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太祖對知識分子從來就沒有好感。他公開聲稱：「對於資產階級教授們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於烏有，鄙視，藐視，蔑視，等於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學問應當鄙視，藐視，蔑視一樣。」[1]然而，他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卻給予兩位清華大學的教授極高的評價：「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聞一多先生是典型的名士，在清華授《楚辭》時「他像一位道士樣的昂然走進教室里來。慢條斯理地掏出他的紙菸盒，打開來，對著學生們露出他那潔白的牙齒藹然的一笑，問道：『哪位吸？』學生們笑了，自然沒人接受這gentleman風味的禮讓。於是聞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支。…… 他搭著極其迂緩的腔調念道：『痛-飲-酒-熟-讀-離-騷-方得為真-名-士!』」[2]這樣一位留美的新月派代表詩人怎麼會成為堅定的民主戰士呢？這要歸功於他的朋友羅隆基先生和學生吳晗先生。前者「用自己那如簧之舌，搖撼了他不平的心境。」後者「這個竟然不知道妻子袁震是中共地下黨員的痴人，這個同樣不知道妻子要他來『看望』自己老師，竟然也是受了中共委託的書呆子，居然就用他的忠厚和老實，用『紅色的桃花源記』打動了他的老師。」 [3]

朱自清先生是另一種類型的文人，他「有一個和平中正的性格，從來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詞，也從來沒有感情衝動的語調。」 [4]「他的性格真應了老話，所謂和而介，外圓而內方。」 [5]他說過；「國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在他看來「國學比文學更遠於現實。擔心著政治風的襲來的，這是個更安全的逃所。」 [6]這樣一位恬淡平易，具有傳統儒家君子人格的文士，又怎麼會左傾起來，流露出強烈的反美政治熱情呢？這很大程度上「也要歸因於吳晗的辛勤工作。查朱自清年譜和日記，可知1947和1948這兩年裡，吳晗頻頻來動員朱自清在那類政治性的宣言上簽字。朱自清這時有嚴重的胃病,身體很虛弱, 只能吃一些細糧, 一吃粗糧就吐, 胃根本無法接受。 吳晗到朱家的時候,朱自清正躺在床上,不能起身。朱自清當時的情況, 吳晗也是清楚的。吳晗向朱自清說明來意, 朱自清就說, 不要再說了, 我簽, 給我吧。吳晗就把名冊交給朱自清。朱自清簽了字, 還讓孩子馬上把那個特供證取出來, 交給了吳晗。沒有細糧後, 朱自清的身體就一天不如一天,直到餓死。朱自清在拒絕美國『救濟糧』的宣言上簽字從而進入高層的視線，成為反美的『民族英雄』，也可算是吳晗一手造成。」 [7]

可見，促成聞一多和朱自清先生成為太祖御筆敕封的民族英雄，吳晗先生功不可沒。聞一多和朱自清兩位先生自然是「此身已上凌煙閣，無異榮封萬戶侯」了。那麼這兩位先生的親屬和後人是否也能享受丹書鐵劵的優遇或免罪呢？他們在建國後的命運又怎樣呢？這正是本文想介紹的。

聞家駟先生（1905－1997）是聞一多的大弟，曾兩度去法國，分別在巴黎大學和格林羅布大學攻讀法國文學。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北大西語系主任、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央參議委員會副主任以及法國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翻譯出版了《雨果詩選》、《雨果詩抄》和《紅與黑》。聞家駟先生因為「是我國最大的民主黨派民盟的高級領導人，其地位與後來進入了國家領導人行列的費孝通似乎不相上下。」這個使聞家駟先生不同於一般教授的社會政治地位，對他所意味的內容可就多了：「他深居簡出，從來既不參加本系師生的集會活動，也不出席學校的慶典儀式。據說，其一，他要參加一些高級別的社會政治活動，學校里的基層活動自然不用參加，有專車前來接他去參加『黨和國家的活動』。其二，他本人是高級統戰工作的重要對象，屬於學校里的重點保護對象。」而且，聞家駟先生的家「在朗潤園深處一個單門獨戶的院落，裡面是一座建構精良的西式平房，房前有寬闊的平台，平台前是一塊綠茵茵的草地，整個院落十分雅致清幽，只他一家。顯然，他的寓所在環境與條件上比朱光潛、馮至、吳達元等名教授在燕東園兩家合住的一幢幢小洋樓條件更好。」住在單門獨戶院落里的聞家駟先生「食有魚，出有車」，自然不會象他老兄那樣拍案而起，也不必橫眉怒對手槍，更不用倒下去。然而，他卻「老是笑不起來、鬱鬱寡歡、壓抑沉重。活得很是無精打采、暮氣沉沉，甚至生趣索然了」原來，他老先生身體不好，長期有病。他的夫人也重病在身，朝不保夕。而且，家裡還有一個和他一樣健康情況十分糟糕、同樣極度衰弱的兒子。不難想見「他整個的家庭是愁雲密布的。」五十年代後期，聞家駟先生的夫人病逝。孰料，將近古稀之年的聞家駟先生於人生之途，仍然有「而今邁步從頭越」的氣慨。他「續弦了，娶了一個比他年青二、三十歲的少婦。」學生和同事們對於這樁喜事卻並不看好「總對他久病虛弱的身體是否經得起如此強烈的沖喜而心存懷疑。」年輕的「聞師母是一個面貌姣好、風姿綽約的少婦，衣著樸素又講究，待人親切而平和，談吐得體而落落大方。」他老夫子真箇是枯木逢春了，又過了不久「聞老夫子又有大大的新喜訊傳來：他的新夫人給他生了一個兒子，想起當年見他病病歪歪講課的情景，面對著這個新喜訊，不由得驚呼起來：『這簡直就是奇蹟』。」那位年輕的聞夫人，「看來既有相當好的文化教養又頗精於家政料理，一切都井井有條，而且聞老夫子相當一部分外交事務都是由她承擔的，顯然，她替老先生把各方面的負擔減低到了最低的程度，充分發揮了一個賢內助的作用。有這麼一個賞心悅目的生活伴侶在身邊，悉心照料，多方代勞、分憂解難，聞老夫子的那點神經衰弱何愁不雲消煙散？生命力何愁不有一次再生與煥發？」聞家駟先生生於一九零五年，逝世於一九九七年，享年九十三歲。他「比精力充沛、聲音洪亮的李健吾多活了十來年，甚至比古稀之年仍然騎著自行車、生龍活虎般往返於未名湖畔的陳占元也多活了兩三年，在延年益壽的長跑途上，他『後來居上』，誰也沒有想到，五、六十年代還病病歪歪的他，竟然笑到了最後。」[8]

朱物華先生（1902－1998）是朱自清的大弟，無線電子學家、水聲工程專家，歷任哈工大教授、教務長和上海交大教授、校長。朱物華先生的學歷著實輝煌：交通大學學士、麻省理工學院碩士、哈佛大學博士、劍橋大學博士後。朱物華先生的學問做得同樣出色。1955年中科院頒布的第一批學部委員，人才濟濟的上海交大才輪上三名：朱物華(電機工程)是其中之一，另外兩位是周志宏(冶金工程)和程孝剛(機車製造工程)。其實朱物華先生治學的領域並不局限於電機工程，從強電到弱電，可以說是無不涉獵，無不精通。他講授過無線電原理、電視、資訊理論等21門課程，從事過信息工程、水聲工程和聲全息技術等多種領域的研究。朱物華先生在文革中也備受折磨。和乃兄朱自清一樣，朱物華先生的胃也不好，吃不下「憶苦糰子」而偷偷在口袋裡藏匿了一個，不幸被一位火眼金睛的青年革命教工發現，當眾挨了兩記耳光，連眼鏡都打落在地上。這是筆者1970年初在交大校園中親眼所見的。但是他的結局比活活餓死的老兄要好得多了。文革後，他時來運轉出任了上海交大校長。更其幸運的是，三世祖江總書記「在交通大學電機系讀書，曾聽過朱物華老師用英語講授的《電力傳送》課程。」還在上海市長任上的三世祖「時時將老師記於心中，經常親自登門看望朱物華教授，每次相聚，江澤民同志都對老師噓寒問暖，關懷備至。派車將老師接來參加會議，並親自為他戴上紅色絹花。」國人熟知，我們這位三世祖既有作秀的雅好，又具戲子的潛質。所以，總書記在自我感覺極其良好的政務生涯中不失時機地營造了一段又一段尊師的佳話。朱物華教授則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充任帝師的角色以滿足昔日學生的戲癮。上海交大為朱物華教授舉辦執教60周年慶祝會時，三世祖的大駕親臨母校，「一進會場，他就走到朱物華教授面前，恭恭敬敬地拱手向老師表示祝賀。……大會結束後，江澤民同志對朱物華教授說：『朱老師，您等一下，先不要走，一會兒我們一起回去。』」1996年4月29日，三世祖又一次回到了母校，他「站到話筒前，執意請朱物華、張煦等老教授坐下以後，才開始講話。……最後，他還特地躬身問候95歲高齡的朱物華教授，並俯身對朱教授說：『朱老，代我問二嬸好啊！』」 三世祖還屢屢提及「江朱兩家系廣陵(揚州)舊交。」，他在給朱自清次子朱潤生的信中說：「日前碰到您二叔朱物華教授，談起家父與令尊及二叔在第八中之情景，回憶往事，歷歷在目。」，正是因為這層關係，三世祖「日後也常稱呼朱老師為『二叔』。」 1998年，朱物華教授走過了他96個春秋的人生之路，與世長辭。「當天下午，上海交大收到了悼念朱物華教授的第一份唁電，那是江澤民總書記親筆簽名發來的唁電。」 [9]

然而，聞一多先生和朱自清先生的第二代就沒有那麽幸運了。

聞一多先生的大兒子聞立鶴出生於1927年，自幼天資聰穎。上中學時，他曾因病休學一年，高二就輟學，但還是考入了西南聯大。聞一多先生高興得把自己心愛的派克筆作為獎品贈給了他。聞立鶴性格開朗、多才多藝，不僅語文、外語出眾，而且寫詩、作畫、唱歌、演戲無所不能。聞一多先生遇害那天下午。聞立鶴前去接父親，槍聲一響，聞立鶴立即撲在父親身上，結果身中五彈。解放後，他先後在鐵道部團工委和鐵道部政治部工作。在一篇紀念聞一多先生的文章中，聞立鶴提到「父親的思想在晚年已由激進的民主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高度」，結果被領導責為「美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批判「章、羅聯盟」時，聞立鶴說了一句「我以民盟盟員的兒子的身份，要求你們懸崖勒馬，不要再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也被責為「標榜自己是民盟盟員的兒子」，稱大右派為「親者」，「喪失共產黨員立場」。結果定為中右，受到了「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留黨查看兩年」的處分。於是聞立鶴下放到天津機務段，在那裡先後幹過車工、鉗工、炊事員等。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又下放到農村，從掘地、平地、澆水到秋收，從餵豬、飼馬、修渠、挖菜窖到挑大糞、搬運化肥、推小車、拉大車，樣樣活都干。住在又陰又潮的簡陋窩棚里，左腿患上了嚴重的風濕性關節炎，經常腫痛，落下了終身的病疾。經歷了長期的精神壓抑，聞立鶴的身體每況愈下，患了高血壓交叉壓迫症和憂鬱症。最後鬱鬱而終，去世時還不到54歲。[10]

然而，與朱自清先生的長子朱邁先（即《兒女》一文中提到的阿九）的命運比較起來，聞立鶴實在是僥天之大幸了。朱自清先生說過「阿九是喜歡讀書的孩子。他愛看《水滸》，《西遊記》，《三俠五義》，《小朋友》等，沒有事便捧著書坐著或躺著看，只不喜歡《紅樓夢》，說是沒味兒。是的，《紅樓夢》的味兒，一個10歲的孩子，那裡能領略呢?」　朱邁先在上崇德中學時是班上的高才生。他的同窗學友電影名星孫道臨回憶學生時代的朱邁先：「朱邁先文學修養的根底很厚。一天，汝梅老師請朱邁先到講台上為大家念一首蘇東坡的作品。我清楚地記得那時的情景：朱邁先穩穩地走到黑板前，在上面寫了蘇東坡的《念奴嬌》。他的粉筆在黑板上飛舞著，道勁、有力，確有一種「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的氣勢。」[11] 1936年，還在讀高中的朱邁先就已經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二•九」運動中，朱邁先是北平學界抗日愛國運動的積極分子。1948年朱邁先經姑父周翕庭介紹到國民黨後勤總署組訓司任秘書，1949年機關遷廣州，由老上級蔣雄介紹，朱邁先去廣西桂北第八專署任秘書。同年12月，朱邁先代表桂北國民黨軍政人員向共產黨的桂林市政府聯繫起義，獲得成功。隨即入廣西軍政大學學習，1950年結業後，分配至桂林松坡中學任教。1950年12月「鎮反」運動中，朱邁先被逮捕，押送至湖南新寧縣。次年11月，新寧縣法庭以「匪特」罪判處朱邁先死刑並立即執行，時年33歲。朱邁先身後，留下了年輕的妻子和兩男一女3個幼小的孩子，生活艱難、處境困頓。靠婆母陳竹隱夫人按月寄20或30元來，才得生存。朱邁先被處決時距太祖褒揚他父親的名文《別了，司徒雷登》發表才兩年零三個月。

再說朱物華教授去世以後，三世祖「還時刻關心著他的家人，關照交大領導在可能的情況下，關心解決一下在家待業的朱老師小孫子的工作問題。」[12]在王友琴女士的《文革死難者》中有這麽一條：「朱耆泉，男，北京大學俄語系教員，30歲左右，被指控『惡毒攻擊』林彪，1968年被關押在學生宿舍小房間裡『隔離審查』，1968年9月15日晚上，從四樓跳下身亡。」 [13]文中的朱耆泉正是朱物華教授的兒子，不知是那個小孫子的叔伯還是父親？

然而朱自清先生的三子朱喬森卻是另一番氣象。1948年高中還沒畢業時，朱喬森參加了革命工作。1951年4月進入中共北京市委黨校學習。畢業後，留校任教。從此便從事哲學及黨史的教學與研究。他曾任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常務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朱喬森「為黨和國家培養了無數棟樑之才」。最輝煌的業績是經他之手培養出了一位毛新宇博士。我不知道朱喬森教授在文華殿向這位「胖呼呼的身材、體重至少150公斤、比相撲運動員還要肥碩」 [14]的龍孫（還是龍子？）面授經書，或辨認他一筆雞爪字寫就的論文時，心存何想？專攻黨史的朱喬森自然清楚殺害自己同父異母長兄朱邁先的元兇正是太祖。

行文至此，想再提一筆聞一多和朱自清兩位先生的引路人吳晗教授。他就是文革的第一個祭品，被打成「三家村」的二掌柜。文革中「人們把吳晗綁在枯樹幹上，往他脖子裡灌曬得滾燙的沙子。有人掄起皮帶抽他，有人揪他的頭髮，有人擰他的耳朵，還有的人對著吳晗吐唾沫。……最後不得已在獄中自殺。」他那位大革命時期入黨的（1927年）太太袁震，也「被關進『學習班』，受盡折磨，兩腿癱瘓。被放回家的當晚病發，因其為吳妻，醫院雖勉強予以搶救，卻未給必需的藥，拖至翌日清晨，只丟下一句話：『媽媽就想……喝點稀粥。』隨即，停止了呼吸，卻未能閉上含淚的眼睛。」 [15]





參考文獻　
[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118頁。
[2]梁實秋：《談聞一多》
[3]迷途之死：《聞一多其人其事》
[4]孫伏園：《悼佩弦》
[5]俞平伯：《諍友》
[6]薇拉•史華慈：《中國的啟蒙運動》
[7]王彬彬 ：《另一隻眼打量歷史》
[8]本節引文均摘自柳鳴九：《聞老夫子的「誰道人生無再少」》
[9]本節引文均摘自上海交通大學編著《江澤民和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學》
[10]高曉紅：《蠟炬成灰淚始干——回憶我的父親聞立鶴》
[11]孫道臨 ：《沒有失去的記憶》
[12]同[9]
[13]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電子版 703 受難者列傳
[14]劉逸明：《毛新宇，你是無知還是弱智？》
[15]李輝：《書生累也說吳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