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際，紀錄片《劫後天府淚縱橫》在美國HBO頻道和影院上映。這可算是我與幾位電影藝術家和一位大學同事給震區死去的孩子們獻上的一束鮮花，和向他們勇敢地追求公正的父母獻上的一冊影集。
在製片的過程中，HBO的執行製片人定下了英文片名，直譯為「中國的非自然災害：四川的眼淚」。如何配上一個優美的中國化的片名而又不失英文片名的意思？要找到靈感倒是花費了我好幾天去苦思冥想。作為四川成都人，我總想讓這部影片散發出濃郁的川味。久居成都的唐朝大詩人杜甫的憂傷悲憤詩句自然成為我的尋寶之處。在《羌村三首》中，杜甫描述了戰亂給鄉村百姓帶來的深重苦難：「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嘆，四座淚縱橫。」當我想到素有「天府之國」美譽的川西平原，想到那裡的鄉親起先遭受天災的打擊，而後又有人禍的摧殘，最後又有政疴的折磨，只能用一個「劫」字來概述。一個沉鬱、憂傷、悲憤的詩句就產生了：「劫後天府淚縱橫」。我馬上徵求我的復旦學長、又一位四川老鄉陳奎德博士的意見，並拜託他給影片題寫中文片名。讓我略感欣慰的是，儘管許多中國國內觀眾還無法馬上看到該片，但他們已經看到了影片的廣告，似乎也認同了影片的片名（見該片廣告畫）。
像所有人（中國人和外國人）一樣，我對四川汶川大地震的第一反應是，我的家鄉遭受了天災。在大自然的淫威下，我們所有的人，不分種族、國籍、黨派和社會地位，都感到了同樣的脆弱和傷害。在人性的基本層面上，我們更能相互同情和精誠團結。全球的及時關注和慷慨捐助都是被同一個因素驅動：最基本的人性必然讓人類有基本的人文關懷。
作為四川人，爾後我與《劫後天府淚縱橫》的攝製組一起回到了震區，我看到了天災造就的廢墟下掩藏的人禍因素。如果每一個環節的工作都做到了位，成千上萬所學校可以不倒。比如，學校是以抗禦七級地震的建築標準修建的。這樣的標準顯然無法抵禦八級的汶川大地震。考慮到中國作為開發中國家的現實國情，諸如此類的歷史落後性是不能怪在任何個人、任何政府和任何政黨頭上的。但是，一位位於震區並親自考察了震區的城建學院院長告訴我，如果建築施工認真執行了舊有的落後的規範，成千上萬的學校仍然會被結構性地破壞，但完全的坍塌是可以避免的。幾秒鐘之內幾層校舍全面坍塌，沒有給學生留下任何逃生的時間和機會；坍塌的校舍和教室沒有大梁和圈樑的支撐，鋼筋不足的預製板碎裂，沒有給埋壓的學生留下躲藏和呼吸的空間來等待救援；這就是人禍。這是過去幾十年建築行業的腐敗、地方政府在發包工程和驗收工程上的腐敗、中央和地方對教育的投入不足必然產生的惡果。
但是，中共政府全然否認災區劫難中人禍的成分。中共政府的立場可以用三段論來表述：第一，面對汶川如此震級的大災，房屋和校舍倒塌是自然的。如果沒有倒塌，那倒是奇蹟或神跡。第二，四川震區垮塌的七千來所學校，沒有一所可怪罪於人為的建築質量問題。第三，遇難學生家長要求調查「豆腐渣工程」沒有任何道理，只能被認定為顛覆國家行為或「國際反華勢力」煽動的結果。為此，中共政府對四川大地震的解讀劃定了如下政治圓周：第一，引導民眾感恩，尤其是對黨國、軍國的如山重恩；由此激發以黨媽媽為核心的愛國主義。第二，終止對豆腐渣工程的調查和問責；如果民眾不理會聽從，政權機關就發揮鎮壓之權的功能，把百姓的請願、集會和抗議打壓下去。第三，為了做好「關門打狗、瓮中捉鱉」的工作，同時打造黨國、軍國「偉、光、正」的形象，除了參觀指定的「樣板項目」外，國內外的媒體必須遇事清場。這些做法，首先是對家長和災區民眾基本常識的否定，其次是對科學家的蔑視和科學調查的阻攔，再次是對死去的近萬的學生生命價值的忽視，也是對中國人民的知情權和人身安全權利的漠視，最後是對人類道德最低標準的踐踏。作為一個政治學家，在我看來，天災與人禍糾葛在一起，政府對人禍的掩蓋最終把川震演變為一場政疴。四川地震沒有結束，政府的傲慢的權力正在把中國社會撕裂，製造出新的斷裂帶。它的政治餘震還在進行。
四川地震的政治化首先是由中共政府一手造就的。眾所周知，2008年是奧運年。中共政府投入了巨額成本花了七年時間把北京奧運打造成了黨國形象工程。出乎意料的是，當年三月，西藏雪域高原騷亂發生，北京不得不調兵遣將，開發進西藏、川西高原防止更多事變。那裡的事態還未平息，西藏高原又生事端，猛撞四川龍門山，碰生汶川大地震。災區需要軍隊，但軍隊是調往西藏還是鎮守台海以防大選可能引發的台獨突變，多少軍隊可以集解四川，都成了問題。我們都知道溫家寶對軍隊領導摔電話的故事，這是有複雜的背景的。但很快，政府總理去了災區，黨的總書記去了災區，軍隊去了災區。既然地震是天災，人們可以怨天怨地，如果「黨、國、軍」三位一體能夠協調努力，正是挽回西藏事件中共政府失去的面子的大好時機，人們必定感謝黨、感謝政府和感謝人民軍隊。
四川地震後的廢墟就成了「黨-國-軍」以一石擊多鳥的大舞台：首先，「黨-國-軍」以救世主、恩人的面目出現，讓老百姓對「黨-國-軍」心懷感恩之情：「黨-國-軍」的偉大形象在廢墟上油然而生（參見嵌入的一張官方宣傳畫，它讓我想起了電影《1984》裡「老大哥」的形象和背景）。「黨媽媽」、「黨爸爸」的理念更深入人心。第二，民眾在天災面前的脆弱正好是培育和強化以黨國主義為核心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良機，一可以消除奧運火炬傳遞在西方多地受阻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又可以為下面的北京奧營運造愛國氛圍。第三，通過救災、搬遷和安置等措施，黨國可以修補基層的控制體系。在農村公社解散和城鎮國營企業轉制後，黨國建築在「公社」和「單位」之上的「有組織依附性」（人民對黨國的依賴）遭到極大地削弱。事實證明，黨國在災區有極大地強化這種依附性的趨勢，例如，起初拒絕國際援助隊的援助，用軍、警的體制來收管震區，把山區分散的居住模式變為集中的「新農村社區」，救濟物的發放與獎勵黨的積極分子和懲罰「不聽話的人」聯繫起來，打壓民間社會的救災行動（尤其是宗教團體的志願者的活動），限制媒體進入災區和強化對媒體的控制，等等。第五，黨國繼續依賴地方黨的骨幹和他們的裙帶關係、庇蔭網絡和任人唯親來分配資源，潤滑和強化了黨國的基層體系，凸顯了政治忠誠帶來的物質回報和職位提升。從這些角度來看，中共黨中央和政府是力圖達到「多難興邦」的目的。
但黨國將川震打造成「政治形象工程」的做法很快遇到挑戰。失去孩童的父母對學校校舍質量的質疑，對「豆腐渣工程」的義憤，由此引發的遊行、集會、請願、抗議和堵路等等，很快掀起了川震的政治餘震。面對失去了獨生子女的傷心的父母，政府虛與委蛇，推諉拖延。開始官員們用盡了所有的辦法來平息父母的抗議：求情，下跪，許願。一旦憤怒的父母們散去，政府官員立即把昔日的信誓旦旦的許諾忘得乾乾淨淨，食言自肥。
因為大部分的父母都要忙於生計，許多還是農民工，所以要集合協調集體行動非常困難。一旦百姓分散開來，媒體也不在了，地方政府便用「胡羅卜加大棒」的軟硬兼施兩手，把有冤無處伸的家長，尤其是把起領導作用的骨幹收買過來或彈壓下去。比如，在《劫後天府淚縱橫》影片中的綿竹富新小學，一位家長成為遊行的主要組織人和與政府對話的家長代表，後來他又成為58位提出法律訴訟的家長之一。據我的採訪得知，一方面當地政府給他了個土木工程承包，另一方面又威脅他說，如果他繼續作對，公安會將他老早的一個小案子拿出來重新立案。可以想像，他撤出了訴訟，導致德陽市中級法院以技術性理由把案子拒收。後來，又一位父親成為家長到北京申訴的聯絡人。當地公安也把一樁早已處理過的陳年老帳挖了出來，逮捕了這位父親和他的好朋友，強迫他放棄申訴。他被釋放後，當地政府說他只是被取保候審，如果他亂說亂動，尤其是接受媒體採訪或與「境外反華勢力」接觸，公安可隨時把他抓起來。今天這位家長都不敢住在原來的家裡，而住到了妻子的村上。當地政府官員還挨家挨戶，警告他們不要與「反華勢力」接觸。
但是，中共政府誤判了學生家長追求公正行動的根本性質，低估了他們「秋菊打官司」般的不懈努力，未能理解中國人民正在經歷的公民權和民主權雙重權利意識提升的偉大覺醒。中國的政治精英們通常認為，農民的「鬧事」無非都是為了一個「錢」字。而當今中國的流行語是「我們不缺錢」。政府原以為用錢就可以解決問題。客觀說來，單就賠償數目而言，政府一咬牙拿出每人八萬的賠償金也不容易。但電影中的一位瘦小的母親卻說除了如下的驚人之語：「錢我們不需要。我們要為娃娃討個公道，避免這樣的事將來再發生。這是血的教訓！」這位媽媽要的是公正。另一位母親在講到她和丈夫推著斷鏈的摩托車半夜把女兒拖回家，「軟埋」（沒有棺材）在家裡的田邊時，她傷心至極。另一位爸爸告訴我們，他給女兒做了付棺材然後安埋了她；他以後還會把女兒的墳修好。所有這些爸爸和媽媽，他們關心的是要給他們的愛女和愛子最後的人的尊嚴。難怪，從綿竹到都江堰，從什邡到北川，我們都看到了和聽到了為死去的兒女討公道的父母。
中共政府在四川震災後確實動員了全國多方的國力，避免了大災後中國歷史上通常都會出現的大饑荒和大瘟疫。中共政府保障了中國災民的「糧食安全」和讓他們基本都有住有穿。中共政府有理由以此很為自豪。但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獨生子女政策已經在中國社會各階層引發了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形成。生活在中國社會相對底層的四川農村人口已經開始關注、追求和捍衛社會公正、人身安全、個人價值和個人尊嚴。每一個孩子的價值已經無法用貨幣來衡量了。他們給每一個父母、每一個家庭和他們的爺爺、奶奶、外公和外婆帶來的歡樂和希望不是八萬元人民幣可以買來的。每一個孩子也不再只是父母養兒防老的工具，他們是他們父母工作賺錢的動力、生活的目的、快樂的源泉和夢想的寄託。但顯然，中共政府官員還無法在這樣的層面來思考和解決父母的訴求。電影中的一位爸爸後來在他的生日那天又得一子，他給兒子取名「雨辰，」 要他記住他有個哥哥，這個哥哥冤死於地震；如果爸爸沒法為他討回公道，弟弟要繼續為哥哥討回公道。面對這樣的「愚公移山」的精神，專制打壓的老辦法根本解決不了問題，更誆談什麼建立「可持續性發展的和諧社會」。
有政治哲學家說，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會造就什麼樣的政府。新型的中國人民正在呼喚一個新型的政府。中國四川農村災區權利意識的成長正是中國民主化的根本動力。與此相呼應，地震期間，公民社會也在中國崛起，並初次展露出它強大的活力、動員能力和它所掌握的龐大的經濟資源。無數的非政府組織和成千上萬的志願者活躍在災區；各路教會的教友深入災區分發救災物資；媒體在一段時間內走出了黨的喉舌的定位、真正成為了公民社會的一部分。譚作人、黃琦、艾未未和艾曉明都是四川地震萌生的公民社會的領軍人物。普通的百姓，尤其是長期無聲的農村媽媽，都意識到了自己的利益和力量，意識到了團結和動員的價值。當海外「中南海觀察家們」整天還沉溺於討論是「團派」得勢、還是「太子黨」獨大、或是「清華幫」穩坐的論題時，其實這些討論的前提已經不復存在了。在2008年發生的諸多事件後，深居中南海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已喪失了引領中國民主轉型的主導權。中國社會的發展和未來走向已不再由共產黨獨攬包辦、為所欲為了。如果海外的中國問題專家能把耳朵貼近中國大地，現在的議題是：中國共產黨和黨的權力精英如何能現實地、靈活地順應中國社會的民主變革訴求，在歷史洪流中如果黨已經無可救藥、沒法挽救，至少政治精英還能存活進化。
一個政黨從日曆上看到的每一個日子都是恐懼，這樣的狀況絕非歷史的常態。今天的中國領導層繼續扛著1989六四鎮壓的包袱，他們用「動亂分子和暴徒」來污衊爭取民主自由的學生和市民。他們繼續扛著1999鎮壓法輪功的包袱，他們用「邪教和邪教徒」來為自己的殘暴掩飾。到了2009年川震一周年，冤死在「豆腐渣工程」建築下的學生沒有得到公平和正義，政府又將如何編織一個藉口呢？我們已經看到，政府正在用「反華勢力」的國際陰謀論來粗暴地壓制四川的父老鄉親，令他們三緘其口。
如此做法，黨國真的能「一黨獨大、千秋萬代」嗎？從墨西哥的歷史我們來找一點啟示吧。墨西哥的革命制度黨自革命後一黨獨大半個多世紀。從1950到1980年，該國經濟成長保持了平均6%以上的增長率，創造出「墨西哥經濟奇蹟。」 1968年，也是墨西哥的奧運會舉辦年，學生運動發生在奧運開幕式前，政府開槍鎮壓製造流血事件，導致至少三百多學生死亡。而後墨西哥申請到1986年世界盃舉辦權，在1985年九月19-20日，墨西哥城發生一場8.1級大地震，導致至少一萬人死亡。政府拒絕國際援助，尤其美國的援助被拒絕。政府動用軍隊，宣布戒嚴，用專制控制的方式處理救援。但政府的無能、腐敗和專制很快引起社區和市民社會的反感。墨西哥的公民社會和反對黨在地震央被激活、成長起來。在1988年的總統大選中，革命制度黨實際上輸掉了大選。只是運用「政治鍊金術」—亦即宣稱電腦故障拖延公布選票，執政黨革命制度黨才勉強偷回選舉。到 1994年，執政黨不得不推進民主，保住了總統大選勝利。但2000年在經歷了南部農民起義、金融風暴後，革命制度黨失去政權。當回顧墨西哥民主化進程時，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一致認為1985年墨西哥大地震帶來了墨西哥社會和政治的地震，催生了公民社會，加速了民主化進程。今天有許多人擔憂中國的「拉美化」趨勢；如果我們有墨西哥這樣的「拉美化」，倒不失為真正的「多難興邦」。
四川地震的政治餘震才剛剛開始不久。我從中國農民父母的心聲中聽到了中國民主化的足音。我們的電影《劫後天府淚縱橫》向世人傳遞了這些父母的吶喊，由此我也感到欣慰。當我注意到，我們的電影名字在網絡上已經成為上萬的搜索條目時，我寫下了以下七絕來紀念川震一周年，並向一年來勇敢地苦苦追求正義的父母們致敬：
川震掀跨孽工程，
孺子薄命仰天問！
粉飾和諧驅父老，
劫後天府淚縱橫！
請為冤魂嘆！請為父老歌！
2009年五月16日於紐約
（專欄作家夏明教授是HBO紀錄片《劫後天府淚縱橫》的製片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