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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軾:中國[大陸]社會的深刻危機和最可怕現狀

我這一輩子生活在一個非常動盪,大起大落的時代。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這樣大的變化恐怕是唯一的。過去有過大的戰爭,死過幾千萬甚至上億的人口的大事情。但是中國的問題並沒有完全得到解決,前途還非常不確定。

回顧過去的生活,決定我一生命運的許多事情中,有各式各樣的人物參與進來。我們每個人的經歷不同,但有一點我想是相同的,即,既有感到幸福的時刻,也有感到悲哀的時刻。而且這些感覺無例外地都是與另外一些人有關的,甚至完全是自己周圍的人引起的。正因為如此,我們回憶過去時,會對一些人產生怨恨的心情,對另一些產生感謝的心情。

就我自己而言,自從1957年被劃為右派之後,厄運就降臨到我和我一家的頭上。每次運動免不了都要當「運動員」。我周圍的人中自有不少由於各種原因積極響應號召,以階級鬥爭為綱,緊抓「階級敵人」不放的積極分子。這種非生產,甚至反生產的內耗活動,把國家元氣傷盡。終於弄到了1976年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那些對我實施專政的人,實際上他們所傷害的並不是我個人,而是包含他們自己在內的整個社會。另一方面,即使在那樣險惡的環境下,仍有一些人不顧自身的安全,暗中保護我。使我的處境沒有落到最悲慘的境地。他們是誰,我至今也並不完全知道。他們並不是向我討好什麼,他們是有良知的中國人,是魯迅所說的 「中國人的脊樑」。

對於助紂為虐的那些人我並不準備寬恕他們。倒不是因為個人的復仇心態,而是從整個社會發展來看,我們不能把犯了錯誤的人和作出貢獻的人不加區分。一個是非不辨的社會就談不上發揚正氣,壓抑邪氣。當然,對待這些人,我不贊成以其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們曾經主張對待敵人要狠,要無中生有,羅織罪名。非但要打倒,而且打倒之後還要踏上千百隻腳,讓敵人永世不得翻身。我主張對他們既要揭露錯誤,教育後人,也要教育他們自身。讓他們認識錯誤,鼓勵他們改正錯誤。這個原則非但適用於對待過去犯錯誤的人,也適用於對待現在犯錯誤的人。我們這個社會在如何對待壞人的問題上需要深刻的反省。過去的控訴會、鬥爭會,以挑動群眾的仇恨心理為目的。對待敵人是用加倍的惡去回報他。將群眾培養成嗜血的暴民,這決不是社會安定的福音。

我很擔心社會犯了健忘症,對過去的錯誤有意或無意地加以掩飾,以至於類似的錯誤捲土重來。這絲毫也不是危言聳聽。事實上類似於文化革命的悲劇在中外歷史上發生過許多次,儘管口號不同,理由不同,大規模的迫害是相同的,有一批助紂為虐的人也是相同的。

對於那些暗中幫助過我的人,雖然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但我始終懷著感激的心情。他們這樣做並不圖回報,甚至還冒著危險。他們是從良知出發。中華民族之所以能綿延幾千年,中國的文化得以保存至今,正是靠著他們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報答他們最好的方法,就是學習他們,並用他們的精神教育後人。

無疑,中國必須走市場經濟和民主法治之路。這不但已經為已開發國家的經驗所證實,也是理論上可以證明的。

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道路,需要有一個合乎邏輯的分析,我試圖稱之為「社會科學中的牛頓定律」,為此我寫過一篇文章。社會發展只能達到一個狀態,才能夠保持穩定。這個狀態就是人與人平等。道理很簡單,如果不平等,處於地位低下的人不會安定,不平則鳴。過去的歷史就是一部不平等引起的鬥爭史。所以平等是社會發展的目的地。但是還要進一步說明所謂的平等是什麼意思。它不是財富擁有的平等,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財富的擁有是不平等的。我們不可能達到二者都平等,只能犧牲財富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的保持有利於鼓勵財富的創造,有其必要性。我們吃過大鍋飯,結果並不好。當然,財富的不平等要有限度。

人與人平等,必然導致自由。因為不自由是因為有人有特權,可以干涉你的自由而不受限制。一旦人與人平等了每個人都有同樣的自由。這就是自由主義者所標榜的自由。自由不是為所欲為,而是人人有同樣的自由空間。這就是人權。所謂人權就是沒有特權,就是人與人平等。

在這種條件下必然發生交換,因為交換給人帶來好處。而且每一樁平等自由的交換必定有財富(或方便)的創造或改進。如果沒有新的財富被創造出來,不可能雙方都得到好處。交換使人類走上富裕之路;交換徹底改變了人類社會。科學的發達和應用也都靠交換才能實現。人類發明了以交換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之後,發展的軌跡全變了。人口迅速增加,壽命迅速延長。這都發生在市場經濟慢慢地建立起來的過程中。我們中國人對此最有體會。

展望未來,自然資源越用越少,人類必須節約地使用。經濟學證明了市場機制能夠最有效地利用各種資源。所以人類社會離不開市場制度;離不開交換;離不開價格。一切拋棄市場的想法都是空想,是極其有害的。它有可能誤導我們再次走上歧路。

如果人與人平等,沒有了權威,社會如何治理?過去靠有特權的人,皇帝,大官。社會平等了誰來治理?這就有民主政治。所以市場經濟是和民主政治相聯繫的。

市場經濟並不是沒有毛病的。它的特點是私有制和分散決策,所以難免有盲目性。而且平等自由的交換有時候會有不利的外部性,所以要有市場之外的力量來糾正。這時候我們常常想到政府。這是政府存在的理由之一。可是在這兒人們往往忘記一個極重要的事實,就是政府同樣會犯錯誤,它並非永遠正確,靠它也不一定能解決問題。而且一旦政府犯了錯誤糾正起來更困難十倍。全世界因為政府犯錯誤造成的人員死亡不計其數,因為市場盲目性造成的死亡連百分之一都不到。

市場經濟有一萬條好處,但是有一條極大的壞處,那就是貧富不均。所以需要政府和民間合力,對它加以限制。限制貧富差距就要限制特權,要對富人溫和地剝奪。而這在通常的政治結構中是極難做到的。因為掌權的人多半就是有權有勢的人,或者說,是有特權,和有錢人。他們很難對自己開刀。依我看,這是人類社會的一大矛盾。貧富差距需要限制,但不能完全取消,否則就是吃大鍋飯。這種制度我們試驗過,非常不成功,全國人民吃不飽,穿不暖,經濟幾乎崩潰。

我的理想是掌權的人要更多地代表低收入群眾的利益。要做到這一點並不難,只要有普選,結果當選的人必定是傾向窮人的。如果他們犧牲了窮人的利益,就會被選下去。因為在社會中低收入者占大多數。我理解北歐社會就是接近於這樣的一種貧富的均衡狀態。

如何從現在的狀態和平過渡到理想狀態?要靠各方面的高度自覺和技巧。但是能不能做到,這是非常沒有把握的。所以中國的命運將會充滿著不確定性。從理性出發,我對前景不得不抱悲觀態度。中國占人口一半多的人,還處於文革狀態,或皇權統治狀態。基本上不懂得現代社會的處事原則。要麼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戰士,要麼是逆來順從的奴隸狀態。這從網上很多的發言可以看出來。現在當局提出和諧社會,具體做法還是老一套,沒有多大的改進,更沒有分析不和諧的原因何在,對症下藥。所以中國的前途真是難說得很。

中國社會的深刻危機在於道德的缺失。最可怕的是社會充滿謊言,說謊不以為恥。這一狀況和隱瞞過去的錯誤有密切關係。從抗日戰爭的謊言開始,到文革,到後來,犯了那麼多的錯誤,傷害了那麼多的人,從來不痛痛快快地認錯,就只好說假話。由於假話不受限制,行動就無所顧忌,說假話就可以掩蓋行動的錯誤。社會就沒有了是非感。這是中國最大的社會危機。有識之士提倡說真話,可是沒有說真話的環境,提倡的人也不敢說真話。因為說真話要冒很大的政治風險,弄得不好會抓去坐牢。這也是統治者能夠繼續維持中國道德缺失社會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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