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尚未失敗，文明仍有機會；民主尚未成功，全球仍需努力。今天，世界要從中共噩夢中醒來，必須要回到三十一年前的那場運動，讓時間重新開始，重新啟動一場全球六四運動。今天的香港，既是當年的西柏林，也是當年的天安門。全世界人民一起，跟三十一年前中國學生和民眾所做的一樣，和眼下香港人所做的一樣：向中共政權要人權，要民主，要自由。這一次，再也不能失敗。

一則以廣告形式發布的朗誦《後浪》在中國社交網絡引發熱議。時評人長平指出，大凡專制國家，年輕人都被鼓勵要懂得感恩與讚美。

感恩節剛過，聖誕節將臨。這兩個洋節，在中國的待遇不大一樣。據媒體報導，城市人對過感恩節沒有興趣，但都自發地對聖誕節躍躍欲試。但是在鄉下就不一樣，尤其是在四川地震災區，學生們被組織起來過感恩節。不少人從傳統文化的立場站出來抵制聖誕節，但是沒聽說誰抵制同樣來自...

中國政府稱《華爾街日報》評論種族歧視。時評人長平認為，假如梁啓超活到今天，他仍然會稱中國為東亞病國。嚴復、梁啓超經常用"病夫"來形容中國：政治不民主，甘於為奴，改革速度緩慢，官場積習太重，致使國家變成"東亞病夫"因為不滿一篇批評其抗疫失責的專欄文章，中國政...

1月27日，李克強從北京趕到武漢視察。在正在新建的火神山醫院工地，李克強問工人們有沒有困難，大家齊聲回答：」沒有！」去醫院探訪的時候，醫護人員精神亢奮地呼口號–當然不是抗議的口號，而是感謝領導、讓黨放心的口號。那些在陽台上敲鑼喊救命的民眾，那些沒有錢住進醫院的患者，那些連續加班、精神崩潰而放聲大哭的醫護人員，他再怎麼風塵僕僕也看不到。

任何可能影響政權聲譽，給統治者帶來略微不安的事情，都可以犧牲千百萬老百姓的生命去阻止。為了召開「兩會」，可以推遲公布SARS疫情；在明知道出現難以控制的新型冠狀病毒之後，仍然組織疫區群眾舉辦「萬家宴」；只管封城而不做好物資和醫療援助的準備；寧願官辦紅十字會腐敗透頂，也不允許民間組織自發救援。

正當性、緊迫性、集體性和示範效應給予了抗爭者巨大的勇氣、決心、力量和堅韌。並非環保題材本身，而是這種勇氣、決心、力量和堅韌讓當局感到害怕。這就是為什麼，並非所有的環保抗議活動都能取得成功，也並非所有的政治抗議都會失敗。前者如成都彭州市化工項目，雖然當地民眾努力抗爭，但是仍然被官方無情鎮壓。後者如廣東烏坎村民爭取村委會選舉權利，勇武抗爭之後仍然獲勝，儘管後來又被政府無恥地秋後算帳。

我想告訴扎克伯格，中國政府不會因為逢迎討好而放棄審查，否則成千上萬下跪上訪者早就被接見了。審查制度的存在，並非源自和批評者鬥氣，而是維護專制的根本需求。扎克伯格終於明白了，「我們在那裡（中國）經營而需要付出的代價永遠無法達成一致。他們從來不讓我們進入。」他說，臉書等公司如果不去維護言論自由，中國式的網際網路審查有朝一日就可能成為全球的準則。

這種權力對外其實欺軟怕硬，見機行事，對內則嚴厲管制，要求絕對服從。所謂的閱兵，也就是炫耀家丁的忠誠和暴力。被統治的家人有一種錯覺，以為老爺可以指揮的家丁多而強，自己也跟著沾光。事實上，這些家丁被拉出去為家族利益打架的機會，一輩子也遇不上兩回。他們的日常工作，則是在家族內部維持權力秩序。老爺認為有男人不忠不孝，有女人不貞不潔，都會由家丁來實施懲罰。

中美貿易戰、美國大選以及歐巴馬夫婦參與製片，這部記錄片成為熱點話題。事實上，這些「熱議」對問題的解析也一直被中共宣傳所左右，那就是把制度衝突、階級矛盾和權利捍衛解釋為文化衝突或者文明衝突——這就是「中國夢」的實質。

我不得不說，黃之鋒的判斷是正確的，他的警示正當其時。如果有什麼要補充的話，我則要說，這場所謂的新冷戰，事實上是舊冷戰的延續。在中國政府的眼中，從「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到「西方敵對勢力煽動顛覆」，冷戰從來沒有結束。

六四鎮壓讓中共在國際社會聲名狼藉，在國內更是千夫所指，但是跟中共歷史上犯下的所有罪孽一樣，它也成為其維持統治的正面資源，那就是它的宣傳機器常常掛在嘴邊的"什麼樣的風浪沒有經過，什麼樣的陣勢沒見過"，意思是說在它70年的統治中，餓死了幾千萬人，打死了幾百萬人，把坦克開上天安門廣場鎮壓示威民眾，那又怎樣了呢？它並沒有受到正義的審判，反而在鮮血浸透的土地上發展壯大，今天開始公開嘲笑人類的自由民主理想。

被中共控制的歷史並沒有為六四作出公正的裁判。時評人長平認為，將制度的衝突包裝成文明的衝突，正是六四鎮壓之後中共的宣傳伎倆——這就是中國夢的實質。三十年前的今天，中共的軍隊和武警重新占領了中國。血雨腥風之中，全國各地一派肅殺。正如很多追求正義而不得的人們一樣...

當年的少年以為毛主席是永不落的紅太陽，今天聽起來是一個笑話。可是，今天的青少年以為專制制度更合適中國，以一個未經民選的、粗暴地抓捕人權律師、要求媒體效忠姓黨的專制領導人為榮，又何嘗不是一個笑話？

技術主義本身也是一種政治謊言。它鼓吹人們不關心政治公正，而專注於技術發展。正是在這種謊言之下，中共成為全球化網絡時代最大的受益者，並擁有了無數前沿科技。專制政權有了這些技術，當然不是用來解決劉慈欣口中的「一切問題」，而是解決自己的問題——如何控制社會，維持統治。網際網路技術並沒有給中國帶來更多的政治開放，而是相反——更精密的社會控制。

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研究批判理論的兩大要點，一是不能以歷史事實來否認法理邏輯，二是不能以審美價值來取代社會規範。以此理論來觀察春晚，我們可以確信：在文藝節目遭到嚴格政治審查的中國，再難看的春晚也會成為美好的回憶；再美好的回憶也不能改變春晚的性質，正如再好看的朝鮮團體操也是為獨裁政府表演的阿里郎。

在需要的時候，這個政權隨心所欲地將西方價值觀為我所用。中國外交官留下的名言，不僅有「法律不是擋箭牌」，而且還有「我們的人權比美國好五倍」。《環球時報》為專制政權辯護的理論基礎之一，就是西方後冷戰時代的主流價值觀：多元包容。它努力論證專制符合中國文化和社會的需要，應該得到西方人的尊重。

你可以用毛澤東思想治療精神病，你可以用習近平思想指導包子加工，科學家不會理你；但你要改變人類基因，那就是嚴肅的大事了。對於中國的這項偉大科研成果，中國和國際學界的主要反應，是譴責其違背醫學倫理。122位華人科學家聯署發表譴責聲明，涉事醫院深圳和美婦幼兒科醫院出面否認，南方科技大學發表緊急撇清聲明，深圳市和廣東省政府部門介入調查，實在不像一個「歷史性突破」的樣子。

中國政府希望西方對自己「多元包容」，但並不真的在乎多元包容。這不僅體現在對國內不同聲音、不同階層、不同種族的嚴酷打壓，而且體現在耗資巨大的「大外宣」政策。孔琳琳的粗鄙，讓人不禁懷念起正在大牢裡芮成鋼來。那位前CCTV記者，至少還假裝提問來表達愛黨之情。

不久前，一個段子在中國社交媒體流傳：晚上吃飯時，一個半生不熟的朋友跟我說，美國太不是東西了，跟我們打貿易戰。「我們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打贏貿易戰」。我心想，你也不照鏡子看看自己，你是那個「我們」嗎？其實你就是那個「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