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什麼壓斷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樑？
如今所謂的知識分子就是為了飯碗
最近見到網上有一個帖子，《我們的腰原來是不彎的》，粗粗看了幾遍，主要是說歷史上中國知識分子的腰身原來很挺拔，現在卑躬屈膝，做了奴才——除了做意識形態的奴才之外，也甘心做了資本的奴才，嘴臉自然十分得不堪。至於為什麼是這樣，說辭很多，比較能夠激起社會情緒和民意反應的是知識分子奉行犬儒主義，自甘墮落了。什麼是犬儒主義，在此處的語境裡，我理解就是把自己當成豬狗，只要被人養著，苟活著，至於是否體面和尊嚴就無所謂了。說實話，這樣的犬儒主義頗能概括中國知識界現狀的一個部分。
犬儒主義來自西方，歷史上，中國知識分子從來不把自己當豬狗。知識分子一直居於中國政治的核心。比如，在體制內，知識分子是帝王之師——可以用藤條打皇帝的屁股呢。這是第一等的知識分子。還有一批知識分子也在體制內，是言官，或者諫官，專門批評時政。這些言官有時氣焰囂張，皇帝也常常彈壓。但是，這些人被皇帝越 「罷黜」，他們便越有名。比如，韓愈因《論佛骨表》——反對憲宗信佛，差點被砍了腦袋，民間卻愈加敬重。比如，王安石三次被貶，貶一次，聲名漲一次。有人送他一句話：「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除了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專職批評外，在野的知識分子也以批評時政為己任。比如，民間清議對廟堂一直保持壓力，除非昏君，朝廷不會和輿論為敵。還有一直賡續不斷的書院制度，也是民間知識分子批評朝政的場所。那個時候，知識分子批評朝政有兩個獎勵，一個是可能被明君賞識，有「暮登天子堂」的機遇。另一個是贏得民間或歷史的聲譽。因此，雖然歷代知識分子願為清史留名常常賠上性命，卻維護了數千年的政治均衡，也培育了一支可貴的文化血脈。
中國歷史上，時有坑儒和文字獄的慘劇，但是，卻沒有斬斷 「文死諫」 的傳統，中國的文化傳統沒有發展起來犬儒主義哲學。於是，中國文人沒有墮落成豬狗，腰身一直直挺挺的。
中國知識分子變成真正的奴才是近一個甲子的事情。但是，有趣的是這種事情不僅僅發生在中國，比如，蘇聯時期和納粹時期毫不例外地都出現知識分子滅絕良知，甘心成為鷹犬，或者為了殘湯剩羹出賣靈魂的悲劇。這是一個有趣的社會學的現象。這種現象今天在神州大地仍然延伸。今天知識分子除繼續甘為意識形態幫傭之外，還紛紛充當資本的奴才。為什麼過去，比如歷史上，或者在革命年代，把殺頭當做快事的知識分子，竟甘心變成了一群讓人不屑的蛆蟲呢？對此，僅僅用傳統的解構和利益的誘惑無法解釋。中國歷史上的知識分子從來不重實惠，卻重清名，是什麼力量把他們徹底改造成了信奉活命哲學的勢利之徒！
打斷了知識分子脊樑的那根棍子究竟是什麼！或者壓折了知識分子腰身的那根稻草究竟是什麼！
其實，那根棍子和那根稻草不是別的，是一個小小的飯碗而已。人，特別是熱愛虛名的知識分子，不一定怕坐牢，怕流血，怕砍頭，但是肯定怕不給飯吃。因為，就是獲得一死的痛苦，咬定牙關也許能挺過去，而沒有飯吃，封上嘴巴活活餓死，沒幾個人挺得住。人往往能戰勝死亡，卻怎麼也熬不過飢餓。某人說，魯迅活到今天，可能照樣要寫，要罵，但是如果不給飯吃呢？這一招正是中中國知識分子文化軟肋——那些飽受儒學浸潤的知識分子修養了三千年浩然之氣，卻沒有練就不吃飯的功夫。毛澤東的一句話很說明這個問題：「知識分子不聽話，我們不給他發飯票！」不論是蘇俄的知識分子，納粹時期的知識分子，還是中國文革中的知識分子，都不是懼怕牢獄和死亡而屈服，而是不爭氣的肚皮讓他們接受了侮辱和苟且的人生。
其實，歷史上的暴君不是沒有發現這個秘密，而是做不到——飯碗不在皇帝手裡。在封建的農業社會，皇權的統治僅僅局限的行政方面（政權的觸角有限，民間有很廣大的自由空間），皇權統治在經濟方面根本無法形成壟斷的局面。通俗地講，那個時候，離開皇帝，知識分子沒有官做，但吃飯問題沒有大礙——他們可以辭去歸來，遁跡民間。皇權統治在經濟控制上的 「漏洞」 為知識分子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的空間。近代社會，拜現代物質文明之賜，集權政府，或者專制政黨除了行政權力 「無遠弗屆」 外，對經濟，或者對飯碗的壟斷權可以達到 「連一粒稻米也不剩」 的地步。農業上的集體化（公社化）和工業上的國有化，致使所有的人只要離開政權，或者離開政府就會餓死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人對於體制的寄生和依賴程度達到極致。這個時候，政權的統治便實現了簡單控制——控制了飯碗，便控制了靈魂。在這種統治模式中，只要卡住一個民族的食道，任何頑固的文化長城都會不攻自毀，任何高尚的精神信仰都要繳械投降。蘇俄時期，納粹時期，和中共極權的統治時期，控制人們靈魂的奧妙就在這裡——徹底壟斷飯碗。
不給飯吃，無處遁隱，加上不斷羞辱，知識分子的貧賤不能移的文化傳統於是死亡，知識分子也被整體消滅，還遑論什麼脊樑和腰身的問題？知識分子的脊樑只是六十年前那個時代的故事了。接下來的問題是，目前，在市場經濟環境，或者政權對經濟——飯碗的壟斷有了鬆動的當下條件下，中國知識分子為什麼還是直不起腰杆，挺不起脊樑呢？這個問題可以分兩個層面來分析。
第一個層面：如果我們承認知識分子早前就已經被整體消滅了，這個問題就不用回答了。知識分子是特殊文化生態環境中孕育出來的生物，生態環境毀滅了，這種生物當然從此絕種。至於現在的讀書人無非都是商賈和政客，甚至市井無賴，用知識分子的傳統標準要求他們無疑緣木求魚，其愚蠢可想而知。
第二個層面：如果還有知識分子（假設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或者尚有殘留），現體制下，即在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下，他們能不能通過獨立寫作，在體制外批評體制內來謀取稻粱？他們的批判者的角色是否能夠不影響他們在體制外的飯碗？民間，或者社區是否能夠對知識分子 「異端」 表達敬重，進而為他們提供庇護空間？按照心理學原理，一棵樹如果長不上去，就會橫生枝節——通過補償機制釋放其內在的 「力比多」 。知識者如果無法做知識分子去克盡天職，他們就會轉向對權力和金錢追逐來補償自己。這就是為什麼知識者普遍信奉犬儒主義，墮落於聲色犬馬之中，既為權力喝道又作資本利潤扈從的原因。
近代，西方哲學往往被中國人誤讀，包括犬儒主義。在西方，犬儒主義者並非骯髒不堪，他們仍然可以保全獨立的人格。他們只不過把自己當豬狗，但從來不做別人的犬馬。他們生活於底層，遠離奢華，但可以蔑視權貴。他們不與世俗妥協，內心自有一份對信仰的堅守和作為知識分子的自負。在這一點上，西方的犬儒主義者和中國目前的知識者的不同是差之千里。由於中共政權在經濟上的普遍壟斷和政權力量的無孔不入，當今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環境連作犬儒的保障都沒有，你怎麼還能期待他們挺起脊樑，背負整個民族的前途和未來呢！其實，極權政權對經濟的絕對壟斷壓斷的不僅僅是知識分子的脊樑，而是所有人的脊樑，包括你和我，以致中國人的靈魂都被摧垮，不再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