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主義、天下及其他…
聽說中國現在大講愛國主義，愛國為時尚風氣，不講中國如何偉大，中國人如何了不起不足於談愛國。余蜇居德國十幾年，懷鄉之情不時湧起，被這愛國熱情所感動，亦想投入這個愛國主義新浪潮。
然，感動歸感動，深究起來，人家如今講愛國主義是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愛國必須愛政府，愛黨。你雖然是黃皮膚，流著華夏人的血，但你既在狄夷之邦居住，你有資格談論愛國主義嗎？你只不過是我中華民族的敗類。
想當年，那個將華夏文明定於一尊的孔老夫子，說仁、說克己、說復禮，還有禮義廉恥、誠心及天下都說了。就是沒有說愛國主義，一點都不給我們現代中國人留面子，還告戒我們什麼「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他居然還做魯國的「漢奸」，明明他是魯國人，既不愛國，跑到其他國家去說三道四，提倡什麼「克己復禮為仁」，搞出個天下文化來。這不是明擺著與我們現代愛國「憤青」過不去嘛？你是那家子「聖人」？根本就沒有先見之明，早年你若發表一二篇愛國主義文章，就不會浪得虛名了，包你現在火紅得不得了。文革時批你孔夫子是復辟狂，是開歷史倒車的反革命份子也怪不得我們了，你太不懂得「愛國」了嘛。
孔夫子何之不幸？他生不逢時，或說腦袋太過於僵化，為什麼偏偏……？太不懂得與時俱進了。
那些後來的所謂鴻儒俊傑，包括那些曾子、子思、孟子、旬子什麼的，大談什麼天下文化，就是不把愛國主義放在眼裡，宋朝還有個范仲奄，提出什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一副己人憂天的樣子，真是氣剎我了。你就不能談談愛我中國什麼的，給我們後代留下點愛國主義遺產？
其實上，儒家文化是把「天下」放在首位的。《孟子》一書說「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君子之守其身而天下平。」《大學》一書亦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平天下」是儒家君子的最高理想：「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魘」（《中庸。三重章》）。孔子雖為魯國人，但其不僅不講如何愛魯國、愛鄉愛黨，還對此持批判的態度，他告戒人們亂邦不入，危邦不居，不要為無道的國君做事，要退隱其身；對鄉愿，訴之為德之賊，對結黨的人訴之為小人。從儒家的創始人孔子的言行，我們可以看出，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決不是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傳承五千年，其是有一套系統的理論運作的。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創始人，而孔子說他「述而不作」，又說「鬱郁乎文哉，吾從周」。這個儒家文化可以肯定是從周文王創立的禮教文化而來。孔子繼承、發揚光大了周朝時代的文化遺產。我們要了解儒文化，當然得從《周易》入手。《周易》據說是周文王所作，表面上看它是一本算卜的書，但其《繫辭傳》（據說為孔子所作）既是講人生對宇宙世界最一般的看法，也就是我們講的人生哲學觀。儒家是如何看待這個宇宙世界的呢？以我的理解，儒家文化講最根本的東西就是「天道」。《周易。繫辭傳》認為整個宇宙世界有一個天道存在，我們人類的生存，必須遵循天道而生活，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人是不能違背天道而行的。《繫辭傳》認為，宇宙世界的形成從「乾元」開始（「大始乾元」），然後有「坤」，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形成一陰一陽，剛柔互相摩擦，形成八掛相盪，然後有風雨雷電交加，有四時運轉，然後生出我們人類男女及萬物，這個世界就這樣形成了。故《繫辭傳》開章就說：「天尊地俾，乾坤定矣。俾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易》卜就是根據這個天道運轉的規律而給人定凶吉的。所謂的「乾坤，其《易》之蘊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繫辭傳上》）。故說儒家文化非常注重這個「天道」（一陰一陽謂之道），可以說這個「天道」是我們人類來源的根本，沒有它，就沒有我們人類世界的一切。孔子說仁，孟子說君子深造之學問，及後來的《中庸》講「率性之謂道」，說「誠」，又定出「親親殺」、「尊尊等」的人倫關係，都是根據《易》的天道而來。故後人說《易經》為群經之首是有道理的。所以儒家是講「敬天、畏天」的天道文化。「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語），人在做，天在看，中國民間說的「舉頭三尺有神靈」是也。
所以，儒家的天下文化，其實質上就是天道文化。即天道下的文化。其視天下蒼生萬物由天道而來，吾人對天下萬物，特別是人類要有「惻隱之心」（孟子語），即孔子講的仁義道德，仁人之心。故孔子講「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反諸求己」等自我修身哲學，都以「仁」為標準。儒文化最大的特點是從自我修身做起，自我修為好了，才能以己達人，以己立人。個人的道德品質修養不好，別說治國平天下，敬養父母、妻女都有問題。故儒家講的天下文化，最終還是落實到個人身上，即從自我做起。這個自我修為，不是為人民服務，也不是為了黨的事業，而是為了自己。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就表明儒者是為了造就自我，是為自己而活，不是為別人而活。用現代流行的話說，儒主張的就是「潔身自愛」。孟子亦說，「君子之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也。」（《孟子。離婁下》）「自得」是儒家的內核文化。這個「自得」，以得天道成聖為儒家最高理想。
至以這個愛國主義遺產，發源於何時？大概可以追溯到當年楚國的屈原，楚王不用他，感到懷才不遇，唱了很多熱愛楚國的悲歌，他可能就是愛國主義的祖師爺。不過屈原愛的楚國只是周王朝的一個小國，未免太狹隘了。以今愛國主義者來看，屈原不僅稱不上愛國詩人的頷頭，還有阻礙中國統一之嫌。到了明王朝末期後，那些明朝的遺老，聲稱不做亡國奴，要反清復明。到了清末，此議越演越烈，不過不是反清復明，而是西方列強，那個民國初的「五四運動」，不僅要打倒賣國賊，連孔家店也拔了（編按：1919年的五四運動本身只是一個「外抗強敵、內懲國賊」的自發學生愛國運動，「打倒孔家店」則是自1915年始的新文化運動的部分內容。其間，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知識份子，因為它加進了共產主義的思想內容，後來又有心地將兩者扯到一起，來作為蘇共篡立中共的歷史政治思想背景，再加上後來中共的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才終於產生了這樣的誤解。）。這就是我們最偉大的愛國主義運動。中國的現代知識份子，把愛天下轉變為愛國，實乃精神文化的悖落，也是對儒文化的莫大諷刺。
清人王夫之說，「亡國乃朝廷之更迭；亡天下乃禮教之消亡」。他還說，國之興亡，匹夫有責，天下興亡，則是士大夫的責任了。換句話來說，亡國，只不過是改朝換代而已，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這個國家興亡的責任，是匹夫走卒的事；而天下興亡就不同了，它關係到文化禮教能否傳承的事，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天下大事，這個責任，要由知識份子（士大夫）來擔當。我雖不才，自認也讀過兩三本書，雖不敢自稱為知識份子，但亦不會將自己貶為「匹夫」。我很不理解，國內一些自稱為「知識份子」的人，那些官員士大夫們，口口聲聲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將自己放在匹夫走卒的行例，高舉著愛國主義的旗幟，樂此不疲，實是有違祖宗孔老夫子的教導。他們不問天下興亡之事，任憑禮教之消亡，打著匹夫的旗幟，高喊著愛國，中國將何在耳？況且以今當權者對國家定義「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暴力的工具」來看，這個國家有何可愛之處？形而下之器而已，離形而上之道遠矣。這個國有儒文化的存在嗎？有君臨天下的氣度嗎？清末學者王國維以身殉天下之亡而投水自殺，其情也哀，其性也烈，可見中國天下之亡也久矣！
在國外，我時常看到不少一些匪夷所思的愛國主義事例：在香港97回歸前幾天，一幫在英國居住的香港人對著鳳凰衛視說，「香港回歸祖國了，我們要回去參加慶祝，香港被英國霸占一百多年，今天終於回歸祖國，我們太高興了。」天呀，這是什麼愛國主義？這個事我能做，他能做，就是你不能做。為什麼？你那麼愛國，何不搬回香港住，還賴在人家英國幹嘛？而且還要慶祝這塊土地離開這個國家呢。這就如吃人家、拿人家、還要摑人家一巴掌，這是我們儒家的「三綱五常」中能找到的倫理嗎？於常倫不符呀。我經常在電視上看到，在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國，兩幫愛國和反愛國華人，在街頭遊行衝突打起來，這些「愛國英雄」和漢奸賣國賊，都到國外來表演了。實際上，你英雄，回國去效勞吧；他賣國，他在國外，能把中國賣了嗎？一切都如唐·詰呵德戰風車一樣荒唐。最近還聽說國內拒買日本貨，還火燒日本汽車。這種愛國行為，真能打倒日本鬼子了嗎？阿拉伯中東某些國家的蒙面人，拿著自動步槍在街上朝天亂放，燒掉美國國旗，跺了幾腳，這樣就打倒美帝國主義了。我們別笑人家，只不過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
愛國、愛鄉並非壞事。但上升到一個圖騰，一個政治圖騰，人活得真夠累了。你不能活得自在點，輕鬆點嗎？據說有一個中國旅遊團在瑞士一家酒店住，店的服務員為了好安排，問導遊明天幾點用早餐，導遊應承8點，第二天該團有些人起得早，不到8點就要進餐廳，服務員不讓進。那些愛國志士們首先想到的是他歧視我們中國人，為什麼給那些黃毛白臉人進去，就是不給我們中國人進？打，一拳就過去……
說實在的，如今的愛國主義者真不敢恭維，除了講我拳頭硬了，錢多了，還有什麼呢？隨地吐痰，亂丟垃圾，假話連篇，道德敗壞。孔孟講的天下之禮教還殘存多少呢？一個讓人崇敬、欽服的大國，不是說我有幾條大炮，有幾個錢就可以稱為強國的。我們自稱是孔孟的後代，既已丟失了「禮、義、廉、恥」的精神文明，代之而起的，只是那個龍騰式的愛國主義了。儒家文化是不講愛國主義的，治國也只是儒家做人的一環。《大學》裡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治國要在修好自身，養活家人的情況下才能講治國，而治國，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在儒家來講，平天下才是君子的抱負。
想當年民國有一個叫蔣介石的人，為了搞獨裁極權，將國民黨和國家捆梆在一起，黨國不分，愛黨即愛國。但國越治越爛，最後敗退到台灣島。其不閉門思過，還搞 「白色恐怖」，將《自由中國》雜誌主編雷震寇上「共匪」的冒子抓起來，把愛黨愛國運動推向新高潮。殷海光教授忍無可忍，站出來說：「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需要說真話的時代，然而今日我們偏偏最不能說真話……官方據以制言論自由的王牌有如後的幾張——「國家利益」，「基本國策」，「非常時期」，「緊急事態」，「非國即共」。藏在這一套說法背後的，有一些更深沈的想法，就是以為「政黨即政府」，而「政府即國家」，不幸之至（編按：歷史不能似是而非……。中國現代歷史之澄清的艱難，特別是「還原蔣介石」之艱難，對學養如此深厚的學者尚且如此，由此便可見一般了。）。這些想法是根本錯誤的，而且是近幾十年來禍亂之一源。一個國家以內，只可有一個政黨的說法，是現在獨裁極權統治的說法，在現代民主國家，一個國家以內，在同一時期可以有幾個政黨，但是在同一時期，只能有一個政府。所以，除非我們承認獨裁極權政治，否則我們不能承認「政黨即是政府」、「政府便是國家」。國家是永久的，不可更換的，政府不是永久的，而且是可以更換的。「（《台灣民主運動40年《李筱峰著，自立晚報出版，58頁）殷海光教授乃大名鼎鼎李敖（編按：請參見辛灝年墨爾本即席答問：「五胎說李敖」）的老師，其說「國家是永久的」不敢苟同外，其言可說是一針見血，此僅供愛國專業戶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