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友人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教授序
這本書展現了一個人獨自探索歷史真相的成果。
辛灝年先生一九四七年出生，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如同他那個時代的中國青年一樣，文化大革命曾中斷過他的學業，還有他的夢。他也曾掙扎在生活里，卻堅持自學和寫作，不僅成了一位作家，而且成了作家中的一位學者。
自一九七六年以來，辛灝年先生出版過十多本小說，包括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集，發表了近二十篇學術論文。他如此成功的寫作工作，使他很早就被選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和安徽省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並被中國作家協會評為一級作家職稱（教授級）。一九九四年初，辛先生被北方一所著名大學聘為教授，但是他尚未到任即應邀去了加拿大，擔任了多倫多大學的訪問學者。
多年前，在他為寫作長篇小說《辛亥之後》而開始研究中國現代歷史之初，辛先生發現現存的歷史著述里迷霧重重。從此，他開始了對歷史真相的探求。在一九八四至一九九四這個長達十年的時間裡，他一方面努力鑽研和解讀現有的研究著作，並設法去接觸、了解和收集那些不准許公開的歷史資料；一方面懷著興奮的心情，熱切地關注著中國大陸史學界和民間，因偶然的機遇所發動起來的歷史反思潮流，及其新成果；一方面又為著揭開歷史問題的癥結，而對他在年輕時代曾獨自學習和研究過的西方思想史、特別是近代歐洲民主革命和共產革命的歷史，以及它們對於中國國民革命和中國共產革命的影響，進行了獨立的再研究和再探索。這就為他在理論上探討和理解中國現代歷史的曲折發展和反覆歷程，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和學識基礎。
後來，辛先生終於能夠把他的思想用於寫作上了。我們很榮幸能夠恰逢其時地聘請他擔任了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訪問學者，並因校長的特別批准而聘請他在東亞所擔任過歷史學博士後研究員。
在哥大，辛先生將全部精力投入了本書的寫作，每天工作長達十數個小時。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他要把自己所發現的歷史真實寫到紙上以公之於眾的使命。即使這需要他花費整整三年的時間，才能完成這部如今噎在讀者手中的著作。
雖然他的著述基於非常廣闊的研究，是一部十分嚴肅的學術著作，但辛先生對於主題的處理卻體現了一個具有獻身精神的愛國的中國人，而非僅僅是一個獨立學者的風格。他希望能夠識別那些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舞台上曾幫助推進民主進程的演員們，和那些曾破壞與阻止民主進程的演員們。要做到這一點，首當其衝的便是象孔夫子所說的「正名」。即：什麼才是民主？辛先生不相信象「民主專政」這樣一個自相矛盾的概念 —— 他認為這只能是純粹的獨裁。相反，他認為孫中山的思想才是民主的思想。辛先生把自己與那些具有中、西傳統的現代中國歷史學家們，那些總是譴責蔣介石遺棄了孫中山價值的歷史學家們區分了開來。甚至辛先生還爭辯道，正是蔣介石與無數反對者的鬥爭，才保全了民主和民主的艱難進程。雖然後來他輸給了共產黨，那是因為孫中山和他自己的錯誤策略所致。當然，最根本的失敗原因，還是由日本侵華戰爭所造成。
辛先生獻身於寫作，卻不是一個活動家。他認為知識分子的任務是指明真相，從而使得自己的人民、特別是年輕人，能夠推動這個國家在未來走向正確的方向。
去年以來，辛先生在完成了本書初稿之後，為了徵求意見認真修改，而應邀在美國和加拿大許多大學演講。從此，他的思想得到了熱烈的反響和接納。如今他的書亦噎出版，希望他的思想能夠接觸和影響到更為廣闊的讀者們。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一日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唐若冰 譯）
祖國大陸友人歷史學家謝幼田教授序
辛灝年先生的著作是理的匯聚。
辛灝年先生的著作是情的凝結。
某君曰：「史是明鏡，鑒照往事，何能有情？有情則偏頗矣。」其實不然。昔日司馬遷作《史記》，在自序中說，因遭李陵之禍而領悟到《周易》、《春秋》、《離騷》、《國語》等名著，都是「聖賢發奮之作」，所以，他要「述往事，思來者」。沒有現實的坎坷遭遇，何以有「發奮」之情？
中國人，中國知識分子在毛澤東時代的遭遇，不是在那裡的血淚中浸泡過的人，永遠不能體會其中那地獄般的苦境。毛始終把知識分子作為革命對象的九種人之一，用一切手法要知識分子在「靈魂深處鬧革命」；睜眼對世界的看法，閉眼對人生的領悟，翻書對歷史的見解，心靈對藝術的追求，一切一切，都被這個新式的、超過秦始皇的皇帝所規範。不接受規範者，就要受到商鞅式的刑法處置……。
伴著血淚的吶喊者，是文學家。
將吶喊的聲音咽下去，而從中華民族過去的發展中尋求答案者，是歷史學家。
辛灝年先生從文學家變成了歷史學家。他以發奮之情，盯住了中華民國史。
他發現中華民國史是一堆糊塗帳。
他發現，中華民國的曲折成敗，在於「革命與復辟」，在於「專制和民主的反覆較量」。找到了這個立足點，他就好象突然站到了一座高山之巔，去俯瞰腳下奔來眼底、又沖向未來的滔滔歷史長河。
他的筆就象拍岸的驚濤聲，在謳歌、讚美、肯定；在譴責、批判、否定。他的筆，描繪出了許多早已蒙塵的大量史實畫卷，找到了現實的許多來龍去脈。
這就是呈現在我們面前的 —— 辛灝年先生的歷史巨著。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於舊金山
祖國大陸文友作家鄭義先生序
這是一部傑出的歷史學著作。
它的出現，將對中國的精神和現實造成震撼。
一九九四年春，辛灝年隨身帶著這部書的提綱和資料，孤注一擲，從中共軍警眼皮下冒險闖關，登上飛向新大陸的飛機。直到起飛，直到飛機躍上萬米雲空，心情才開始平靜。我的生活中也有類似場面，體驗著屈辱與正義衝突。雖然是近二十年之老友，我所了解的僅是小說家高爾品，而非歷史學家辛灝年。而且勇氣和學說究竟是兩回事，道德勇氣並不等同學說價值。閱罷初稿，方如釋重負：一部將改變中國歷史的著作正在誕生。
辛灝年先生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首先是「民主革命史」體系之建構。世界史早已提出了如下的例證：英國革命首尾凡半個世紀；法國大革命自一七八九年攻占巴士底獄至一八七五年第三共和國確立民主、自由與共和，血戰近一個世紀；俄國從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到一九九一年蘇共崩潰，回歸民主，其間腥風血雨也是長達四分之三世紀……這些散見於各國歷史的斷章殘片，通過一位中國歷史學家原創性的研究而得到了嶄新的解讀 —— 民主革命的初次勝利，必將招致專制勢力的反撲和復辟；草創的共和國體完全可能被旗號各異的專制勢力所顛覆；復辟期的專制勢力極為瘋狂，甚至可能把專制政治推上歷史的瘋狂階段；民主與專制的反覆較量，貫穿著民主革命的全過程，直至民主制度的最終確立 —— 辛灝年先生運用全史觀念，把民主革命從一個即時性的相對孤立的歷史事件，理解為一個歷時性的漫長的歷史運動，於是，這些「具有世界意義的歷史現象」，便上升為具有世界意義的歷史規律了。一個簡練宏大的坐標系就此建立。簡潔透徹且具有鋒利的力量。曾困擾過幾代思想者的某些歷史之謎，終於得到解答。最後定稿期間，辛灝年曾在北美多所大學演講，均引起轟動效應。每當他在開場白中剛剛豎立起自己的理論框架，或者，每當他剛剛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納入辛亥革命始的「 中國民主革命史」，常常便會有聽眾恍然大悟地提問：您是說，中共的革命其實是一場專制復辟？您是說，中共不過是民國史上的一段亂世？
這就是理論的力量。
整個十九世紀的歷史，都是在法國大革命的旗幟下渡過的。同樣的，從武昌首義的槍聲到布達佩斯街頭呼嘯而過的起義者的卡車，從格旦斯克海港罷工的汽笛到一夜崩塌的柏林圍牆，從莫斯科紅場上掉轉炮口的坦克，到長安街上被路障和人民的怒火所熊熊燃燒的裝甲車 —— 整個二十世紀，同樣沒有逸出法國大革命照拂的旗影。如果近兩個世紀以來，人類確實在為自由、民主與人權而奮戰不休，那末，我們便取得了以民主革命史來抽象這段歷史的理由。眾多紛繁混亂的歷史事件都在這一體系簡單的坐標里安放妥帖，並得到相當透徹的說明。在尚未被納入體系之前，歷史事件僅僅是一些孤立的意義不明的「訊息」。一九九二年，捷克總統哈維爾在一篇名為「現代世紀的終結」的演講中說道：共產主義的完結，不僅結束了十九至二十世紀的一個主要的形態，而且為整個現代世紀打下了句號。共產主義時代完結這一對人類來說最重要的訊息，「是一個我們目前尚未完全解讀、完全理解的訊息」。我尚未愚蠢到崇拜終極真理之地步，但辛灝年的理論，提供了一種言之成理的闡釋。
其次是歷史事實的再發現。辛灝年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小說家，走進歷史多少有些偶然。為寫作構思一部安身立命的長篇歷史小說，他計劃擲下一生中最寶貴的二十年：前十年研究，後十年寫作。於是奔走於各級檔案館、圖書館，沉沒在浩如煙海的現代史料中。他耗時兩年，編寫了《中華民國編年史綱》和《中國近代史大事記》，並以大量的精力重讀馬列經典和西方哲學史……在他這種步步為營的進逼戰術下，意識形態的藤蘿被漸次斬除，歷史之林終於被廓清到原生狀態。這時，被他征服的歷史反過來征服了他，以它之慷慨烽煙飛迸血淚，以它之千古沉冤百年歌哭，以它之一直流散到當代的遍地血污。他抑制著靈魂的顫慄，一改初衷，毅然開始了歷史寫作。此刻的辛灝年，噎出版了五部長篇小說和三部小說集，進入了成熟作家的巔峰期。當這樣一位人格、才華與思辨能力都極為出眾的作家和謊言充斥的歷史猝然相遇，撞擊與爆炸已勢不可免。在經歷了漫長的淪辱之後，中國現代史終於找到了它忠誠的守護者和代言人。
閱讀初稿，我同樣經歷了一次幾經脫胎換骨的創痛。在進行社會學寫作時，我已疏理過現、當代史，但驚訝和震撼仍陣陣襲來。一個又一個關於人物事件的細節每每使我釋卷長嘆：何至於此！何至於此！由此而得出一個結論 —— 每一個生活在（包括曾生活在）封閉社會裡的人（包括知識分子），不敢輕言知識二字。
任何一部歷史都是當代史。這是一部冷靜沉重的歷史學著作，但敏捷的讀者必然會感受到它在現實政治中可能具有的巨大顛覆性。比如，它向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眾所周知，權力的來源必須具有合法性。其一，符合法統，具有法定的傳承關係，如傳統社會皇位繼承的嫡長制和現代社會的普選制。其二，即便是否定了舊法統的暴力革命，也必須以全面制憲、普選加以追認。不解決合法問題，政權就始終處於「產權未定」的爭奪狀態之中。民主革命廢除了舊法統，用普選直接與人民訂立契約。共產革命也廢除了「舊」法統（姑且不論復辟），但沒有一家敢於實行真正的全民制憲，民主選舉，權力就沒有合法的來源，不得不以刺刀來加以維持。其三，奪權非法，但如果不悖於情理，事情還有迴旋之餘地。共產政權與第一條明顯無涉。雖然中共竭力要從後兩條里尋找自己的合法性根據，但端視中共在北伐、兩次國共戰爭、特別是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為和地位，結論便只能是非法，而絕無合法之理。只要認真讀了辛灝年先生的著作便知，此處不贅。
應該指出的是，中共雖承認自辛亥革命為發端的民主革命傳統，並奉孫中山先生為先行者（雖然實質上加以否定），但在此基礎上，倘若不改「中華民國」國號，並將內戰解釋為革命陣營內部權爭，再逐步修改中華民國憲法，就營造了合於法統的假象。遺憾的是，毛澤東卻為自身本質和慫恿他「中共建政改元」者的迷惑，遂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建立。中共政權遂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倘無改元一事，續上法統，後來的聯合國席位之爭，兩個中國之爭，又從何談起？如果辛灝年的理論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過是「中華民國」歷史上一段專制復辟期，那末，這個被毛澤東「誤失」的「中華民國」法統，就可能正是結束一黨專政，歸宗認祖，存亡絕續之國脈所在。法、英、俄等國莫不於數十年後回到被顛覆的「第一共和」去接續法統，再造共和，或可為鑑。我想，這致命的挑戰並非辛灝年先生之本意。他走入歷史，披荊斬棘，本是為一部歷史小說追尋「真實」的足跡。不想跋涉十年有四，收穫甚豐，竟有許多奇花異卉得於料想之外。這正是誠實學術勞動的收穫。文學忌諱主題先行，尤忌政治主題先行，想必各類學術亦然。但真實必然殺傷謊言，真實必然向四面八方投射出神奇的評判力。這本來是真實一詞題中應有之意。
無論公開演講或私下交談，辛灝年先生都一次再次強調，倘若沒有大陸學者反思歷史在前，他的成就是難以想像的。此乃肺腑之言。因為無論這個時代在權力與金錢的交相誘迫之下噎墮落到了何種地步，總有人秉承著「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古訓側身戰鬥，辛灝年無非是其中之一。因此，本書既是辛灝年的著作，也是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群體智慧的結晶。
一九九七年八月七日於普林斯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