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翻譯惹的禍

　　本人不熟悉美國的影視界，不知道莎朗·斯通是什麼「級別」的人物。最近這
位女士在電視上談論四川地震時說了一番話，使得愛國人士很生氣，後果很嚴重，
於是到網上查了一下事情的前因後果。

　　從英文原文來看，她那些話，如果不是斷章取義地翻譯和曲解，重點不在那句
要命的「報應」，而是針對自己有「報應」這種想法，表達了一種反省。莎朗·斯
通在講話中先是「暴露活思想」——四川地震讓她想到是不是「報應」，然後講了
思想轉變的過程，說收到了「西藏基金會」一封信以後，認識到自己的錯誤，還說
這件事給自己上了重要的一課。說老實話，我沒有那個階級鬥爭覺悟——現在也許
應該叫民族鬥爭覺悟了吧——理解網上愛國人士為什麼對斯通女士的話那麼憤怒，
把她定性為「所有中國人血統的公敵」，甚至「是人類的公敵」。這一席話倒是讓
我聯想起當年全國人民都經歷過的「狠鬥私字一閃念」的「鬥私批修」運動。她這
種思想轉變過程，正是我們從小學生開始就經常在作文里寫的，或者在學習毛主席
著作講用會上講的。比如，那個時候，小學生的作文里經常就會有這樣的故事：

　　今天我在上學的路上撿到五分錢，就把它放到自己的口袋裡，心想，我可以用
這五分錢買冰棍吃啦。後來我學習了毛主席著作，覺得自己應該學習白求恩大夫「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或者——我想起了雷鋒叔叔的事跡），就把這五分
錢交給了老師（或者——交給了警察叔叔）。

　　在五、六十年代的報刊中，充滿了類似這種故事的文章，情節當然比這個例子
要複雜多樣，模式則千遍一律：錯誤的思想露頭—自我批評—樹立正確的思想，免
不了讓人產生公式化的印象和虛假的感覺。莎朗·斯通的談話內容，也遵循同樣的
模式，不過她沒有受過毛澤東思想的薰陶，談話也沒有事先準備，因此暴露的「活
思想」應該是真實的，要不愛國人士也不會那麼憤怒，接下去的反省也看不出虛假
的成分。當然，啟發她反省的，是「西藏基金會」發出的一封信，而不是白求恩大
夫，或者雷鋒、王傑、歐陽海。不過，莎朗·斯通沒有我們那樣幸運地生活在一個
英雄輩出的國度和年代，對她的要求也不能太高了是吧？

　　這個事件中引起筆者注意的還有一個細節，那就是莎朗·斯通在談話開場的那
句話「ｉｔ　ｗａｓ　ｖｅｒ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同樣引起了愛國人士
的憤怒，因為有中文的媒體把這句話翻譯成「這是件有趣的事情」。例如某演藝界
人士為此而「出離憤怒」，她寫道：「第一次聽到有人用『有趣』來形容５·１２
國難。請問莎朗·斯通小姐，你是根本不了解四川大地震對中國百姓造成的生命創
傷、心理創傷？還是你天生就是這麼一具冷血的人體模型？」

　　這樣的指控比起對於「報應」的反應，更加離譜，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這
個詞，並不和中文裡「有趣」意思完全重合，因為中文的「有趣」伴隨的常是愉悅
的感情，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這個詞來自於名詞ｉｎｔｅｒｅｓｔ，即利益
，因而它的原意是因為利益相關而產生的關注，並不一定含有高興的情緒。例如閣
下在演講後，有聽眾提出反對的意見或刁難的問題，閣下可以說對方的提問「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那並不是說你承認他指出了自己的錯誤而「聞過則喜」，
只是說「我注意到你的意見了」或者說「你的意見有點意思」。莎朗·斯通的意思
，無非是引出後面自己的思想轉變過程，把她的這句話說成是對災民的幸災樂禍，
無異南轅北轍。

　　一般人不了解其中細微的含義，作出這樣的反應，或可原諒。而媒體，而且還
包括一向看不起大陸民眾英文水準的香港媒體，做出「有趣」的翻譯，恐怕不能用
英文水平不濟來解釋，難免讓人推測有誤導的惡意。

　　這種故意把有歧義的英文詞語按某種目的來翻譯的事例，筆者在文化大革命中
就遇到過，受害者是一位姓張的工程師。文革後期我在工廠做英文資料翻譯工作，
這位張工在從牛棚關了七年後被放出來，成了我的同事。張工是廠里唯一一位留過
洋的工程師——抗戰後他考取國民政府的獎學金，被派到福特汽車公司的煉鋼廠實
習兩年，相當於今天的訪問學者。他在文革開始時就被隔離審查，導火線是他從美
國帶回的一台打字機，那是四十年代的產品，Ｕｎｄｅｒｗｏｏｄ牌。張工說他回
國後不久就解放了，打字機基本沒用過，一直放在某個角落裡。文革前幾個月，家
里大掃除，他把它拿出來清理了一下，打算用一張報紙把它重新包好，孩子們沒見
識過英文打字機，就要他打一行字試試，打什麼呢？剛好報紙上有「向焦裕祿同志
學習」的標題，他就打了一行英文：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ｒａｄｅ　Ｃ
ｈａｕ　Ｙｕ　Ｌｕ。他沒有學過漢語拼音，就把焦寫成了Ｃｈａｕ，然後就重新
包上放回到角落裡去了，那張學習焦裕祿的紙還留在滾筒上。文革開始後，「被捕
出獄是叛徒，留學歸國皆特務——基本如此」，廠里的「革命群眾」抄了他的家，
那台打字機就成了特務用的發報機。查了一段時間之後，知道那明顯不是發報機，
但是不願意輕易放人，為了挖出個把階級敵人，證明文化大革命的豐碩成果，就在
那張有一行英文字的紙上做文章。專案組的人去查英文字典，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
ｍ　ＸＸ有兩個意思，一為向某某學習，一為從某某得知、獲悉，他們不選初學英
語的人都知道的「向某某學習」這一解釋，而是咬定他從一個叫趙玉露的人那裡獲
得了不可告人的情報，逼他交待。可憐張工怎麼也想不起來認識這麼一個名叫趙玉
露或者曹禹路人。直到七年後，專案組向他出示那張打字機上的紙，他才恍然大悟
——原來都是焦裕祿同志惹的禍。

　　看起來，利用翻譯陷人於罪，不是文革專案組的發明，哪一代的文人都能無師
自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