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飛得更高了」，劉翔和崔健一起飛了
張曉舟
2007年2月
崔健與劉翔——八竿子打不著的兩個人，也只有耐克能把他們拉到一起。這就是跨國資本主義的能耐，它能跨越時空，把中國兩個不同時代的象徵符號並置於一起，打響一聲發令槍，商業、政治、體育和文化四大金剛似乎齊聲喊出同一個時代口號——「我飛得更高了」，這是「大國崛起」的抒情，當然也是奧林匹克的夢想。
估計劉翔都未必知道這「廣告歌」是崔健的。《飛了》一直是我所認為的崔健最為奇特、無論是音樂還是歌詞都最為晦澀的作品。耐克看中並且「斷章取義」 的，其實僅僅是《飛了》中的一句「我飛得更高了，更高了」，全然不管前面還有一句「我孤獨地飛了」、最後還有一句更嚇人的——「我飛不起來了。」
耐克按理應該用一首搖滾大路貨來作體育High曲，汪峰堪比汪國真的《飛得更高》似乎更合適：「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藍/我知道我要的那種幸福就在更高的天空/我要飛得更高……」如此陽光如此勵志的歌不選，為何偏要選那麼首晦澀、灰暗的歌？是因為崔健名氣大嗎？但論流行度，如今《飛得更高》肯定比《飛了》更流行。
關鍵在於，《飛了》獨一無二令人肝顫的節奏與劉翔的跨欄疾步才相匹配。再說《飛了》雖然邪異，但崔健對中國傳統打擊樂和戲曲味的偏好仍然給這首歌打上明顯的本土烙印，這更符合耐克這個廣告要強調的中國本土色彩。崔健的歌並非不能用於體育，《假行僧》與馬拉松是天作之合，而《超越那一天》即使不能用作香港回歸紀念主題曲，至少也可以用作香港舉辦的東亞運動會會KTV——當然這只是我的信口一說。
在商業影像帝國，音樂和歌詞往往淪為附庸的小卒。崔健早期尚與張元合作拍過一些MTV，但後來他對MTV持牴觸批判態度再也不拍MTV，他拍的最後一個MTV恰恰是《飛了》，崔健的創意和張元的拍攝都令人擊節：崔健和樂隊在樓下出演《飛了》，樓上卻是一群男女在跳鄉村綢子舞，搖滾和綢子舞同在一個空間，節奏奇特合一。觀眾是同一幫老頭老太。可惜這個MTV從未在中國內地電視上放過，可惜在廣告歌和來電答鈴的時代，內涵複雜豐富的《飛了》在電視上終於只割剩為一句口號，虎落平陽，惟遺一條尾巴。
這只不過再一次證明無孔不入的商業對於反文化的強勢利用，這在歐美早已見怪不怪，最典型的例子是約翰·列農表達人類大同夢想的《Imagine》也被商家買來配廣告。「飛」這個字眼容易有所爭議，搖滾史上不乏有因為fly、high這類字眼而被指有宣揚毒品之嫌從而遭禁的歌曲，但崔健此歌並無此意，開頭第一句已經表達得很明白：「我根本用不著那些玩意兒。」
和汪峰「我要的幸福就在更高的天空」的虛無縹緲相比，崔健的堅韌一下崢嶸畢露——「我想要的東西它不在空中，它肯定不在別外就在這兒。」在1994 年推出的第三張專輯開篇，崔健就以《飛了》表現出一種新的時代感受力：那就是失重、飄浮的無力感，到後來，這種感覺被崔健在第四張專輯中命名為「無能的力量」。這是面對90年代社會在商業離心力作用下開始分崩離析的某種攪拌肺腑的反應，有趣的是在這張專輯的最後一曲《彼岸》，崔健還是添了個光明的尾巴來了一個大團圓結局，他又像一個英雄一樣登高一呼召喚萬眾雲集：「這裡是世界，中國的某地，我們共同高唱著一首歌曲……」後來，億萬民眾的確又不斷「共同高唱著一首歌曲」，那就是因假唱而屢遭崔健抨擊的《同一首歌》。而那個商業世界已經成熟到人人言必稱「創意」，於是《飛了》也不免淪為一個廣告「創意」。鑲金的鳥籠正在將八大山人的怪鳥養成時代的寵物。時代變了，如小河的民謠專輯名字所云：飛得高的鳥不落在跑不快的牛背上。只是你究竟是鳥還是牛？看完這個耐克廣告，我們除了直奔耐克專賣店，是否還有心情重聽一遍《飛了》？——我曾經私下為這首歌起了個薩特的名字——「厭惡及其他」：
我根本用不著那些玩藝兒，我的感覺已經暈了渾身沒勁兒，這周圍有一股人肉的味兒，它只能讓人琢磨人之間的事兒，這暈的感覺是朦朦朧朧的，不知不覺身體變得輕飄飄的，我是不是與我不同啊，象這灰色中的紅點兒，人們的眼神都象是煙霧，它們四周亂轉但不讓人在乎，我分不清楚方向也看不清楚路，我開始懷疑我自己是不是糊塗，我周圍還有一股著火的味道，在無奈和憤怒之間含糊地燒著，我突然一腳踩空身體發飄，我孤獨地飛了，我好象變成一個英雄的鳥兒，在太陽和煙霧之間不停地飛著，我張開了嘴巴扯開了嗓門兒，發出了從來沒有發出過的音兒，這聲音太刺激把人們嚇著了，他們一個個地站起來大聲地叫著，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我也呆了，我飛得更高了，那天晚上我偷著飛回來摸著黑兒，這周圍還和以前一樣散發著味兒，我想要的東西它不在空中，它肯定不在別處就在這兒，幾天後人們終於發現了我，周圍所有人都看起來不對勁兒，突然間那火把空氣點著了，我飛不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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