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民論壇》雜誌一項調查顯示，中國人的自我定位有弱勢化傾向。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的黨政幹部受訪者達45.1%；公司白領受訪者達57.8%；知識分子（主要為高校、科研、文化機構職員）受訪者達55.4%；而網絡調查顯示，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則高達七成。
為了解釋精英自我定位弱勢化這一奇特現象，眾多傳媒採訪了不少專家學者，請他們分析為何黨政幹部、公司白領等精英階層都覺得自己「弱勢」？解釋繁多，擇要述之如下：官員們覺得自己「弱勢」，主要是因為官場競爭激烈，「不跑不送」就升不上去；知識分子是因為拿自身社會地位、經濟收入與官員相比較而感覺「弱勢」；公司白領則是因為職場競爭激烈，業績考核嚴格，收入增長較慢。
中國是一個社會資源與生態資源的供給都呈緊張狀態的國度，大多數領域都呈過度競爭狀態，精英群體面臨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也是事實。但也許是調查者設問不當，受調查者將自身因職業特點引起的困擾焦慮壓力等混同於社會學中的「弱勢群體」，這其實是對弱勢群體一詞的誤解。
「弱勢群體」一詞源自英文Social vulnerable groups，港台譯作弱勢社群，指稱社會中的弱者群體，這一群體在財富、社會地位上處於不利地位，無投票權、無權無勢、無人脈關係，遭受社會歧視。例如長期貧困者、性工作者、同性戀者、雙性戀者、愛滋病患者、殘障礙傷殘人士等。中國官方首次使用「弱勢群體」一詞，可考的文獻是2002年3月朱鎔基總理在全國人大第5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此前，中國不承認本國有「弱勢群體」存在，對社會邊緣群體統稱之為「困難群眾」。現階段，中國的弱勢群體除了上述其他社會也存在的弱勢人群之外，還有一些「中國特色」的弱勢人群，如失業者、國企下崗工人、上訪者、失地農民、城市拆遷戶等經濟權利被嚴重剝奪人群。官員、以大學教授為主體的知識人群、公司白領等社會階層，不管在中國還是在任何國家，都不屬於社會學意義上的弱勢群體。
但考察中國各階層共同生活於其中的社會大環境，以及個人與國家（政府）的真實關係，我相信受調查者認為自己的「弱勢者」，既不是謊言，也非矯情，他們確實表達了自身對生活狀態的真實感受。儘管他們的社會地位與經濟收入遠非弱勢群體所能相比，但他們與中國的弱勢群體卻有一個共同特點：在個人與國家（政府）的關係上，其個人基本權利得不到任何制度性的保障。不管官員們得勢時如何尊榮顯要，知識分子們在媒體上如何風光，但只要面對國家權力的肆虐時，他們與社會底層一樣，完全處於無任何保護且無法申辯的狀態。
在這個崇尚權力、漠視權利的社會中，一些官員面對權力肆虐時的無助也讓人嘆為觀止。比如今年6月湖北省政法委維穩辦副主任黃仕明（副廳級官員）妻子陳玉蓮被幾個省政府的保全痛毆之後，面對體制化暴力，他只能選擇忍氣吞聲，無法挺直腰來捍衛自己的權利，追查背後的真相。一些在父輩權力蔭庇之下曾生活得不錯的「紅二代」，一旦父輩的權力過期，也會遇到平民經常遇到的拆遷之痛。北京的胥曉琦女士之父是共產黨的開國功臣少將胥治中。父親去世後，她做夢都沒想到，自己和80多歲的老母親會淪落為訪民，為那間住了40多年的老房子的所有權走上漫漫上訪之路。《南都周刊》一篇「紅二代討房記」記述了不少落架鳳凰的故事。這些「落架鳳凰」既有與現政權血脈相連的紅二代，也有高級統戰對象的後裔。湖南郴州與四川會理等地的公務員還曾面臨「株連式拆遷」的困境：其供職的政府規定他們必須承包一項任務，說服自己被拆遷的親戚限期搬遷，否則就處以罰款直至停職的處分。
一些權傾一時的官員，只要被權力這架國家機器甩出來，其下場也非常悲慘。早幾年的例子有哈爾濱市海歸副市長朱勝文之死為證。朱手握重權時風光無限。一旦在權力鬥爭中敗北，與入獄的平民一樣無權且任人宰割。自己不僅落了個「被自殺」的結局，其妻為了追查其死亡真相，也掉落進了昔日被其不屑一顧的訪民大軍隊伍。今年發生的事例有湖南省武岡市副市長楊寬生被自殺一案，其妻的命運也與朱勝文妻子相仿佛。
知識分子的安全感比之官員當然更差。存有社會關懷之心者必須約束自己言不逾矩，否則就會被「特殊關照」，嚴重者被敲掉飯碗。但所有這些並不能證明官員、知識分子等在中國社會中屬於弱勢群體。他們的弱勢感，與其說來自於職業，還不如說來自於他們與弱勢群體都必須生活於其中的共同社會環境，在這個社會環境中，人們每時每刻都處在國家與個人之間那種高度緊張的關係當中。
這項調查雖然有點文不對題，但揭示出來的社會意涵卻不可輕視。可以說，在一個權力肆虐，個人權利得不到任何保障的國度，面對形形色色的國家權力的代表者以及權力的任意擠壓，任何個體都是弱勢者。「李剛」們的兒子在面對弱勢者時，可以囂張地喊出「我爸是李剛」。但一旦面對比其爸爸更強勢的人時，「李剛的兒子」們也只能處於被宰割欺凌的相對弱勢狀態。
視頻《我爸是李剛》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