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溫家寶總理在講話中提出，不但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最近因為紀念深圳特區建立30周年，溫家寶總理在講話中提出，不但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也保不住，只能是死路一條。他後來在美國訪問時，又重述了上述觀點。這樣，就引起了國內外媒體的關注。但是，胡錦濤在深圳30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卻隻字未提政治改革的事。而且，新華社又把溫家寶的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話刪除和封殺。
黨內有派
那麼，現在有人問，十七屆五中全會上會不會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呢？據我觀察，不太可能。理由有二：一是五中全會的任務主要是通過十二五經濟規劃，人事問題，即習近平升軍委付主席的問題；二是如果五中全會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話，那麼，胡錦濤為什麼在深圳的講話中沒有提呢？！所以，中共的政策仍然是穩定穩定壓倒一切。
中共是一個獨裁體的執政黨，不允許黨內有派。但是，黨內無派這是不可能的。溫家寶可以說代表了黨內的開明派。他根據大量事實和經驗教訓，看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而且試圖以鄧小平的某些政治改革指示作武器進行宣傳。這是可喜的一面。
但是，從目前現狀看，中共已經形成為一個官僚利益集團，實際上，共產黨已經變成官僚資產階級政黨，它不代表人民的利益.這從中國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貪污腐敗成風，民間維穩和官方的打壓，可以得到證明。可見，老百姓與政府的矛盾，對立和鴻溝是很深的，從而中國社會發展成為拉美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歷史的經驗
中國的改革開放雖已30多年，但其政治經濟體制仍然是一種二元結構模式，即政治上的中央集權制，一黨制和經濟上的市場經濟。前者是史達林，毛澤東的獨裁政治模式，後者是吸收了西方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
這二者是個自相矛盾的對立統一體。我在我的關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書中曾經指出，它有周期性和階段性，即在一定時期內，二者的矛盾是可以協調的，但最終必然會像南韓，台灣那樣走向一元政治結構模式，即多黨制和三權分立模式。
但它在中國又有其特殊性：一是1989年中國發生了6.4屠殺事件，鄧小平從此以後，只提經濟改革，不提政治改革了。實際上是放棄了政治改革。他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實際上是變成經濟上的收買，即收買官僚，商人和知識分子。從而，經過30年的發展成為形形色色的不同利益集團和階層。這些人只要求維持現狀，而拒絕政治改革。因為政治體制改革就是革他們的命，其利益受損。
江澤民還製造了一個所謂「三個代表」的理論，從而使各利益集團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胡錦濤上台後，仍然奉行「三個代表」的旗幟。不僅如此，在回歸毛澤東路線方面，胡錦濤比江澤民更進了一步，如他提出要向北韓和古巴學習，從黨政分離的體制倒退到黨政合一的體制,如省委書記兼省人大主任。其實，鄧小平與毛澤東的路線的區別僅在經濟方面，而在政治體制方面實質上是一樣的。二是南韓，台灣是私有制，而中國則是實行的所謂公有制。所以，從獨裁政治體制轉向民主體制更困難。
從中共的黨史來看，中共13大的主題是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從14大到15大在關於政治報告中還有關於這方面的一些內容，如15大報告中的第六部分。在中共從15大之後，一般不再提政治體制改革了。這與兩個原因有關：一是與政府型官僚利益集團形成有關；二是與國內的不穩定的形勢有關，特別是由於地方政府侵占農民土地和由拆遷引起的上訪和農民維權運動有關。據有關媒體報導，每年維穩的經費超過軍費的開支，鬧事每年達4萬多起。
改革者的下場
在中共黨內，太子黨集團和團派集團將對今後的中國的政治態勢和政治改革的走向產生重大的影響。從目前來看，還看不清楚二者誰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有興趣。但是，太子黨是偏重保守的，因為其有政治遺傳基因，而團派一般沒有家族方面的背景，一般是靠個人努力或集團的背景。
應當指出，中國的改革，不論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一般都不是出於自願，而大都是因形勢所迫，被迫而不得不改。例如，鄧小平的改革，一方面是為了維護中共執政黨的地位，同時在當時如果不搞經濟改革，則會使經濟崩潰。
中國自古以來，提倡改革的人，一般都沒有好下場。例如，古代的商鞅，王安石等。就以中共的情況而論，胡耀邦，趙紫陽的下場就是佐證。因此,在中共黨內不論是太子黨,還是團派都不敢輕易提政治改革。
中國建國已61年，改革開放已有30多年，固然一方面成就很大，另一方面，也積壓了許多嚴重的問題和矛盾。中共的歷史，實際上是一部成就和錯誤交織的歷史，究竟哪些正確，哪些錯誤，至今仍然是一筆糊塗帳。
例如，對毛澤東，鄧小平如何評價，對胡耀邦,趙紫陽又如何評價？如果不搞政治體制改革，完全可以迴避，而一旦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是怎麼也迴避不了的。還有，對6.4事件，對維權人士，對法輪功如何評價，等等。要知道，參與這些事件的當事人和肇事者現在還在。例如江澤民，李鵬等。他們及其黨羽會同意嗎？！由此可見，中國的政治改革，如果不改，則矛盾越來越大，難度越來越大，如果改革的話，則面臨更嚴重的多方面的風險。這就是中國政治改革的艱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