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作家安然：他們需要一個失語鱷魚社會/新疆

　　今天有人在Twitter上提供了一部NHK專題片的連結，題目很有挑戰性，《維吾爾暴動中國的失算》。心情忐忑地點擊開這段視頻，硬撐著看下去，直至看到片中一間維族學校的學生在上漢語課，那濃郁的民族氣息，撲面而來；那一張張稚嫩的維吾爾面孔啊，讓我幾乎掉下淚來。孩子們極其認真、投入，一遍遍地大聲重複著漢語的發音，我也努力地在聽，沒有用，我聽不懂……那種更無助的悲傷澆化了內心的塊壘，我又有勇氣替他們說話了。

　　不必再站在權力一邊幫腔

　　有人不准我說出維吾爾的苦難與悲情，不斷給我發送充滿下流語言的威脅信，說我選擇性失明，無視漢人所受的打殺。我想漢人的苦已由官方的新聞稿訴盡了，我不必再站在權力一邊繼續幫腔。也因此，我瞧不起新近出現在Twitter上的國家主義者的抱怨，他們說接受了西方價值觀的網絡「意見領袖」們放棄了民族的立場。中文Twitter是一座在功夫網（GFW）包圍下的自由孤島，在這裡所言的「自由是那些以不同方式思考者的自由（羅莎?盧森堡）」，依靠壟斷媒體推行的民族主義洗腦自然有水土不服之感。

　　有人指控我煽動仇恨，只因我表述了歷來壓抑在私下裡的真情實感，只因我沒有像那些佩戴著少數民族和宗教人士面具的政治傀儡那樣斥責我的已經忍無可忍的穆斯林同胞。

　　請用你們罪惡的法審判我的清白吧，我不會像我的回族那樣行將就木、死於無聲，我一定會為自己進行暴風驟雨般的最後辯護！

　　在飲下那杯苦澀的中國茶不久，接到多家西媒記者打來的電話。我很感謝，因為我清楚自己人微言輕，沒有多少可資利用的新聞價值，他們對我的採訪更多是意在引發人們對一個落海不幸者的關注。某晚，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的記者孔安先生打來電話，問我「Twitter與新疆七五事件的關係」。當時我困意正濃，遭逢打擊後連日情緒低落，就在這種狀態中我說出一些不經大腦的話：認定Twitter並未發揮如在伊朗綠色革命中的那般魔力，在新疆當局實施了對民眾的最徹底的信息封鎖之後，它變啞了。確實，在Twitter上聽不到來自本土的維吾爾的聲音，但中文推友們仍以極大的熱情輾轉通過海外第三方媒體的報導跟蹤新疆的最新事態發展，並已通過討論加深了對新疆問題的認識。這點是我早就意識到的，不知那一晚為何我會如此消極。很快我就後悔了，急欲更正，因為我的表態是對正直和富有同情心的那部分推友的無視與不公。但為時已晚，那篇《Twitter Seen As Tool For Social Change In China》的報導已變成電波迴蕩在美國清晨的公路上了。

　　「推特」上甦醒者的自救努力

　　民族問題的解決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內地知識階層的清醒認識，值得慶幸的是，「新疆」已然成為Twitter上的一個熱門話題。但中國畢竟不是伊朗。以往我們常常譏諷波斯政教合一的落後，可是綠色革命的閃亮登場讓世人突然發現伊朗擁有一個較為成熟的具備自覺意識的公民社會，神權面紗下的伊朗並非一元。而我們相當一部分無力從外部獲知信息的同胞還沉浸在民族主義的催眠下，從胡適先生的「融入世界」到如今建設「公民社會」的努力，都是一經萌芽即遭傳統專制的殘酷扼殺。

　　那種將Twitter視作洪水猛獸，認為僅憑一種通訊手段就導致了「國破家亡」的論調，純粹是權力者極度不自信下的譫妄或吹鼓手的危言聳聽。這樣詭異、荒唐的邏輯還表現在頑固地認為仇恨和壓迫無關，卻因同情而起，假若所有人都對別人的苦難保持沉默，不聞不問，任一個古老的絲路民族自生自滅，那麼就會天下太平。他們的最高理想就是要維持一個魯迅先生筆下的「無聲的中國」。

　　我想起台灣後搖滾樂團太保西雅的一張專輯《失語的鱷魚社會》（The Crocodile Society Of Aphasia），「一個失去感動能力、虛情假意，看似美好卻膚淺的社會」──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盛世」的真實寫照。當很多人在集體無意識中跟從的時候，必有一部分還擁有自我意識的另類像寒夜的火種和守夜者一樣在閃爍，台灣的搖滾樂手就說：沒有語言，不代表沒有意見。他們用充滿張力的純樂器演奏打破死一般的沉寂，而中文Twitter上的眾聲喧譁也是一群通過高超的網絡技術呼吸到了新鮮空氣的甦醒者的自救努力。

　　發出你的不計代價的高貴聲音就是對墮落、異化為一個失語的鱷魚社會的抵禦，即使你有可能因此成為「受難的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