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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共高官的絕望:1949年是一次本不應該有的..

——陳永苗:開明之殤:悼念穿越者朱厚澤

朱厚澤老先生晚年說:「我們這些老人的存在(指傾向政治改革的老人們),給年輕人以希望,但實際上並不存在這種希望。」老先生直接說,「沒有希望。你們眼中的希望,是因為看到我們這些老頭子還活著,所以你們有幻想。但連我們自己都不抱幻想。」這相當於最後之政治遺囑。臨終前,有人讓朱厚澤在對時局交代一些話,朱厚澤轉身過去:對改革已經無話可說了。

僅僅標誌老先生是開明改革派,未免是門縫裡面瞧人,小瞧了。其身上所代表的張力,遠遠超出改革意識形態,他是一個從民國穿越到1949年之後歷史的穿越者。當然可以說,改革時代所承載的不僅僅是改革,而且是民國至今的立憲使命。可是如今看來,也正如老先生所絕望的那樣,沒有希望。

老先生晚年的絕望,表明他已經穿越到後改革時代,我認為就是回歸民國。也就是有一種根本性尺度:1949年是一次本不應該有的錯誤,應該在搖籃中掐死的錯誤。改革具有逆向回歸於民國的性質。改革三十年與民國至今的現代化歷史,具有同構性。都是從政治總體性下降到道德審美,然後到工業社會的。不同的是改革三十年起點的政治總體性,是道德性的,而民國的是法律性的。老先生堅持政治問題的法律解決,與回歸民國相通。

 從帶著民主自由的理想參加中共革命到晚年,老先生一路穿越,總是試圖免於自己沉淪於骯髒的1949之後的歷史,力圖掙脫歷史的必然性。

老先生的「三寬部長」美譽最為出名。時任貴州省委書記的老先生1985年7月受到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賞識,被提升為中央宣傳部長,並晉身中央委員。老先生在掌管中宣部期間,提出著名的「三寬論」,力主「寬鬆、寬厚、寬容」的社會環境,減少對知識分子的控制,呼籲不要以行政干預文藝創作,營建了中共建政以後少的有一段思想開放的時期。

然而這已經是遙遠的「史前史」了。有內地網民形容,老先生的逝世,是一個時代的消逝,80年代亦成遙遠的絕響。

88年轉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兼第一書記。老先生在總工會任內提出中國工會應借鑒波蘭團結工會的經驗,走獨立自主之路,這是與東歐轉型經驗的接軌。在89年六四民運期間大力支持學運,反對鎮壓,也因此下台退休。是否支持六四是這一代人非常重要的試金石。

繼胡耀邦趙紫陽之後,老先生是一個體制內開明的象徵人物。而且朱厚澤睿智、純凈、簡要,清晰,就像他的遺照給人的印象。胡耀邦有一個談話,其中一條是:「我辭職對於自己沒有什麼,主要是對不起朱厚澤。因為朱厚澤是可以當總書記的一個人。我自己不是一個合格的總書記。」 雖然候補過總書記,當我見到老先生的時候,我覺得他已經內心移民了,與中共做了精神上的斷絕。不管是為人,還是文章,都沒有看到他內心有與最高領導人失之交臂的遺憾與怨氣。

老先生進入了公民社會,並且在此安居。他長期堅持民間調研,經常四齣考察,參加各種研討會,提出改革建議,近年來發表許多論述民主和反思的文章。2003年修改憲法,他參加了青島修憲會議,提出權「為民所授」,遭到其後背的嫉恨。

今年病重住院後,更提出對「中國模式」的根本性質疑,敦促研究「中國道路」的低人權、低工資、低地價及剝削農民和農民工,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經濟模式能否可持續發展。2009年10月31日的一次較為大型的朋友聚會上,在講話中特別談到北京大學一個姓潘維的海歸教授,所提出的所謂中國模式自欺欺人的危害性。

2003年我在他家見過一面。當時我在新京報評論部工作。我經過王德邦的聯繫,與王德邦一起到了他家,並且送了一份新京報創刊號給他。老先生說,外電評價說新京報是新黨報,瞭望東方周刊是新黨刊。他簡約說了在危險時代堅持真理的往事。攝影很好,拍的峨眉山佛光相片很好。

他還在中國農民企業家聯誼會2006年年會暨成立2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說,

「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一個年輕人叫陳永苗,他提了個問題,現在改革的公式已經破滅了,能不能重新恢復?需不需要重新恢復?這篇文章比秦暉那篇長,這篇文章提的問題,就是我們大家都希望有一個和平的改革,和平的轉變。這是我們大家共同的願望。但是能不能做到,可不可能做到,他提了當前社會的若干問題。這篇文章很值得我們注意,因為我們當前希望的這個和諧社會,我們希望的和平改革和轉變,能不能實現,這個傢伙不是沒有問題的,最近這些年這個問題鬧的很多,各地不安定的問題鬧得很多,這些問題給我們提出一個究竟能不能實現和平轉變?怎麼才能實現和平轉變,不走上那個造反對抗的道路上去。」

我從來見過民國一代否定五四,二者之間有著自明的親緣關係,有這紮根性。而建政之後出生的,對五四的認識,基於中共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受挫折的體驗,就有了一部分人否定五四的保守潮流。簡單而言,五四是他們受挫折經驗表達的道具,喪失了親緣關係與紮根性。

民國一代還健在,實在是一種幸運。他們是民國記憶的承載者,儘管被邊緣化,但是可以存在於公民社會當中。但是再過一二十年,這一些老先生一一故去,民國傳統在大陸就危險了。更大的危險在於建政之後出生的靠近官方的知識分子。

從民國穿越而來,締造或者參與締造1949政制的憲政主義者,就有一種與毛澤東平起平坐,甚至高出的位勢,他們不會被自己的產品,所震懾住,靈魂上屈服,不會覺得1949年政制,有多麼崇高而不可打破,沒有內心的顫慄。這與1949年之後出生的知識分子相比,有著不可比擬的心理優勢,1949年之後出生的知識分子很大部分被1949政制所決定,所圈養,所拘役,靈魂深處敬畏1949政制,絲毫不會真正嘲笑胡風的「時間開始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這裡面,沒有一個字還可以看得見。「中華」已經到了台灣,「人民」成了被統治的對象,「共和」像和恐龍一樣,國已經成為黨的影子。能看得見,只有本來在下面的一個中共。在古龍的小說中,武林侏儒逍遙侯出自變態心理而建了玩偶山莊。逍遙侯完全仿照自己的莊園,造了一座精緻的玩偶房屋,先故意讓人觀看一遍,然後把人迷倒,送到莊園上去。來人醒後便會不由自主產生種種錯覺,以為自己也被魔法縮小,變成了玩偶人,生活在玩偶房屋中,因此而喪失生活的信心而自甘沉淪。逍遙侯藉此來戲弄、折磨天下武林高手。1949年之後大概就是如此。

我們覺得與1949年政制格格不入,覺得與民國才有內在的聯繫。我的《五四運動中的祖父孫三代人——獻給五四運動九十周年》中提到,五四青年學生,與爺爺之間更加親密,與師父之間有著對抗和鴻溝。對於孫輩而言,祖輩是傳統活生生的媒介。孫輩能洞見祖輩交給他們的東西。後五四的人或五四之子是沒有祖父的。我們這一些人是站在斷裂之後的,沒有了祖父作為活生生的中介。我們與民國先賢共命運,他們是我們的祖父,我們是他們的孫子。我們和他們,是歷史中夥伴關係,他們在墳墓中和我們共同呼吸。

我們與五四青年學生的重合,說明這是急迫變軌的時代,尤其是對改革意識形態。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縱覽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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