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奧運流失了民眾最後的政治信任
種種引而待發的社會騷亂與醞釀中的抗議，總算使中共當局明白北京奧運已不可能成為「史上最成功的奧運」，只好將目標現實地修正為「平安奧運」。為了力保 「平安」，當局軟硬兩手一齊施展。「軟功」用來「攘外」，例如在「奧運」期間為外國媒體辦公室開通一些海外網站，胡錦濤在8月1日與外媒會面等，這些「軟功」緩和了氣氛，甚至讓一些外國觸媒忽視了中宣部嚴酷管制媒體這一事實，提出一個假問題：這種短暫的外媒開放「究竟是奧運公關還是開放意識形態控制」之類。
但對內卻實行非常嚴酷的社會控制。除了抓捕監控異議人士，對國內網站加強監管，讓宣傳部負責統管思想與言論這類習慣性做法之外，還恢復了毛澤東統治時期的一些監控手段，如恢復居委會的區域監管功能、發動監控社會成員的人海戰術、讓公安部站到前台為奧運清場。比毛時代更進一步的是：毛的原子彈用來威懾世界；胡錦濤則將飛彈放在奧運主場館之外，用來威懾民眾。這類有如軍管般嚴厲的安全措施讓北京居民不堪其擾，謔言「就當北京再次發生 SARS」，不少人外出「避運」。一場奧運竟如此讓舉辦地居民不堪其擾，還沒開始就盼著快點結束，也算是開創了百年奧運歷史上的另類紀錄。
所有這些都向世界展示了一點：自詡「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的中共當局已將民眾視若寇讎。而民眾對當局殘存的最後一點政治信任，雖然在奧運火炬傳遞與汶川地震之時還被當局充分利用過兩次，但到奧運前夕卻已流失殆盡。
政治信任通常是指一國民眾對政府行為（或政治系統的運作）將產生與他們期待相一致的結果的信心。政治信任的內涵具有不同層次：第一個層次指民眾對待整個政治共同體――即民眾所屬國家的態度；第二個層次指公民對待政治制度、政府機構的態度；第三個層次指公民對作為個體的政治家如領袖人物的判斷和態度。政治信任的多層次性，決定了這種政治信任既可以與特定的政治制度相聯繫，也可與某一領袖人物相聯繫，還可能與特定的政權相關聯。民眾對政府的政治信任度下降，既可能是民眾對政府行為不滿的反映，也可能是民眾對現任政治領導不滿的反映。在專制極權國家，由於不可能通過民選更換政府領導人，通過社會監督改善政府行為，這種不滿最後往往累積為對政治制度的不滿。
反觀1949年以來的中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民眾對中共政府的政治信任是如何一點一點逐步流失的。中共建政初期，是中國民眾對政府信任度最高的時期。人們對當局的政治信任幾乎涵蓋了上述3個層次，從政治制度、支撐政治制度的馬列學說以及國家機構，再到中共的大小幹部，對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的信任更是有如信奉神祗。經歷過大躍進、三年大饑荒、「文革」等一系列政治運動與災難之後，民眾對領導者個人的政治信任已流失了許多，但對政治制度的信任還很強烈。1989年「六四」後，這種政治信任通過鄧小平的「發展就是硬道理」維繫，「先富帶後富」的許諾讓民眾相信自己會受益於經濟發展的「涓滴效應」。但最近10餘年來，由於貧富差距過大、政府腐敗醜聞不斷、民眾生存資源被過度掠奪、社會治安迅速惡化等原因，民眾發現自己無法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各種社會矛盾逐步尖銳化。於是政府強力宣傳北京奧運是國力強大、中華民族在世界站起來了的象徵，希望凝聚 「愛國」這最後一點政治信任，以緩和危機。
但中共當局不擇手段竭力保「平安」奧運之時，民眾卻只體驗到政府對人權的大規模侵犯，他們已被隔離於「奧運盛會」之外。更嚴重的是，他們在經濟壓力下無法喘息：去年開始的企業破產潮已從珠江三角洲蔓延至長江三角洲，大批工人失業；通脹引致的物價壓力讓廣大中下層生活品質快速下降；在「奧運信念」支撐下的股市投資血本無歸，子女們即使大學畢業也無法就業……所有這些，使民眾已經喪失了對政府的最後一點政治信任。
失去了民眾信任的政府，實際上等於喪失了統治合法性。
何清漣
12時左右，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夫人劉永清在人民大會堂迎候前來出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和相關活動的外國政要及配偶，與他們親切握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