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以文化大師身份，率先發表《含淚勸告請願災民》，呼籲他們不要集會聲討主辦豆腐渣工程的官商，以免有人藉此「進行反華宣傳」，散播「誣陷性的說法」；王兆山則以山東作家協會副主席身份，發表《江城子》，高詠「天災難避死何訴，主席喚，總理呼，黨疼國愛，聲聲入廢墟……縱做鬼，也幸福」。這一詞一文，一時間惹來國內外一片噓聲，或說「肉麻」，或說「無恥」，責備未免太苛。

    論文字，這兩位作家固然還未及格：余秋雨行文，多用英語為骨，例如舍我們傳統的「誣說」而取「誣陷性的（slanderous）說法」；王兆山填詞，了無平仄格律，例如「主席喚，總理呼」兩句，把「仄平平，仄平平」的既定詞譜改為「仄仄仄，仄仄平」。但今天中國人哪會講究中文用法。這一點不必多談。
    至於人品，余、王不過效法新中國文壇先進郭沫若、巴金、冰心、浩然等等。月前浩然去世，獲安排下葬八寶山革命公墓，中共中央領袖劉淇、劉雲山送花圈致意，喪禮上冠蓋雲集，出席的有新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作協黨組副書記張健等等。他們顯然都認為，浩然當年為黨服務撰寫煌煌鉅著《金光大道》歌頌文革，是作家的榜樣，是文壇的榮譽。海內外輿論對這喪禮並沒有什麼非議，似乎認為理所當然，然則今天何忍獨責余秋雨、王兆山。
    王、余是新中國典型文人。文人不走浩然的金光大道，不可能在新中國立足。一九六○年代，吳逆道而行，發表《海瑞罷官》借古諷今，毛澤東就發動文化大革命；一九八○年代，北京大學生也逆道而行，鄧小平就發動六四戰役。吳據新華社說被打到「大口大口吐鮮血」，瘐死獄中；六四那些大學生在國際新聞界鏡頭下被坦克雄師驅車壓過，橫死路上。這是中共五十九年如一日對付文人的國策，否則怎會有餘秋雨的「含淚」，怎會有王兆山的「幸福」。
    我國宋朝初年，太祖趙匡胤在太廟寢殿夾室立了一塊絕密誓碑，高八尺，闊四尺，用銷金幔覆蓋，室門深鎖，下令日後太子繼位，都先須跪讀誓詞，讀時只許一個不識字小太監陪伴在側。一百六十年後，金兵南犯，帝京失守，太廟門洞開，好事者走到碑前一看，見到誓詞三行，一行說「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另一行說「子孫有渝（違背）此誓者，天必殛之」（《避暑漫抄》）。宋朝文人范仲淹、司馬光、蘇軾、陸游、辛棄疾等等，無一不曾經忤逆權貴，也無一不得善終，就是因為宋室國策和中共不同。
    舊中國曆朝文學，多的是「今來縣宰加朱紱，便是生靈血染成」之類控訴；新中國文學，則全部是巴金所謂「大歡樂的日子」之類頌歌。其中道理，余秋雨名著《文化苦旅》不知有沒有談到，無論如何，他的含淚文章，再一次我們看清楚新舊中國文化的差別。我們對他不能沒有感激。
    
    古德明
    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