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是敵我矛盾，就可以狠狠打」
12月24日，中國知名維權律師滕彪撰文《打死挖個坑埋了》，揭中國警察隨意對他及另外一位中國公民張永攀恐嚇、暴打等違法行為。
打死挖個坑埋了
12月24日，滕彪的文章《打死挖個坑埋了》在網絡上被眾多網友傳閱轉發，文章紀錄他在23日晚間被中共警方暴打和恐嚇的過程，德國之聲電話採訪了滕彪。
記者：「滕彪，看到你的文章《打死挖個坑埋了》之後，知道你又經歷了中共警方的暴力，首先還是想請你談談這次的經歷？」
滕彪："23號晚上，我和另外一個朋友張永攀去探望被限制自由的范亞峰的母親，進入單元門，發現有保全跟蹤並阻止我們進門，我們進入范亞峰母親家後，保全就通知了樓下的國保便衣，對方執意要檢查證件，我以沒有法律依據拒絕，隨後，他們叫來更多警察，用暴力強行沒收眼鏡、手機等私人物品後，將我們帶到雙榆樹派出所。
到派出所後，警察先是對我進行辱罵，後又施暴行，我的手被打傷出血，另外一幫警察又將我拉到一個牆角，用力拽我的領帶，到最後撕破了衣服並拽斷了領帶，邊施暴連訊問一些問題，如：你們是什麼人，來這裡做什麼等？我們拒絕回答，這時有一個警察大聲恐嚇說：『跟他們說那麼多做什麼，別廢什麼話，打死挖個坑埋了算了，正好我們有地方埋，你以為你失蹤了家裡人能找到你嗎？北京缺了你一個人也不會有什麼影響……』
「警方一直對我們威脅到晚上十一點半多，有很多中國網民趕到雙榆樹派出所聲援，警方謊稱我們不在裡面，後來北京市警局來人，核實我們的身份後才將我們放出。」
普通民眾沒有任何安全感可言
記者：「這篇文章發在網上之後，很多網友作為評論，認為中國沒有司法，警察就象文章中警察自稱：是拿執照的黑社會，你作為一位律師、法律學者怎麼評論中國司法和中國警察？」
滕彪：「我在裡面感觸比較深，後來他們知道我的身份後，我也就放心了，他們不太可能把我真的打死，但是如果當時他們真的不耐煩，沒有去核實我的身份，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很多人比如說底層訪民、農民工、或是其他的犯罪嫌疑人等，進了派出所，那些如狼似虎的警察什麼都做得出來，我自己介入的刑事案件很多，刑訊逼供，濫施暴力的情況非常普遍、非常慘烈，從這點上看，普通民眾的人權狀況處在非常糟糕的狀態，沒有任何安全感可言。」
曝光會給作惡者一種壓力
記者：「文章發在網上後，有網友認為應該曝光警察違法行為，有人認為不該把這個過程曝光，說這樣會引發中國警察的報復，你為什麼要用文章曝光他們的行為？」
滕彪：「首先警察的惡行不加以曝光的話，他們作惡就沒有任何成本，他們還會繼續作惡，因為我當時眼鏡一直控制在他們手中，我無法看清他們的警號和名字，如果知道的話，會把他們全部曝光第一是進行道義上的譴責，他們的行為不僅違法，也違背最基本的人性道德。如果有更多的人把自己的經歷寫出來，見證這個時代的罪惡，對作惡者是一種壓力。有很多人有類似的經歷，但他們不願意或不敢寫，因為的確有可能受到警察的報復，但因為我的身份（法律學者、維權律師），我在文章中也有一個反思，我不怕他們報復，由我來曝光這樣的事情是比較合適的」
法律系統還沒有從政治系統中分離出來
記者：「在這篇文章中有一個點是比較值得關注的，警察說：只要涉及范亞峰，就是敵我矛盾，就可以狠狠地打，以前我也知道，中國有些紅線問題，比如『六四』、『法輪功』、『民族問題』等，對這些問題，完全不在司法框架內，你怎麼看？」
（阿波羅網編者註：看來有四類：8964，法輪功，民族人士，還有不合作的維權人士。第四類是近年來新加上的。）
滕彪：「從大的環境來看，就是整個的司法還不獨立，法律系統還沒有完全從政治系統中分離出來，一旦涉及到政治性的案件，比如『政治犯』、『良心犯』的案件、或是『六四』、『新疆』、『西藏』等這些最敏感的領域，就根本不要指望他們講法律，所以警察對我說的剛才那句話『這就是敵我矛盾，我們就不和你講法律了，你能怎麼著』，這就非常明顯地反應中國法律的這一特點，類似這樣的事情他們完全不講法律。」
人權和自由不會自動到來
記者：「12月23日，中國拒絕在聯合國《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公約》上簽字，可就你剛才所說，很多普通人可能面臨無法想像的情況，你怎麼評價中共政府這一行為？」
滕彪：「中國強迫失蹤的情況還比較嚴重，聯合國這個概念對於中共政府來說還是一個比較新的概念，很多人包括一些犯罪嫌疑人非正常死亡的情況，還有一些是被抓進警察局就失蹤了，這種案例還不少，在國際上比較有名的維權律師，也有的長期處在失蹤狀態，最典型的就是高智晟，曾經失蹤14個月，後來出現了幾天之後，到現在又失蹤10個月，這種情況，按照聯合國《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公約》這種犯罪屬於非常嚴重的『反人類罪』，中共政府害怕公約對他的約束，所以就拒絕簽署這個公約。遏制警察違法和爭取自由要靠普通行動者一點點爭取，也一定會有不少人付出代價，但是如果沒有爭取自由的過程，人權不會自動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