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崛起的悲喜劇
自19世紀初到20世紀末，先後迅猛崛起並挑戰英美法式主流政治秩序——自由民主模式的，主要有德國、日本和蘇聯。它們的崛起分別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然而，其興也勃，其亡也忽。人稱「大國崛起的悲劇」。
何以迅速崛起又迅速隕落？簡括而言，其起伏脈絡在於，這些後起的國家，在其歷史上曾有過曲折的經歷，這些經歷被政權的壟斷性宣傳誇張，從而被鑄造為錐心的國恥，從而產生了強烈的被迫害想像。統治者們把國際關係理解為純粹的叢林法則，一切圍繞國與國之間的勝負旋轉。他們的思考完全以國族為單位、為核心；而完全抹殺國民個人的權利。而崛起為強國的焦慮感，使他們專注於國家之間的爭奪特別是戰爭。這就促使當政者汲汲於集中國家的權力。於是，一個絕對的主權者必定誕生。而且，不容對這個主權者有任何批評與制約，必須允許他獨斷、絕對自由地判定國家是否處於危險狀態，並絕對按照自己的意願，採取他認為必要的任何措施，以維護國家安全，哪怕為此而犧牲臣民的生命和自由。這就是「主權至上」的霍布斯式的邏輯，它促成了一種國家主義乃至極權主義體制。其運作的基本模式是，設計出一種國家體制，這種體制能夠確保集中國家力量，有極高效率，能夠優先發展軍事，確保權力集中；相應地，也通過法律強制，通過軍國主義教育（全國學人民解放軍），培養服從的公民，鼓吹國家主義，鼓舞國民為了國家犧牲一切的精神。這是一種與自由主義不同的發展模式。
這種模式，雖然可以暫時奏效，他們的確也迅速發揮出了可見的力量，但卻忽視了真正具有長遠效力的國家力量：忽視了由於內部的優良治理和憲政體制，公民為維護自己的自由生活方式而自然地散發出來的軟實力。該體制由於與人性不合，扼殺個人的自由和創造力，故後勁乏力，最終難於競爭過憲政民主及市場經濟制度，難逃失敗之命。
於是，我們看到一條似乎矛盾的原則：那些在原初並不致力於追求對外強大而著重致力於內部善治保障人權的國家，最終卻持久地強大；而一心致力於迅速對外強大的國家，最終卻走向了毀滅。
這裡的秘密，在於立國原則。在於基本制度。看看德、日兩國，在二戰之前，以極權的方式強行崛起，結果遭致美、英等國家毀滅性的打擊。而在二戰之後，以納入世界主流的方式崛起，以民主憲政的方式崛起，結果獲得美、英（如馬歇爾計劃等等）大力援助，迅速崛起，甚至一度在很多方面超越英美。因此猜測說目前的一切是因為中國強大而遭忌，是罔顧事實的偏見。這裡的關鍵詞，是制度，是價值體系。
新契機浮出水面？
當下，因西藏事件導致的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驟然對峙，使中國的與國際基本政治秩序的不和諧性，在沉寂多年後，重新刺目地凸顯了出來。自蘇聯東歐劇變之後，將近20年了，中國，這個龐然大物的共產黨國家，雖然在經濟上與過去已面目全非，雖然在外交上一直韜晦和低調，但在國內政治上卻仍然固守壟斷性的權力，漠視公民的憲法權利。以致在這次西藏——奧運火炬——憤青遊行事件中，如輪迴一樣，再次出現了晚清時代的連環套：「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得可悲局面。以致世人心中的陰影愈益濃重：「北京是要用自己的制度挑戰國際主流制度，還是逐漸融入國際主流大海之中？」這已成為文明人類的首要關切。
西藏發生的事，挑開了中國與外部世界的真實關係。縱然令北京不愉快，然而正視現實，早比晚好，不至於使自己長期陷於自己正與世界和諧相處的桃花夢中，最後令自己徒增尷尬。
最後想指出的是，即使處在今天這一中西僵持的局面下，也並不必然預示著北京奧運必然走向柏林奧運。最近，人們注意到，在國際輿論強大規勸與壓力下，4月25日，北京終於同意與達賴喇嘛的代表談判了。無疑，這是一個正面的信號。考慮到不久前，胡錦濤在和布希電話交談過程中，在台灣問題上首次公開承認「一中各表」的政治姿態。聯繫這兩方面動向，有理由被視為出現了正面的進展，有理由被視為北京內部較為文明的聲音浮出水面。筆者想反覆強調，達賴喇嘛，這位世界上廣受崇敬的精神導師，是西藏問題的樞紐，是化解漢藏僵局的鑰匙，漢藏關係也好，人文奧運也好，繞開達賴喇嘛是不會獲致雙贏結果的。他最近有關藏區事件以及奧運的呼籲，通情達理，是有利於漢藏關係發展的，是有利於西藏問題解決的。如果北京同意談判，象徵著當局業已領悟到了這一點，那麼，這一開端的價值不容抹煞。
希望北京繼續保持清明的態度，有誠意地與達賴喇嘛坐下來協商，如達賴喇嘛今天對中國信教者的聲明中所期望的，「我不認為打壓能夠妥善解決問題，並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我堅信，通過藏人和中國領導人之間的對話來解決問題，才是向前邁進的最佳途徑。」倘能真正如此，那麼北京的2008奧運會就將獲得廣泛支持，成為漢藏關係解凍的轉捩點，也有可能，成為中國當代歷史的轉捩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