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2月10日是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誕辰，也是諾貝爾獎發獎日。今天，有很多中國人聚集奧斯陸，出席諾貝爾和平獎 頒獎典禮和宴會，慶賀第一位中國人獲得和平獎。我本來也有幸獲得邀請去「共襄盛舉」。能出席這種典禮宴會，在很多人看來是人生不可放棄的榮耀，趨之若鶩。 我認識這位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時間實際上比現在聚集奧斯陸的那些中國人都長。早在1988年夏我參與奧斯陸大學一個學術項目就邀請劉曉波到挪威講學，我和 他一起生活工作過幾個月。他不懂外語，需要照顧，我當過他的翻譯。十多後，2001年，一些流亡中文作家聯絡依然在中國的異議作家創建了獨立中文筆會，當 年即被國際筆會接納為下屬分會，而我和劉曉波也都是創會會員。後來從2003年開始，我們一起主持這個筆會的工作，他在北京擔任會長，我在國外擔任副會長 兼秘書長，執行日常工作。秘書長任期之後我還擔任過該筆會的國際秘書和新聞秘書，是筆會發言人。那時我們的接觸自然很多，電郵電話聯繫非常頻繁。所以，我 和劉曉波算是老熟人。作為老熟人，也作為國際筆會會友，我似乎應該去奧斯陸參加慶典祝賀他的獲獎。這是他個人事業的成功，他的勝利，他的幸運，這幸運有點 像是中了樂透彩票。
但是，我還是謝絕了來自奧斯陸的邀請，不往西去，而飛向東方，寧願接受你們大赦國際芬蘭分會的邀請，到赫爾辛基來參加這裡的活 動。這是為什麼？因為今天，不僅是諾貝爾誕辰，諾貝爾獎發獎日，今天，12月10日，也是國際人權日，是我們應該關注世界人權狀況的日子。作為中國人，我 當然更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也感謝大赦國際芬蘭筆會給我這個機會，請我來介紹中國的人權狀況。此時此刻，我完全無意身穿燕尾服舉起香檳酒，為一個中國人獲 得諾貝爾和平獎，為一個老熟人的成功而彈冠相慶，而倒是更擔心，當國際社會的關注目光都被引向奧斯陸的時候，卻疏忽了對其他深陷牢獄的中國良心犯政治犯的 關注。當一個人成功地將聚光燈集中在自己身上的時候，其他人卻被埋沒到更明顯的黑暗中。
因此，我更願意來赫爾辛基，正如我之前剛給大赦國際 瑞典分部也作了同樣演講一樣，因為我必須抓住這些機會，呼籲大赦國際的朋友們，懇請你們更加關注中國那些幾乎要被人遺忘的政治犯良心犯，特別是王炳章、高智晟、胡佳、黃琦、陳光誠、郭飛雄、郭泉、師濤、鄭貽春、尼牙孜……這個名單可以非常長。還有些人，雖然身體狀況極差而保釋出獄，或者是刑滿釋放，但是依 然在受迫害狀態，如嚴正學、力虹、秦永敏、哈達……等等。下面我就用PPT介紹其中一些獄中良心犯的情況（PPT展示略）。
我要特別指出的 是，這些良心犯中大都是非常出色的，都是出於自己的信念和理想，而無個人名利目的，是為了中國人的人權事業，為了中國人的民主自由，長期堅持，做出非凡的 努力，也付出了巨大的個人代價。像剛釋放的秦永敏和哈達，分別是坐滿了12年和15年的刑期，坐穿了牢底才釋放出來的。在我看來，他們其實都有資格獲得諾 貝爾和平獎，都是「中國人民爭取人權的廣泛鬥爭的最高象徵」（引自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給劉曉波頒獎的新聞公報）。再比如王炳章博士，他早在1982年就獲 得加拿大著名的麥吉爾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如果他是個只顧及自己的人，作為職業醫生，他完全可以養尊處優，過得非常舒適。但是他投身中國人的民主事業，近三 十年而堅持不懈，而且作了多次努力回到中國去推動民主，因此而被判無期徒刑，終身牢獄，比劉曉波被判11年更重得多。劉曉波的妻子在中國，還可以去探訪劉 曉波，而王炳章的妻子孩子遠在加拿大，連探訪都沒有可能。所以，我願意在此呼籲挪威的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如果你們認為中國的人權事業確實重要，確實關係 著全世界的和平，那麼就請多給這些真正的中國人權鬥士頒發和平獎吧！有人說給劉曉波頒獎是個震撼彈，那麼多幾個震撼彈，專制制度就更容易粉碎！
有挪威朋友對我說，我們不了解你說的這些政治犯，這我可以理解。因為上述的這些中國仁人志士，在國際上往往不為人熟知，不那麼名聲顯赫。這些人大都沒有資 源，也因為他們明確的反共政治立場，因而難以得到西方政府的支持和資助，不能為自己炒作。還有其它原因，例如其中有些人不在我們國際筆會總會獄中作家委員 會的名單上。國際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主要關注作家，不是作家就不納入工作範圍。當年他們差點不接受還在獄中的魏京生進入他們的名單。因此，這些人也就得不 到國際筆會的關注。即使有的人在國際筆會下屬筆會獨立中文筆會名單上，比如王炳章、高智晟，也是掛名而已，也得不到多少關注，比如在今年九月剛剛舉行的東 京國際筆會代表大會上獨立筆會為劉曉波造勢，但是他們不會為王炳章、高智晟等人也大聲疾呼，也為他們爭取和平獎。所以，我現在只好來呼籲大赦國際的朋友來 關注他們，我呼籲你們也去推薦他們爭取諾貝爾和平獎。中國人喜歡說，是騾子是馬，應該都拉出來遛遛，那樣才比較公平。我知道有些大赦國際的分會是關注他們 的，比如加拿大分會就關注王炳章。看來，國際筆會的工作範圍是受限制的，我大概應該退出國際筆會，而加入大赦國際了（一笑）。
中國的人權狀 況到底如何，在我介紹上述這些中國良心犯政治犯的案例之後，我想你們一定有了自己的結論。此外，我還有些朋友，他們創辦了一個「維權網」，通過遍布中國的 通訊員發來的電子郵件，每天都能報告中國各地最新的人權問題信息，我每天都收到他們的簡報。我覺得他們的工作非常有意義，他們也應該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所 以，當有國內的人說，你長期沒有回國不了解國內情況的時候，我會反唇相譏，說我可能知道的比你們多，因為我每天都收到「維權網」通報，我也可能比你們更加 關注。由於國內的人不能自由獲得這些信息，一個省市的人甚至不能了解外省市的情況，他們當然不比我們了解得更多。從「維權網」每天提供的信息我可以知道， 中國各地每天都有侵犯人權的嚴重事件發生，這些往往還是人的基本生存權利、住房權利、工作權利、旅行權利等等的，這些基本人權都沒有保障，就更不用說言 論、出版、結社、宗教信仰方面的更重要的人權。最近在南非舉行的宗教大會，中國本來有上百人要參加，結果幾乎全被當局阻攔。
我知道，這個世 界上很多人對於中共是抱有幻想的，以為中共能像前蘇共那樣逐漸演變，也出現一個類似戈巴契夫的人物，出現一個類似葉爾欽的人物，帶動政治改革。也是出於 這種幻想，歐美政府對中國普遍採取綏靖主義的態度，其實是姑息養奸，只顧及眼前的經濟利益。表面上他們和中國進行「人權對話」，其實根本不在乎這種「對 話」是否有效，是否產生實質性的變化。他們也不敢明確支持主張推翻中共專制的中國異議人士，例如王炳章博士，而只會支持那些主張溫和改良的異議人士，如劉 曉波，所以王炳章博士那樣的良心犯，就得不到充分關注和支持，沒有資源為自己造勢，不那麼有名，也就一點不奇怪。
然而，事實證明，即使溫和 派的代表人物，也難逃中共的壓制迫害，依然被判以重刑，其實，此刻同時在奧斯陸舉行的和平獎頒獎儀式本身，就是中國人權狀況好壞的一個證據。獲獎者本人依 然是個在中國監獄服刑的政治犯，而不能前來領獎，連家屬都不允許出席。幾乎所有從中國邀請的客人，都被剝奪了來奧斯陸參加典禮的權力。中國的很多作家、藝 術家、學者、律師，最近都被禁止出國。有一個作家朋友告訴我，當局已經告訴他們，在2011年1月31日前，他們都沒有出國訪問的自由，甚至沒有在國內自 由旅行和行動的自由。
上述種種一切足可證明，中國人權狀況是很讓人擔憂的。中共當局繼續堅持獨裁的政策，繼續頑固地與世界為敵。今天，在諾貝爾頒獎日，當全世界都在呼籲釋放劉曉波和中國的政治犯的時候，中共卻一意孤行，不折不扣地成了是世界人民的公敵。
我這裡要特別提到，據劉曉波的夫人說，她去監獄面告劉曉波他獲獎的消息時，劉曉波希望在奧斯陸的頒獎典禮上讀他去年的法庭最後陳述「我沒有敵人」，作為自己 的獲獎答謝演說。此刻在奧斯陸的典禮上是否正在朗讀這篇演說，我不知道。但是，我要說的是，「我」、「你」或「他」有沒有敵人，對人權事業來說其實根本無 關緊要。「我」、「你」或「他」不過是個人而已。我們要問的是，「我們」、「你們」和「他們」有沒有敵人？在芬蘭爭取獨立自主的戰爭中，俄國就是芬蘭人民 的敵人。在二次世界中，侵略芬蘭的德國法西斯就是芬蘭人民的敵人，也是歐洲人民的敵人，世界人民的敵人。二十世紀人類的最大災難，就是共產黨的專制導致了 上億人的死亡，比德國法西斯殺死的人多出幾十倍，這是著名的《共產黨黑皮書》可以證明的。現在，全世界除了極少數國家還堅持共產主義制度之外，大多數國家 和人民都唾棄這種獨裁制度，因為這個制度是民主的敵人，自由的敵人。今天的中共張牙舞爪，已經表現它是不折不扣的自由的公敵，爭取人權的中國人民的公敵， 世界公敵。在面對這樣的「敵人」的時候，如果你熱愛自由，如果你尊重人權，如果你關注這個民族的苦難，那麼，不論是「我」、是「你」，是「他」，大概都不 會說「我沒有敵人」。
當我在這裡把中共當作「敵人」抨擊的時候，我知道，會有人質問我，難道你沒有看到中國的「進步」嗎？有個瑞典漢學家， 在看到CNN上採訪艾未未的節目之後，就曾經給我打電話說，他覺得艾未未這樣中國知識份子，如此激烈批評中國，他覺得很不公平公正。他就質問過，「難道中 國現在沒有進步嗎？」我知道，這個「中國進步論」，其實也正是來自中共當局的宣傳，用以抵制來自各方面的批評，製造一個邏輯思維上的「陷阱」。好像你只要 承認了中國的「進步」，就等於你的「批評」是錯誤的，是不公正的。這種「進步論」，也為那些和中共妥協者合作者，包括不少漢學家，提供一種似是而非的依 據，一種心理安慰，好像因為中共「進步」了，「改善」了，過去的歷史罪惡就可以忘卻不計，就可以「化敵為友」，放棄批評而握手言歡了。
其 實，在中國知識份子履行批評權利的時候，來質問他們「難道中國現在沒有進步嗎？」這是一個十足的偽問題。因為其中本來沒有邏輯的關聯。一個國家是否「進 步」，和知識份子是否可以提出「批評」本來無關。芬蘭很進步，瑞典很進步，但是芬蘭和瑞典的知識份子，卻從來沒有放棄過「批評」政府和社會問題的義務和權 利，也不會因為這種「批評」而陷入牢獄之災。
也就是說，即使中國在某些方面有所謂的「進步」，比如經濟方面的發展，國民所得的增加，人民生 活水平有所提高了，甚至還有人說，連監獄都「人性化」了，一個知識份子也不需要放棄「批評」政府和社會問題的權利，不需要放下批評的武器。事實上，如果沒 有基本人權的改善，沒有了「批評」的權利和言論自由，而只有經濟的發展發達，那反而更加危險。看看納粹德國就是前車之鑑。納粹德國時期，德國也很「進 步」，經濟有很大發展，國民產值大大增加，德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相當的提高，也能舉辦奧運會，但是德國人的自由和人權卻被納粹獨裁者一步步剝奪，言論自 由喪失，於是德國人民失去了對獨裁的約束力，最後是猶太人遭到種族滅絕的迫害，給整個歐洲和世界帶來災難，也給德國人民自己帶來災難。可見，如果只是類似 納粹德國那樣的「進步」，一個獨裁政權在這種「進步」中強大起來，強大到不在乎世界輿論，這反而更令人擔憂，更加需要我們堅持「批評」的權利。只有那些考 慮個人利益的投機者，還有那些西方商人們，為了經濟的利益，只顧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發財，而罔顧中國人權的實際狀況，才會為中共塗脂抹粉，用所謂的「進 步」來對抗「批評」。
此外，「進步」也就是數量問題而已。比如說，一個國家處死犯人，從每年處死上千，減少到了一百個甚至更少，處以死刑的 罪名也從上百條減少到了幾十條，我們可以說這算是一種「進步」，但是我想大赦國際的朋友，不會因為有這個國家有這種「進步」就不再發出反對死刑的批評聲 音。早在數年前，我在哥德堡書展中國人權討論會上就說過，自由和人權對我來說也是一個質的問題，而不是量的問題。一條拴狗的繩子，從一米長改為兩米長，三 米長，甚至五米長十米長，狗可能覺得自己的活動範圍大多了，這算是大有「進步」，大有改善吧。但這只是量變，你其實還是狗，不是人。你要做人，要有人的自 由，就要擺脫這根拴狗繩子。你要自由，就要徹底擺脫枷鎖，擺脫鐐銬，拆毀監獄的高牆，而不論這個枷鎖是否變成了金項鍊，監獄也變成了花園。因為這是質的問 題，這是做人而不做狗的原則。
所以，我在這裡再次強調，中國人權的問題，如果需要有質的變化，只有徹底結束中國的一黨專制。這也不僅僅是有 關釋放一個著名人士劉曉波的問題，而是需要釋放我上面提及的所有人士，釋放所有的政治犯，釋放所有因言論和信仰而被囚禁和迫害的人士。否則，就是中國的所 謂「進步」天翻地覆，只要還有一個政治犯繼續關押在監獄裡，我們也不停止我們的批評，不放棄我們的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