離。當然，"新香港"政府曾保證與會貴賓"只要"有私人飛機，依然可以確診後立刻離港避開隔離。

李家超作為主人家的宣傳口號：" Go for it! Get in front! Not behind!"在英語世界，似乎沒有人用這樣的方式"招商引資"，很容易令人誤會是色情笑話。這種傳銷方式，非常單刀直入，問題是什麼樣的貨色，會需要動用這種方式傳銷？通常只有割喉促銷、無人問津的次貨，新加坡現在就開口閉口說"少講廢話，我們只專注做好自己"，暗示"要來便來"。

「新香港」政府不嘗試解決根本問題，不正視「新香港」的1984式監控比單純的入境隔離令會更長遠地摧毀這個地方，卻只能弄這樣那樣的小動作，當作是「撥亂反正」、「爭奪人才」的「德政」。這樣的政策，不能說完全無效，但能「吸引」到哪一種人，也清晰不過：假如有選擇，人才會選擇這樣的地方長居嗎？既然真正的根本問題「新香港」政府解決不了，它的結局又會如何逆轉？

「新香港」政府不嘗試解決根本問題，不正視「新香港」的1984式監控比單純的入境隔離令會更長遠地摧毀這個地方，卻只能弄這樣那樣的小動作，當作是「撥亂反正」、「爭奪人才」的「德政」。這樣的政策，不能說完全無效，但能「吸引」到哪一種人，也清晰不過：假如有選擇，人才會選擇這樣的地方長居嗎？既然真正的根本問題「新香港」政府解決不了，它的結局又會如何逆轉？

女王經常被惡搞，在香港，飾演女王的造型演員是羅蘭女士。但她非常大量，也有幽默感自嘲。近年大量電影、電視、Netflix劇集以她為主角，久而久之，就像我們的家人一樣，看見她，就像看見自己的祖母。當她今年96歲高齡，還要在王宮拍攝和Paddington熊的慶祝環節，與民同樂，把那些天天把「人民」掛在口邊的獨裁者徹底比下去。

無論是中共、還是普京信奉的杜金「歐亞主義」，一切都是以戈巴契夫為反面教材，當中「重中之重」除了是堅定相信「舉國體制優越感」，以及不要放棄恐懼治國的共產黨「光榮傳統」，還要無所不用其極地進行大內宣、大外宣，以免自己和國民信仰動搖。無論真心相信也好、不得不信也好，總之要有一套完整的論述，證明自己的制度比西方的好，要有「制度自信」。而為了增強這種自信，自然需要說服國民現在形勢一片大好，西方形勢一片灰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