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燕趙都市報》報導，新組建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3月19日召開領導幹部會議，宣布了中央關於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主要負責人以及領導班子成員的任職決定——這就是說，2008年「兩會」的最大亮點、曾經激起人們對未來多少憧憬的「大部制」改革開始進入到實施階段。按照邏輯推理或者心理學規律，看到具體措施，接下來我們應當歡呼雀躍、奔走相告才對，但是，隨著我對消息的理解，我不但沒有歡呼雀躍，也沒有奔走相告，卻一下子愣怔在了那裡，幾乎完全傻掉了。
消息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領導幹部新格局為「一正十副」，就是說，這個偉大的部要設置了1個部長、10個副部長！
怎麼了？不正常嗎？
不了解情況或許不認為這是多麼了不得的問題，那麼，我們就把有關情況了解一下：早在1982年10月，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的《國務院組織法》第 9條就明確規定：國務院各部設部長1人，副部長2-4人；各委設主任1人，副主任2-4人；在最近進行的全國黨政機關新一屆換屆當中，從縣到省，遵照中央的指示，各級領導副職都有所減少……唯獨作為「大部制」改革肇始之舉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改革的副職不減反增，而且一下子就增加到了《國務院組織法》規定的最高限額的一倍還多。
顯然，這是不正常的。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匪夷所思的情況呢？仔細就會發現：對照原來的人事部與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副職人數，新組建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把原來兩個部的所有副職都安排為副部長了！這意味著什麼呢？這意味著法律和政令在權力要挾下成為了軟體，即使中央也不能不做某種程度的妥協！
這的確非常讓我們吃驚。
是中央政府軟弱還是諸侯們過於強大？怎麼就會發生這種無論如何都不應當發生的情況？面對這種情況，人民是繼續表達希望還是唏噓於失望以至於絕望呢？
是不是應當有人想一下這個問題？
2
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教授、長江商學院訪問教授陳志武先生最近在《我們的政府有多大》一文中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我們的政府無論在規模和占有社會資源上，都堪稱世界之最，下面我從中引用一些對於我們的話題至關重要的數字——
2007年，中國國家財政稅收增加了31%，達到5.1萬億元，占GDP的21%，相當於3.7億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億農民的純收入。什麼意思呢？意思是：政府一年花的錢等於3.7億個城鎮居民、12.3億農民一年可以花的錢。陳志武教授認為：「政府要這麼多的老百姓才能供養，當然很龐大。」
為了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陳志武教授將乾隆中期與我們目前的狀況做了一個對比：1766年，朝廷財政稅收為4937萬兩銀子，那時一個普通北京工人的年收入大約為24兩銀子（每月2兩左右）。這樣，4937萬兩銀相當於205萬普通北京人的收入。也就是說，只要205萬個北京人的收入就夠供養盛世時期的乾隆政府，陳志武教授說：「那當然是小政府！」與「今天需要3.7億個城鎮居民、12.3億農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開支，無法相提並論。歷史上的中國政府沒有像今天這麼大過。」
外國如何？陳志武教授以美國為例：「2007年，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稅收為2.4萬億美元，占GDP的18%，相當於8500萬普通美國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為了支持美國政府的開支，需要8500萬美國人的可支配收入，當然遠比中國政府的開支需要3.7億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
政府的錢花都在哪裡了呢？陳志武教授指出：「如果政府把錢花在民生上，那不是從相當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嗎？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這些錢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這兩種安排會有大的區別嗎？按照許多主張政府要推出各種名目稅收的人的說法，通過稅收和國有資產，政府能夠實現「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實際真的如此嗎？據財政部長謝旭人先生介紹，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福利上的開支，總共約6000億元，相當於財政總開支的 15%，為全年GDP的2.4%，分到13億人身上，人均461元（相當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沒有國有經濟的美國，去年在同樣三項上的開支約為15000億美元，相當於聯邦政府總開支的61%，為美國GDP的11.5%，分到3億美國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當於美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所以——陳志武教授認為：「不管按絕對數字，還是按相對水平，美國政府回饋給老百姓的醫療與社會保障都遠高於中國，儘管美國是十足的私有經濟。按照國有化運動的初衷，國有制本應該帶來更多的社會福利，我們本應該看到完全相反的情況。」
本人之所以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設置1個部長、10個副部長這件事面前大驚小怪，就是出自於這樣一些數字對比。
然而，我的話還不止於此。
3
目前，思想開明一些的人，不管學者還是官員，大概都不否認我們的社會制度在改革開放之前是「史達林式的極權主義」 這個定義，至少不會否認「中國長期採用蘇聯式體制」這樣一個事實。這樣的制度或者說體制，淺層，遇到了嚴重的經濟問題（單是1960年-1962年的所謂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國就餓死了三千萬人，經歷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國經濟更是到了崩潰的邊緣）；深層，則遇到了嚴重的政治問題（僵化的政治體制壓抑了人的思想，壓抑了人的創造性，人民的忍耐到了極點），作為被動選擇，我們終於有了「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當務之急是要解決吃飯問題，所以在農村有了「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城市有了「擴大企業自主權」以及對發展經濟各種途徑的探索。這方面，我們把「石頭」摸准了，過了一段河。但是在政治體制尤其是社會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卻始終沒有實質性的推進，我們似乎摸不著這塊石頭（不承認我們以往所堅持的不僅僅是一個失敗的經濟制度，更是一個失敗的社會政治制度），或者說摸著了卻不敢斷定這傢伙究竟能把我們帶到哪裡去？所以我們就停在那裡反覆摸反覆摸，拍拍這裡捏捏那裡，鼓搗了將近三十年，一直把這塊石頭摸得滑溜溜的不辨其貌了，也不知道該不該沿著它所指引的路徑走下去——前面水太深，簡直深不可測，一失足將成千古恨。有了這樣的心態，當然過不了河。
然而此時我們已經站在河心了，社會矛盾聚積成一個又一個巨浪拍打著我們。由於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人民事實上處在「缺位」狀態（政治權力缺位必然導致經濟權力缺位），權力與資本迅速地沒有任何阻礙地結合成了龐大的社會政治力量，這種政治力量也摸了摸那塊石頭，結果它們認為那不是一塊好石頭，於是拼命阻止人們摸著它往前走——目前我國全部社會內在危機都淵源於權力與資本對於政治體制改革蠻橫的綁架操縱和敲詐勒索，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發展也就越來越具有學者擔心的「權貴資本主義」 的色彩。我記得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前幾年訪問中國的時候，也曾經談論過「最壞的資本主義」的問題。
權力與資本作為一種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目前它們充斥在社會各個角落，影響和決定著不同階層不同立場和觀點的每一個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大概會成為後人論說我們這個偉大時代的重要話題，當歷史進行最後言說的時候，我們很可能會在被後人讚賞的同時在某些方面遭受他們的羞辱，我們將沒有能力或者說沒有資格為自己進行辯駁。
吳敬璉先生最近在一次談話中指出：「在中國這樣一個長期採用蘇聯式體制的東方國家（請注意「東方」兩個字——陳行之注），人們往往對國家行政權力懷有敬畏崇拜的感情，而掌握這種權力的人則把它當成可以用以利用不受約束的權力尋租取利的『通靈寶玉』，不肯輕易放棄，於是，當改革進到中途，特別是2000年以後，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不願意繼續朝現代市場經濟的方向前進，就會採取各種各樣的手段來阻止進一步市場化。這種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了障礙，有些改革放慢了步伐，在有些領域甚至出現了倒退。」
吳敬璉先生的話語非常溫柔，然而他所談到的問題極為尖銳和準確，這段話印證了他最近十年來在個助攻場合一再表示憂心忡忡的「權貴資本主義」終於在某些領域演變成了現實——這意味著一部分掌握權力的人掠奪了本應當由人民享有的社會財富，掠奪了表面上「公有」實際上無主的國家資源，意味著日益擴大的兩極分化，意味著權力掩蓋下的資本肆無忌憚四製造的種種社會不和諧。
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人民利用各種方式表達期望、失望以至於憤懣，是非常正當的，人民有權利質問他的領導者：怎麼就會成了這個樣子呢？能不能把事情辦得像一點兒樣子呢？
於是，有了今年「兩會」上熱議的種種話題，有了讓人們終於看到有一點政治體制改革味道的「大部制」改革，這的確是讓我們熱淚盈眶。更加讓我們熱淚盈眶的是，溫家寶總理在新一屆政府第一次廉政會議上講話指出，權力過於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監督，是各種腐敗現象產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必須把加強監督制約權力的制度建設擺在突出位置，這是從源頭上防治腐敗的重要保證——人民有了巨大期望，官員、專家、學者以至於各路媒體，紛紛勾勒和暢想中國政治版圖的美好前景，似乎有了這樣一項改革，尖銳的社會矛盾就會緩解，政府就會高效，社會就會和諧……等著吧！一切都會好起來。
結果，我們等來了一個部設1個部長，10個副部長。
4
我是一個用文學作品說話的人，對於政治現象和經濟現象都很陌生，談不上見解，平時涉獵一些有關話題，也僅僅是文學思索範圍以內恰巧觸及了一些感興趣的東西，既不內行也不專業，同時，這也不是我的思想興奮點所在。然而，對於一個社會事件，我的正常反應還是有的：面對1 個部長、10個副部長，我除了驚愕之外，更多的是憂慮：如果我們說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是這個東西，結果會好到哪裡去呢？我們很是興奮了一陣子的東西，難道僅僅是牆上畫的一個大餅嗎？
還是讓我們來聽一聽吳敬璉先生的觀點：「我認為，關鍵在於政府自身的改革。這是因為，……改革任務，不論是消除舊體制的遺產，還是建立法制的市場經濟，都離不開政府自身的改革。目前各級政府管了許多自己不該管又管不好的事情，許多應該管的事情又沒有管或者沒有管好，因此，退出不該管的領域和管好應該管的事情就成為當務之急。…… 我贊成有些經濟學家的意見，對好政府有兩個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所謂有限，就是說它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而不是 「全能」的，政府應當給市場提供秩序，提供條件，而不應當去處理微觀經濟事物，更不應當在市場上有自己的利益；所謂有效，就是說它要廉潔奉公，辦事有效率，能夠低成本地（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往深處說，政府改革涉及到我過的政治改革，它的目標，就是在建設憲政民主制度下的服務性政府。我認為在當前，應當在通過思想解放大討論樹立河心價值觀的同時，以建立法制為中心推進政治改革，通過法制建設在各種權利主體之間正確地配置權力，規範政府的行為，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礎上逐步擴大民主，加強大眾對政府的控制與監督，才有望穩步地實現好幾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現代化目標。……市場經濟是一個利益多元化的共同體，不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都涉及到這個共同體中各個利益群體的利益，因此在改革決策的過程中，不應當……用一個社會群體的利益壓制另一個社會群體的利益，而應當讓各種合法的利益訴求都得到充分的表述，然後通過談判和協商找到某種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這才是通向各個利益群體互補共贏和社會和諧的坦途。」（引文來自《商務周刊》，記者寧南2008年2月18日對吳敬璉先生的採訪。）
我覺得吳敬璉先生把我們的憂慮和期許都表述得十分清楚了。
「1個部長、10個副部長」無論如何不能說是「建設憲政民主制度下的服務性政府」的需要，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對權力的巨大政治妥協，是「用一個社會群體的利益壓制另一個社會群體的利益」最為具體的表現——當「1個部長、10個副部長」在全國各級政府的改革中成為常態的時候，民眾必然會成為事實上的利益犧牲者，因為任何一個多餘官員占有的社會政治資源（我們暫且不說這些官員如果腐敗了怎麼樣）都意味民眾政治、經濟、文化權利的減少和流失，意味著本應當得到尊重的利益群體的利益不能夠得到尊重，它所造成的社會不和諧將會非常嚴重。
真的有這樣嚴重嗎？
今年「兩會」期間，有消息披露說，目前31個中央部門中共有5074個下屬單位164餘萬名職工。李金華指出，「現在政府部門下屬事業單位多得很，有的部委下屬單位，兒子、孫子、重孫子，甚至重重孫子，一個部門有100多個，整個國家機關有2000多個，陣營非常強大。三五個人，掛個牌子就收費。」針對部、委下屬單位仲介組織的亂收費現象，李金華也提出了尖銳批評。
這就是說，我們上面所說到的那種情景並不是一種對未來不負責任的暗淡預測，它早已經作為事實存在並且非常有可能通過「1個部長、10個副部長」的方式廣泛延伸，延伸到我們每一個人未來生活的細節之中，進而決定著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狀態。
對比一下黨中央的期望，對比一下被描述出來的未來藍圖，現實生活的這種令人匪夷所思的情景，其惡劣的性質難道還不嚴重嗎？
我認為很嚴重。
5
「不當家不知柴米貴」，我們也許很難想像中央政府遇到的難處——諸如李金華所指出的「兒子、孫子、重孫子，甚至重重孫子」，都是在沒有權力的地方硬是製造出一個個「權力場」的，哪一個不是好生了得？我們不相信他們是懂得孝道的，他們太強大了，他們極有可能很不尊重老子，遇到老子管教的時候撒潑打滾，又哭又鬧……我們知道政治在一定條件下是妥協的過程，但是這裡應當有一個限度，應當有一條紅線，不管是誰，不管什麼來頭，都不能逾越。
靠什麼來制止？靠民眾，靠憲政改革。
不管到了什麼時候，只要民眾缺位，只要憲政改革不能被實質性啟動，你就無法讓「兒子、孫子、重孫子，甚至重重孫子」服服帖帖，無法阻止他們進行掠奪，無法阻止他們不孝或者乾脆要挾老子，讓老子為他服務……如果有一天老子不成其為老子，「兒子、孫子、重孫子，甚至重重孫子」無法無天到上房揭瓦的程度，那我們可就慘了。
可見，改革何其難哉！
這使我想起狄更斯（Dickens，Charles，英國作家，1812～1870）曾經寫過的一段話：「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裡充滿了信仰，這裡遍布著懷疑；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擁有一切，人們一無所有；人們正在進入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
我們多麼希望這個世界成為「最好的時代」、「智慧的時代」；我們多麼希望這個世界進入「光明的季節」，去享受「希望之春」；我們多麼希望所有人都「進入天堂」而不是「直下地獄」呀！
但是我們現在不知道這種希望能否變成現實——以「1個部長、10個副部長」面目彰顯出來的所謂「大部制改革」， 開始讓我們懷疑這種希望能否真正變成現實了。
(2008年3月28日凌晨)
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