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魏京生在5月31日芝加哥「六四20周年紀念音樂會」上的演講和問答:
芝加哥由楊逢時博士組織的這麼一個紀念活動，非常好。二十年了，我們紀念那些死難的兄弟姐妹。我們沒有忘記他們。因為他們是為我們而死的，為我們而受傷的。二十年的時間足夠讓大家心情變的比較平靜了，現在我們可以比較客觀的回顧那段歷史，對於我們來說，紀念那些死難的兄弟姐妹那是必須要做的事情。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總結那段的經驗教訓。因為現在的中國人還在為爭取自由做著同樣的事，還在努力，還在不斷的付出犧牲。那麼形式已經跟二十年前不太一樣了，但是二十年前的經驗教訓仍然對我們非常有用，對指導現在在鬥爭中的這些朋友非常有用。
而且據我的，國內的朋友不但對現在的形勢非常關心，而且對二十年前的經驗教訓，以及過去更早一些的經驗教訓也非常關注。他們非常想知道到底那個時候發生了什麼，到底我們做對了什麼，做錯了什麼，共產黨是什麼規律，等等等等。他們希望知道很多的東西。所以總結這個東西對我們大家都非常有用，包括我們支持國內的民主運動也是非常有用的。
「共產黨不可以講道理」
我簡單講幾點。總結當年的歷史教訓，中國老百姓通過坦克機槍屠殺，首先明白了一個道理，也就是共產黨是不可以講道理的。有些台灣的朋友我去台灣的時候他們也經常說，「共產黨跟國民黨一樣壞」，我覺得這個說法很有問題。國民黨，不管怎麼樣，過去雖然有人說它跟共產黨是一樣的，也對老百姓殘酷鎮壓啊等等，這都不錯，確實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畢竟它的基本原則，它的基本的宗旨是要在中國建立一個民主的社會。那麼最終，雖然磕磕絆絆的，但是國民黨在台灣很和平的演變成了一個民主制度。這點是非常了不起的。大家不要小看這個。台灣人民為此少付出多少代價啊。
但是共產黨跟它不一樣，它的基本的宗旨就是一黨專政。這是過去的共產黨。現代的共產黨甚至連一黨專政都不相信了，只有它們這個特權階級必須要掌握這個政權，誰不利於它們這個特權階級，誰就要給我滾蛋——這就是它們的基本原則。
那麼這樣一個有人說叫「後共產主義」的集權政治啊，實際上比毛澤東時代的這種集權政治更加可怕。因為毛澤東時代的集權政治雖然他也講歪理，但是歪理畢竟你還可以跟他講。但是現在這個共產黨他們非常明白，民主是什麼他們非常明白，因為他們把老婆、孩子、錢包都放到民主國家來。他們不知道民主國家好嗎？當然知道。但是他們絕對不讓中國變成民主國家，因為那就失去了他們發財的機會。
所以對這樣一個集團，越來越多的中國老百姓就失去耐心了，越來越的老百姓認識到，除非推翻共產黨，否則在中國建立民主政治是不太可能的。這是八九年的坦克機槍給中國人的第一個教訓。
「民主自由要付出代價」
還有第二個教訓，也就是我們作為普通老百姓，我們追求民主自由，我們要不要付出代價呢，我們當然要付出代價。八九年中國人民已經付出了很多代價，很多的年輕人失去了他們的生命，或者受傷致殘。雖然我們付出了很多代價以後沒有得到一個我們希望達到的結果，但是我們看看其他國家，不光看我們自己的經驗，我們會看到每一個國家要爭取到這種很好的民主制度都是要付出巨大的代價的。我們並不是第一個付代價的，我們並沒有什麼冤枉。如果共產黨不是那麼邪惡，不是那麼殘暴，我們也用不著去推翻它。那麼我們要推翻這個暴政，我們就要付出代價。要付出很多的代價，這是必須做的事。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共產黨內所謂的改革派」
還有第三點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共產黨內其實也是有很多嚮往民主的勢力。但是我們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共產黨內的所謂改革派。在1989年的時候，很多人都在假設，如果當時的改革派有所動作的，那鄧小平有沒有能力調動軍隊來屠殺老百姓呢？很多人在思考這個問題，很多人也在議論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靠老百姓自己的力量，我們必須靠民主派的力量。我們要團結黨內的民主派，黨內的開明派，但是我們不能完全把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大家回憶一下，八九年的年輕人坐在廣場上無所作為，實際上是在等著改革派來解決問題，但實際上改革派是相當軟弱的，他們有他們的兩面性，他們有他們的不同的想法。他們不可能全力以赴的投入到人民的運動中來。
國際社會的支持也是另外一個教訓。實際上國際社會支持對於每一個國家的民主運動，每一個國家的變化，都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有的時候是至關重要的。咱們可以看看台灣的民主，雖然說以蔣經國為首的國民黨的勢力是有民主派的宗旨，但是他們在台灣也逐漸形成一個利益集團了，也有一個勢力是不願意放棄一黨獨裁的。一方面是他們的理念促使他們不得不這樣做，一方面是老百姓的壓力促使他們不能夠這樣做，而且很重要的一點，國際社會的壓力是促使當時的國民黨不得不走向民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台灣的和平演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仰賴於國際社會的支持和國際社會的關注。
「依賴外國人支持我們民主不太現實」
大陸的民主化當然也不例外。但是我們還要看到一點，有很多朋友有事就要求外國人，總是什麼事情都依靠在外國人身上，總是希望外國人給我們更多的支持我們的民主才能夠搞得更好一點。但是是不太現實的。
不論是八九年還是現在，我們得到的西方國家的支持主要來自於老百姓的輿論。八九年的時候也是這樣。八九年屠殺發生之後我們看到國際社會的輿論是一邊倒，強烈的支持中國的老百姓，強烈的譴責共產黨。但是在八九年的事情發生的過程之中的時候，國際社會並沒有給與很多的幫助。甚至有些西方的政治家為了和鄧小平之間做很多政治交易，他們放棄了對中國人民的支持，甚至放鬆了對鄧小平的壓力。這實際上是導致鄧小平下決心屠殺人民的一個重要的原因，而且是關鍵的原因。
甚至我在美國的時候和共和黨高層談到布希總統當時的作用，他們都承認，當時布希總統的表現，當然用比較外交的語言說是「有點欠考慮」，他所起的作用「我們需要重新研究」。實際上大家心裡都很明白，當時布希這麼個態度對於鄧小平的放鬆，實際上恰恰是促使鄧小平最後下決心的一個重要因素。所以對國際社會的支持我們是要爭取，我們要努力，這是我們必須爭取的重要的一個力量。但是我們不能依賴他。我們中國人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必須敢於作出犧牲。我們才能爭來我們需要的最好的東西。下面請大家多發表意見。
聽眾張先生站起來發言道：「紀念六四二十周年」音樂會要感謝三個人。第一個是楊逢時女士，大家都看到了，沒有她不懈的努力，就沒有這個音樂會，而且她頂著巨大的壓力，母親去世，重要的是她有國不能回，中領館不給簽證，她不能回去給母親奔喪，這是一個多麼可悲的事實啊。
第二個是魯德成先生。他也是為了我們，為了所有的中國人，為了人民的自由，做了十年大牢。（掌聲）
但是我想說的，他們兩個人都是非常的幸運，他們都有家。楊逢時女士有先生，魯德成先生有太太。我們第三個來賓，魏京生，1950年生人，被共產黨判了29 年，做了18年大牢。你們知道每個人有多少牙嗎？28顆，他掉了24顆。（聽眾補充：而且是在30歲的時候掉的）一個人坐了18年牢，牙掉了24顆，到現在沒有一個家，還是一個單身漢。為了所有中國人的幸福他在奔波著。他不欠中國人民的，他不欠中國，是我們大家虧欠他了。
提問：你們三位（指楊逢時、魯德成、魏京生）都為了中國的福祉，發展，付出了很多的代價。所以我第一個問題是，你們三位認為付出這些代價到底是值得還是不值得？
答：既然想付代價，沒有什麼值不值得的。一個民族如果不想付代價，那是真的不值得，你就永遠不會改變，永遠不會進步。所以說，付代價根本就不考慮值不值得。（鼓掌）
第二個，台灣的民主發展呢，首先我們大陸的朋友非常高興，因為他證明了一個道理。共產黨老在那欺騙中國老百姓，說你們中國人素質太差，你們那文化就不行，你們那種兒就比人家白種人不行。所以叫亞洲特殊價值觀，所以你們不能民主。而台灣的民主證明，我們中國人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建立民主。（鼓掌）我們中國文化也有足夠的智慧來建立自己的民主。所以台灣的民主對大陸非常的重要。
當然台灣的民主不可能一開始就走的很好。他會有磕磕絆絆，會有危險，甚至可能會倒退。你比如說當年德國的民主建立了不久就出現了倒退，出了一個納粹，還可能出各種其他的問題。但是沒有關係。我希望台灣的朋友覺醒很多人，作為老百姓也非常關心自己國家的政治制度。大家都關心，政治家才會比較老實一點。如果大家不關心他，就是老牌的美國的民主也不保險。謝謝（鼓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