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嬰嘴上反叛爹，心裡渴望一個理想的爹；自由是有重量的，很多人扛不動；喜歡什麼制度，取決於你想做個什麼樣的人；奴才和暴民一體兩面...
朱鎔基去世後，這個頻道連續講了四期中國的話題，這是這個系列的第五期，也是最後一期。上一期講權利，講中國人為什麼寧可盼清官自娛自樂，也不要能真正保護自己切身利益的權利。節目末尾我說，會有兩波人對我講的這些不滿意。一波會說：「不能苛求，中國已經做得不錯了，你懂什麼？」另一波會說：「講這些有什麼用？這個國家沒救了，早就該完蛋。」
這兩波人在網上是死對頭，經常相互指著鼻子罵。一波指著對方罵反賊、恨國黨、境外勢力，另一波罵對方五毛、粉紅、粉蛆。仔細看看，他們其實是一體兩面，是同一種處境的兩個版本。今天就講這個。
有位聽眾在留言中，講到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他說，有人認為弗洛姆講的」逃避自由」，才是人的天性；擁抱自由有個前提，就是要認清自由的代價，也就是自己要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很多中國人寧願少要一部分自由，換取牢籠的庇護，也不肯接受自我負責。他問，我怎麼看這種說法。
我們今天就從這個問題講起。
先說弗洛姆這個人和這本書。埃里希·弗洛姆是位心理學家。他出生在德國，是位猶太人，1934年逃離納粹德國，潤到美國。1941年，他出版了一本書，叫Escape from Freedom，《逃避自由》。這本書有中譯本，很值得一讀。
弗洛姆寫這本書的時候，心裡憋著一個問題：德國是歐洲教育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出過康德、歌德、貝多芬、尼采、華格納，為什麼1933年以後，那麼多普通德國人擁戴希特勒，參加納粹。他們不是被希特勒拿槍逼著，也不是被納粹洗腦——納粹上台之前沒有掌握全國的宣傳機器。普通德國人是自己心甘情願地，交出自由，把自由交給了希特勒，交給了納粹黨，結果就是失去了自由。
為什麼會這樣呢？弗洛姆給出的答案，就是那位聽眾說的那個意思：自由是有代價的，它意味著人要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
弗洛姆是根據歐洲的歷史推出自己的結論。我們先介紹他的說法，然後再用他的說法，分析中國人的情況。現代歐洲人是從中世紀那套等級、行會、教會的束縛中掙脫出來，得到了自由。但這種自由只解決了」擺脫什麼」的問題，沒有解決」要什麼」的問題。人一旦獲得自由，就得自己做選擇，自己面對不確定，而且必須為自己的選擇承擔後果。沒有權威再告訴他該幹什麼，該信什麼，該怎麼活，怎麼死。
責任是有重量的。這個重量，不是每個人都扛得動。扛不動的人，就要找地方卸下來。怎麼卸呢？弗洛姆講了他看到的幾種做法。其中有兩種，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那兩種人。
第一種，他叫authoritarianism，威權主義。說白了就是找一個比自己強大得多的東西，把自己交出去，把自己附在那東西上面。這個東西可以是一個領袖，一個組織，一個國家，也可以是一個神。人把自由交出去，把自己交給那個強大的東西以後，就不再是個孤零零的個體、不需要再為自己負責，覺得自己也強大起來。
弗洛姆是根據德國的情況總結出來這一條。魏瑪共和國時代，德國人有自由，有憲法，有選舉，但現實充滿了不確定性，很多人無所適從，覺得人生和國家都沒有目標。魏瑪憲法玩不轉了，希特勒應運而生，國家有了目標，人生有了意義，大批德國人覺得揚眉吐氣。代價是自由沒了，但很多德國人覺得交出自由，換來元首為自己做主，讓國家強大，值得。直到有一天，越來越多的人覺得不值得了，已經晚了。
交出個人自由，換來偉大領袖給自己做主，這筆交易的核心是什麼？弗洛姆說得很直白：個人不需要再自己做決定，不需要再對自己負責任。自己為自己做決定，還得承擔責任，多累啊，現在元首替我決定了，我按照元首說的做就行了。
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講，交出自由，有個更早的起點。大部分中國人，從小就沒有被當成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來尊重，沒有被允許擁有自己的判斷。這樣，也就很難發育出成年人的理性。結果就是，生理上已經成年，但是人格上、心理上還處於幼兒狀態，就是人們常說的巨嬰。一個從小就沒有為自己做過主的人，長大以後，自由對他就是一個沉重負擔。
這樣的人，必須依附一個比他們強大的對象，內心才有安全感，才有歸屬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