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四川，這樣的慘痛如何能忘卻。
導言：此次四川地震，從官民反應、救災速度、人道援助以及由此暴露的偽劣工程，透露出中國嚴重的制度性弊端。當許多人為溫家寶的辛苦奔忙而感動時，制度性弊端卻被忽略了。而這種弊端將導致悲劇的重演和加重。同時，海外的退黨活動遭到有組織的騷擾，「天滅中共」的話題又豁然擺在眼前。
本文旨在從多角度省思天災與人禍的關係，並探討「三退」活動為何如此急迫，以及中共此時的心態。
一、災難發生，我們該如何對待政府
地牛翻身，大災降臨。許多人在看到那些倒塌校舍中死難兒童的照片時，都會痛心落淚。海內外華人、企業、政府紛紛捐款捐物，希望能夠多挽回一些生命。
身在海外，許多華人日夜盯著電腦，從網絡上追蹤著救災的消息，並慷慨解囊。除此之外，遠隔重洋的我們似乎有力也使不上，其實不然。
誠然，此次救災，中國政府的反應速度與2003年SARS來臨時已經很不相同。然而與傳染病不同的是，地震是一個全球可以探測的災難，事後已無隱瞞災難發生的可能。我們所要追究的恰恰是震前各級政府和地震局是否知情不報。
地震強度達到八級，事先必有很多異象。也許單獨的異象不能作為判定地震的充分條件，但根據異象綜合計算地震概率應該是可能的。何況在地震前，一些專家已經做出警告，甚至連時間、地點和烈度都做出了相對準確的估算。那麼誰決定「闢謠」，根據什麼決定「闢謠」卻是我們必須追究的。唐山大地震知情不報，造成24 萬人死亡，血的教訓沒有吸取，以至於在四川地震央再度重演。
由於中共這樣一個專制集團壟斷了信息（只能用新華社和CCTV的通告），並壟斷了救災權力（以天氣原因拒絕外部援助，而事實上民間救災力量在36小時內就從2000公里外的江蘇開到了震央地區），因此海外華人最有效的參與方式就是監督政府的救災舉措，並不斷提出建議和批評。
譬如2005年8月29日，卡崔娜颶風襲擊美國紐奧良，9月2日各大媒體嚴厲抨擊布希救災不力，布希為自己辯護，但是旋即在9月3日派出7000名軍人和10000名國民兵去救災，並改變初衷，同意了國際救援。正是民意和輿論的壓力讓救災更加有效。
此次政府似乎出盡全力，但僅從國內力量的調派上來看，組織協調很成問題。中國軍人和武警靠著簡單工具和一雙手晝夜不停的挖掘倖存者，這是自然的人性光輝。而在另一方面，至少四萬軍隊從濟南軍區出發，而非從與地震災區近在咫尺的成都軍區調動，攜帶工具也相當簡陋。
重型機械、千斤頂、倒鏈、滑輪、大力鉗等工具明顯不足，更不要說那些可攜式的專門用於切割、挖掘、舉抬、移動、粉碎、鑽孔等汽油驅動的專業設備。一人操作的專業救援設備，輔之以靈敏的生命探測儀和搜尋犬，會勝過幾十位軍人的徒手挖掘。僅此一項，我們就對救災效率表示懷疑。
二、災難中暴露出的弊端及其對未來的影響
此次救災，儘管看上去溫家寶已盡全力，但他無法改變專制社會的積習。
（1）、壟斷「做好事」的權利
專制積習之一就是壟斷「做好事」的權利」。由於專制政府並非選舉產生，因此它特別渴望百姓的忠心。在此救災時刻，如果是外國的救援人員從廢墟中救出了許多人，無論是被營救者或是旁觀者，也都會感激外國救援隊伍的再造之恩。如果外國救援的設備更加先進和高效，那麼就更會凸顯出中方的效率不彰。儘管民眾會對中方表現給予理解和同情，但是他們對別國政府或團體的感恩會讓中共覺得營救者是在和它「爭奪群眾」。
幾乎所有不受中共控制的信仰團體，無論是基督教、天主教、藏傳佛教或者法輪功，都虔誠的忠於他們的信仰。中共鎮壓他們的原因之一，也是「渴望百姓忠心」的心理在作祟。
這種心理使得中共在錯過了救援的黃金72小時後才開放國際援助，給他們救助的多是已經被中國救援人員探測、搶救和放棄的地方。譬如都江堰、什邡、綿竹等地在 5月12、13日溫家寶就已經前往指揮和慰問，這說明中共拒絕外援的所謂「交通不暢無法抵達災區」的說法完全是藉口，而這些地方在錯過救援時機後被交給俄羅斯、新加坡；溫家寶14日到達北川和汶川，這兩個地方到18日才對日本開放。因此開放外援在很大程度上僅僅成了中共的一種姿態——即順應了輿論，又不會讓外援大顯身手，換句話說，就等於不讓外援搶救出許多活人。
其它如救災物資必須由中共統一發放。譬如成都維權人士黃曉敏準備到災區，發放救災物質反而在5月16日遭當局拘留。而當天台灣慈濟慈善團體攜帶17噸救災物資包機抵達成都，打算前往災區發放救災物質時，也遭成都政府阻礙。
碰巧的是，《中國經濟時報》5月17日刊登文章「當年渭河災害5906萬救災款是怎樣變成50萬的」講述了2003年陝西省華陰市如何層層截留救災款私用。而此次賑災中，由於中國紅十字會拒絕對捐款透明、公開的管理，5月14日22時起，募集數千萬善款的網易停止了與中國紅十字會的合作。這些都不能不讓我們對救災款中有多少能夠到達百姓手中深表疑慮。
同時，中共因「渴望百姓忠心」壟斷做秀機會而置災民生死、饑渴、病痛於不顧。這種狹隘心理必將在未來救災中給災民帶來不必要的痛苦。
我們必須看到，專制政權此時表面上在做好事，但是它不讓別人一同做好事，本身就是在做壞事了。
（2）剝奪知情權
地震發生後，圍繞到底多少地區、多少人受災，仍然迷霧重重。
A、核污染有多嚴重？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之聲5月17日的一則新聞：成都軍區副參謀長劉永新說：「我們救災部隊在綿竹縣清平鄉，通過奮戰以後把被掩埋在廢墟下面很多的遇難者救出來，其中有17名是我們中國科學院的院士、專家，其中院士有3名，專家有14名。」
這個新聞許多人一略而過，其實包含很大疑問，即為什麼一個大山的鄉里，竟然有3個院士？什麼鄉這麼特殊？
仔細想想才會明白，因為那裡有中國的核工業基地。譬如821廠位於四川廣元縣西北部15英里處，為白龍江核基地，製造核彈頭，是中國最大的核反應爐生產地； 857廠位於四川江油，是中子彈製造廠；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902所），中國核武器研究基地，位於綿陽；核工業建設總公司的兩個建設公司位於四川，分別為位於廣元縣的23建設公司和位於綿陽的24建設公司。
接下來的問題就相當嚴重。地震對核基地的損壞如何，有沒有造成核泄漏？如果有，泄露會不會隨著江水或地下水流往別處？2005年吉林化工廠爆炸造成松花江苯污染，哈爾濱市為此停水四天，都是事到臨頭瞞不住了才告訴百姓的，以至於百姓毫無準備。這次會不會重蹈覆轍？
B、地震死亡人數是否被大幅縮小？
現在官方報出的死亡人數已達三萬多人，但是這些數字是否包括了大山內的軍工企業人員，我們不得而知。
從1965 年開始，中共制定了把大量工廠遷移山區的決定，稱為「三線工程」。起因是毛澤東認為世界大戰一旦爆發，中國軍隊應該「大踏步後撤」，然後在山區以「持久戰」消耗敵人。自1965年到70年代末期，投資高達2050億元，在許多偏遠山區設廠。由於搬遷是在戰爭氣氛下進行，選址極為草率，受地質災害影響極大。有的甚至挖空大山，將工廠設在山體內部。
本次地震造成大量山體滑坡，土石流，到底有多少這樣的工廠被掩埋，有多少人喪生或者亟待搶救，也許又是一個我們永遠無法弄清的問題。
C、堰塞湖與瘟疫問題
由於強震造成大量山區土石崩塌，截斷河流形成堰塞湖。由於暴雨和上游來水造成水位急劇升高，例如北川縣城西北方向的河流被截斷後形成堰塞湖，六天內水位上升 25米，水量相當於十分之一的龍門水庫。由於天然的土石雍塞必然不會像水泥混凝土澆鑄的堤壩一樣結實，百分之七十的堰塞湖在形成一個月後就會潰堤。大量高水位的水傾瀉而下，下游村莊、城鎮將面臨滅頂之災。
岷江水勢湍急，所以修建了眾多水庫，這些水庫在地震央如受傷崩潰，其災害後果不堪設想。
這些問題到底有多嚴重，下遊民眾應該做何準備，是否向居民發放船隻、救生衣等設備，是否需要國際援助，我們也不知情。
由於四川多雨，屍體、特別是當局可能隱瞞的那些秘密工廠中的屍體，如不及時處理將發生瘟疫。專家擔心鼠疫和狂犬病已經出現。
D、其它地區還將發生強烈地震？
最讓人擔心的地震是否還會在其它地方發生。
此次川北地震情形極為特殊，餘震不斷。地震4天後，餘震已經4000餘次。預計20日又將發生6~7級餘震。網上有阿文龍撰文說，在近一、兩個月，環渤海灣地區也會發生強震，理由是此次汶川地震由太平洋板塊俯衝進入亞歐板塊引起，而板塊移動不能靠一個角點得到固定（即汶川地震後，此處地殼板塊已經固定），它將以汶川為軸，沿滇藏-川藏-川隴-關中-太行山-燕山-渤海的地震帶尋找另外一個板塊支點。
作者阿文龍以此解釋了為什麼大的餘震不斷「因為當大板塊在汶川找到支點後由緩慢平移變為平面的一角（左角）受阻，正由相對的平行移動轉為以左角為軸的右向旋轉。這個突然失衡的過程會導致在左支撐角（汶川）附近的地質發生很大的和短期連續性的變化，包括：一系列餘震、山脈升高、山峰合併等等。」
阿文龍經計算後預言：「然而最主要的是這個失衡的旋動何時會重新找到平衡？那就是在它的遠端的另一個角點爆破釋放應力得到更強支撐的時候。就以往的歷史看，這另一個角點應在唐山/海城/環渤海地區一帶。」
事實上考察中國的地震，確實顯現出川、滇地震與渤海灣附近地震的相關性。
比如1976年5月29日，雲南西部龍陵縣先後發生兩次強烈地震。第一次發生在20時23分18秒，震級為7.3級，第二次發生在22時0分23秒，震級 7.4級。這次地震的特點就是餘震活動額度高，強度大，自5月29日至年底共記錄到3級以上地震2477次。兩個月後，即1976年7月28日，唐山市即發生7.8級地震。
唐山地震後不到三個星期，即1976年8月16日，四川的松潘、平武之間發生7.2級地震。地震屬震群型，主震之後又發生22日6.7級地震和23日7.2級地震。
如果這種地震相關性屬實，那麼北京方面應當密切關注京、津、塘及遼寧一帶的異常現象，並對當地居民進行地震逃生演練。
然而我懷疑，即便如此，出於「奧運會的穩定大局」考慮，北京也許還會對可能發生的地震引匿不報。
（3）運轉不靈的官僚機構
很多人都在網上熱情讚揚溫家寶的救災努力，然而溫家寶親臨第一線事無鉅細的指揮協調，恰恰說明了體制的失靈。
今年兩會期間，我曾撰文「一百個胡溫又怎樣？」，指出僅憑胡溫一己之力搶險救災，或安撫民眾，已是杯水車薪。
漢初劉邦總結說「就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劉邦知道自己搞謀略不如張良、搞後勤不如蕭何、用兵打仗不如韓信，但是能用這三個人便是得天下的資本。
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運轉需要良好的吏治，每個人克盡職守，層層官吏指揮下級如臂使手、如手使指。而溫家寶事必躬親，甚至面對軍方摔電話，恰恰說明各級官僚對救人的冷漠和對溫家寶的抗命。
5月19日，人民日報強國論壇貼出「成都市委市政府5月15 日喬遷法國設計大師設計的新大樓群」的帖子並附上一張漂亮的照片。在地震救災如火如荼，中小學教學樓倒塌學生罹難得照片讓全國人悲傷流淚的時候，成都市委市政府竟然悄悄搬進了耗資12億的新樓群！
雪災後，軍隊遲遲不動；地震後，要遠從濟南調兵；成都市委市政府的搬遷，表明胡溫對軍隊與地方的控制十分薄弱。
如果軍隊高層或地方諸侯不顧百姓的死活，胡溫就算累死還能把這些人的工作都幹了嗎？這樣的吏治，不但現在救災效率低下，將來也無法處理大的問題和危機。
（4）腐敗·偽劣工程·周永康
在地震剛發生時，大陸學者時寒冰在博克上發表「因地震而哭泣，而憤怒！」，列舉的新華社報導，垮塌的都是學校！有「專家」出來為偽劣工程辯護說，學校教室跨度大、空間大所以容易倒塌。
事實卻絕非如此，在北川有一所「漢龍希望小學」，它的教學樓不僅沒有垮，連教學樓正面那塊長十幾米、高三層樓的玻璃幕牆一小塊都沒有碎，這與在這場大地震學校教學樓動輒壓死幾百名學生相比，實在堪稱奇蹟。而奇蹟的創造也很簡單，就是按照建築標準施工即可。這說明垮塌的都是偽劣工程。
《泰晤士報》記者麥卡妮（Jane Macartney）在都江堰引述當地人的話說：「瞧瞧周圍所有的建築，它們同樣高，但是為什麼單單是學校倒塌？這是因為建築承包商從我們的孩子身上撈油水。他們偷工減料，使用不合格的水泥，但政府視而不見。」
《亞洲周刊》報導說「這次大地震導致都江堰、重慶梁平縣等地的教學樓坍塌，不僅僅是天災，還藏著人禍，因為這次震出不少『豆腐渣工程』。都江堰市聚源中學一教學樓地震央坍塌，八百多師生被活埋。現場負責指揮拯救工作的國家地震局救援隊指揮員氣憤地說，從現場情況判斷，這是典型的豆腐渣工程，鋼筋不合標準， 『這麼細，根本不是鋼筋，是鐵絲』」。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解放前」，四川軍閥劉文輝對教育比共產黨要重視得多，他下令「如果縣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槍斃」。當地許多縣政府辦公地是破敗不堪的危房，但是學校卻堅固堂皇。
再看日本。1995年1月17日，日本關西神戶地區發生芮氏7.2級強烈地震，無數幢房屋倒塌，死亡人數達5300多人。但在劇烈震動後屹立不倒的是什麼建築? 是學校。因此，地震後神戶的臨時避難所往往都是學校。同樣的情形在2007年新潟縣地震後再度發生。
這些事例表明，中共貪官污吏居於豪庭廣廈時，卻把中國未來的希望——孩子們放進了豆腐渣教學樓中。
有人說：看一個國家的現狀，要看它的吏治；看一個國家的未來，要看它的教育。學校先於政府大樓垮塌恰恰說明吏治的腐敗和教育的危機。
此次地震央學校垮塌的並非僅僅是一縣、一鄉之地，因此我們有理由懷疑這是一個普遍現象。如此，自1999年至2002年擔任四川省委書記的周永康也難辭其咎。
（行文至此，讀到網上一則消息，可信度頗高：南方工報報導，地震前一小時有小學接到緊急撤離的通知。種種跡象表明，由於地震局預測震級為六級，中共為保「奧運」決定隱匿不報，然後再以救災籠絡人心。但軍方已經事先保護核設施。然而，地震強度達到八級，死傷數十萬人。如果屬實，中共的救災就完全成了做秀！這是中共的又一筆血債！）
三、執政者當以何種態度對待天災
此次地震數萬人死亡，數萬人失蹤，現在的災民仍然面臨著堰塞湖、瘟疫等地震次生災害的威脅。近來的地球實在是多事之秋，2005年的一場海嘯造成三十萬人喪生、今年緬甸的風災死亡人數也超過十萬、四川地震已經死亡四萬人且人數還在增加，這不能不讓人感到生命的脆弱。
為什麼會發生如此多的災難？執政者又當以什麼心態來對待災難呢？
《左傳》上說：「禹、湯罪己 , 其興也勃焉, 桀、紂罪人 , 其亡也忽焉」，意思是說，夏禹和商湯知道反省自己的罪過，所以興旺發達；桀、紂把罪過推給別人，其滅亡就倏忽而至。古代的賢德帝王在發生天災或瘟疫時，反思自己的過錯，常讓利於民、大赦天下，以便讓和平和諧之氣氛充塞於野，這樣下安黎庶，上悅天心。
譬如成湯之時，天下大旱，五穀不收。負責祭祀的人對湯王說：必須以人為犧牲，向上帝乞雨。成湯於是煎去頭髮指甲，到桑林祈禱說：「我一個人有罪，不要連累別人；別人有罪，也都是我的責任；請上帝不要因為我一個人犯了罪，就使鬼神傷害百姓的性命。」然後他便走向柴堆，準備犧牲祭祀上帝。民心大悅，大雨滂沱而至。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湯禱桑林」的典故。
自禹、湯以降，周、秦、漢、唐、宋、明、清，歷代帝王都有為民請命而降「罪己詔」的。譬如康熙十八年，京師發生了八級地震。康熙除了立即從內庫發銀賑濟災民外，不到四個小時之內就召集內閣、六部九卿等官員開會，檢討失德、整頓吏治。康熙帝在上諭中反覆強調：「茲者異常地震，爾九卿、大臣各官其意若何？朕每念及，甚為悚惕，豈非皆由朕躬料理機務未當，大小臣工所行不公不法，科道各官不直行參奏，無以仰合天意，以致變生耶？」「頃者，地震示警，實因一切政事不協天心，故召此災變。」「小民愁怨之氣，上干天和，以致召水旱、日食、星變、地震、泉涸之異。」
康熙所說的，正是傳統文化所強調的，由於民間的怨氣鬱結，直接干擾了上天的和氣，於是水災、旱災、地震、泉水枯竭、星位不正就都出現了。
現在的人也許已經對天人感應只說嗤之以鼻了，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一個執政者如果能夠檢討自己的罪錯，清廉吏治、大赦天下，不失為挽回民心的好辦法。
而反觀中共，每到此時，所有的新聞媒體都按照「主旋律」為它歌功頌德，並常找出一些人（或者是文革時的「階級敵人」，或者是現在的異議人士和法輪功學員）當作靶子，關一批、殺一批。今年一月雪災、二月股災、三月西藏事件、四月火車相撞並出現手足口疫情、五月川北地震，天災人禍接踵而至，奧運火炬傳遞狀況頻出，而中共自我歌頌「偉光正」毫不慚愧，鎮壓異己毫不手軟，這絕不是一個好的執政者應該做的。
四、法輪功學員為何此時要勸人「三退」？
無論讀者是有神論者或無神論者，但法輪功學員是信神的，相信善惡有報。因此他們勸人退黨、團、隊，就是出於一種善意了。
在《聖經.新約全書》中有一段話，是耶穌要被釘十字架前走向刑場時的情形——「有許多百姓，跟隨耶穌，內中有好些婦女，婦女們為他號啕痛哭。耶穌轉身對她們說，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為我哭，當為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路加福音23:27~28) 」
我在看到《聖經》中這句話時會凜然一驚。抓捕耶穌、誣陷耶穌、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不過是少數幾個人而已，為何耶穌告訴那些女子「當為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呢？
信神的人相信，對修煉者的迫害會給一個地區、乃至民族帶來巨大的傷害。佛教中把這種現象稱為「共業」，就是共同造下的罪業。
我曾撰文《歷史不會永遠等待》，指出迫害修佛的人卻會給整個國家帶來災難，迫害者即使貴為帝王，也難逃或身死或國滅的下場。中國歷史上先後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周世宗，下令拆毀佛像、毀寺、焚經、屠戮僧尼，史稱「三武一宗」滅佛。後北魏太武帝為人所殺；北周武帝身染惡疾，遍體糜爛而死；唐武宗中毒死亡；周世宗身死國滅。隋煬帝、宋徽宗也曾排斥佛教，隋煬帝亡國，宋徽宗做了金國的俘虜，客死異鄉。
北周武帝滅佛後曾召集被迫還俗的佛教大德五百餘人，辯述理由，惠遠和尚不畏生死，起而抨擊，並厲聲說：「陛下今恃王力，任意破壞三寶，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論貴賤，陛下安得不怖。」北周武帝大怒說：「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 惠遠回答：「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百姓當共陛下同墮地獄，何處有樂可得？」
在耶穌被釘十字架後，羅馬迫害基督徒達三百年，無數基督徒被燒死、砍頭，被野獸活活咬死，羅馬帝國也經歷了三次大瘟疫。第一次大瘟疫死了一百萬人；第二次羅馬人口被滅掉三分之一，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死亡一半；第三次大瘟疫持續十六年，羅馬帝國開始衰落。
不能說每一個死亡的羅馬人都是迫害基督徒的元兇，然而正式「共業」造成了這些災難的發生。類似的例子在《聖經》中比比皆是，摩西劈開紅海帶領猶太人出埃及時那些追擊計程車兵，或《創世紀》中所多瑪和蛾摩拉城的毀滅，無不是受到「共業」的報應。
無論讀者是否相信，但是法輪功學員相信中共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會遭致報應。並非法輪功要報應誰，而是如《太上感應篇》開篇所說「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做壞事、種惡因自然會結惡果；做好事、種善因自然會得福報。
我們承認每個人有選擇信仰的自由，每個人也有表達自己信仰的權利。因此，對於熱心勸人「三退」的法輪功學員來說，無非是想讓人遠離中共，不要沾惹它迫害法輪功帶來的「共業」罷了。
法輪功沒有任何暴力或者利益收買，唯有一顆勸善之心、一張勸善之口。他們走到哪裡去講真相、勸退黨，只要方式是和平的，那難道不是他們的權利嗎？
五、揭示真相也是一種救災
捐款是一種救災；捐物是一種救災，給災民提供心理幫助也是救災；我本人和我許多煉法輪功的朋友們也都為這次地震捐了款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所以中共說法輪功阻撓賑災完全是謊言。
然而救災還有其它方式。如我上篇文章所說：由於中共基本壟斷了救災的權利，我們呼籲政府更加高效的救災（包括儘早讓外援進入災區幫忙）也是一種幫助災民的途徑。
還有更重要的兩種救災方式——「亡羊補牢」與「揭示真相」。
「亡羊補牢」者，就是追究這次救災暴露出的問題，比如中小學教學樓大量倒塌的「豆腐渣」工程問題，一定要追究並嚴懲責任人。至少要按照地震央巍然不動的 「漢龍希望小學」為標準建造學校，才不至於在未來出現今天這樣的慘痛悲劇。
「揭示真相」就是要把中共是否事先隱瞞地震災情，不向民眾通報的真相挖掘出來。
迄今為止，從中國內部傳出的消息已經讓人深深懷疑中共是有意瞞報了可能發生的地震。譬如朱健國先生撰文說「5月14日，中央電視台 CCTV9頻道英語節目有一個討論『汶川5.12大地震』的嘉賓訪談節目，在有關專家涉及到汶川地震造成如此巨大傷亡是否有個責任問題時，主持人楊瑞說，我們現在聯線一位權威人物就此發表意見，他是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顧問陳一文先生。於是陳一文通過電話用英語回答：中國地震局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從2006年三年來，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就汶川地區可能發生強震，曾經向中國地震局提出過三次中期預測，特別是 2008年5月3日，陳一文親手又向中國地震局發了一份汶川地區可能發生強震的預報。據陳一文所知，還有其他人也向中國地震局提出過汶川地區可能發生強震預測。」CCTV在重播時刪除了陳一文先生關於預報地震的話。
在新華網5月20日的一篇題為「陸浩說甘肅地震局對汶川地震做過預測報告」的報導中，清楚地披露了存在震前預報的事實。原文中有這樣一句話：「他(註：指陸浩)說，省地震局……，在四川汶川8.0級地震的震前、震後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震前就對這次地震的趨勢做過預測，並向省委、省政府做過報告……」隨後，新華網很快刪除了該文章。
此外地震專家耿慶國曾於2006年根據旱震關係，預報近年阿垻地區將發生7 級以上地震。2008年4月26日和27日在中國地球物理學會下屬的「天災預測委員會」經集體討論，作出「在一年內(2008.5-2009.4)仍應注意蘭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近可能發生6-7級地震」的預報(文字報告已報中國地震局等， 4月30日密件發出)，而且，耿慶國根據強磁暴組合，明確提出「阿垻地區7級以上地震的危險點在5月8日(前後10天以內)」(以上地震預報三要素：震級、地點、時間均已明確)。
另外，5月9日四川省地震局在《四川防震減災信息網》上刊發了一條信息——《阿垻州防震減災局成功平息地震誤傳事件》， 把地震傳言當作「謠言」來辟。
5月19日，《南方工報》一篇新聞報導顯示，汶川某學校在地震前一小時接到緊急通知，於是老師帶著學生緊急撤離。
這些都是預測出地震的證據。
看一看地震地區就知道，廣元、綿陽都是中國的核武器研究和生產基地。如果地震局不通知軍方，真的地震發生造成重大泄漏或爆炸，地震局怎麼敢承擔責任？從官場運作的常識，我們推論地震局必然向中央報告了。
此次，對地震預測的一味否定，甚至不惜刪除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已經刊發和播出的新聞，且動作果斷迅速，絕不是國家地震局能夠出面協調得動的。必是新華社的上司，就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的決定，其部長劉雲山就是政治局委員。
那麼問題是：為什麼不通知百姓？
唐山大地震央的有一個青龍縣奇蹟。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央房屋損壞18萬多間，其中倒塌7300多間，但47萬人中直接死於地震災害的只有1人。 2006年8月初，《瞭望東方周刊》的報導披露了被稱為「青龍奇蹟」的史實。「1976年7月中旬，青龍縣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在唐山參加全國的地震工作會議。會上，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室的汪成民說：華北地區一兩年內可能發生7 級以上強震。根據各地匯總的震情，當前京津唐渤海地區有七大異常，7月22日～8月5日可能有地震。王春青急忙趕回縣裡向領導匯報。時任青龍縣委書記的冉廣岐頂住壓力，冒著風險，拍板決定向縣委常委會匯報，向全縣發布臨震預報。」
恰恰是這種信息的透明至少挽救了47萬人。而其它地區之所以沒有這種奇蹟，就是因為政治性原因，沒有人敢拍板驚動已經病重彌留的毛澤東，於是24萬人因此喪生。
此次地震，有人分析說中共是以「保奧運」的名義決定，決定不發布這次預警的。準備在地震後扮演一個「救星」的角色，用死難者的血為「偉光正」增加亮色，誰知事與願違。
結語
回顧歷史我們就會知道：第一、中共以政治壓倒人命的執政思路造成了民眾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地震襲擊；第二、中共腐敗吏治產生出大量的豆腐渣工程，造成了建築物倒塌，中小學和普通民眾大量死亡；第三、中共救災效率低下，拒絕外部援助，也增加了死亡人數。
而我們揭示真相也是一種救災。從人間層面來說，解體中共是為了讓中國有一個充滿人性、關注百姓存亡的政權；從更深入的角度看，也是讓人脫離中共迫害民眾的 「共業」，以確保自己生命的真正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