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年劍橋同學會和清華大學的兩次公開演講中，秦曉明確而嚴厲地批判了「中國模式」，公開呼籲普適價值，提倡區分「現代化」與「現代性」.。用秦曉自己的話說，他是一個「體制內或准體制內的改革派」，不願意走到體制外去抨擊，也不贊成這種做法。
    
    秦曉是造成巨額國有資產流失的盜「國」奸雄，還是推進政改的言論巨子？即使是後者，還是有可能有兩種目的或者結果，一種是追求真正的自由民主，另外一種是以推動民主化得道德光環來掩蓋轉型中自己巨大罪惡，或者掌權來豁免。
    
    秦曉「做」了大壞事，說了小好話，取悅於精英的同時，往底層民眾背後同捅刀子，此人是好人還是壞人？我2005在《國際先驅導報》幹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時殷宏寫個文章，說每一個人每一個民族都首先認為自己是乾淨的善良的，無辜的。即使是一個惡人，也會這麼想。貪官從來不認為自己是貪官，總認為自己是白的，別人是黑的。
    
    若精英不以民族國家利益和底層民眾的利益為追求目標，而是站在民眾的對立面，以一種並不並存在「為民眾考慮長遠利益」的政治方案（例如以私有化作為整體出路，他們認為也最終有利於民眾）作掩護，這時候肯定大聲讚美秦曉的小好話，幫助了秦曉的捅刀子。這時候可以看出精英與民眾對立的階級分析方法，是多麼的重要，來決定政治立場，來裁剪秦曉的「大是」或者「大非」。
    
    即使姑且假設秦曉在追求真正的自由民主起了很大作用，有著實質性貢獻，難道就可以將功贖罪，一定洗脫了前者罪名。我這裡需要質問的是，到底是放下屠刀，懺悔戴罪立功而獲得不起訴待遇，還是就單憑著幾句政改言論就可以美化成政改明星或者民族英雄？這裡涉及到在民主化轉型過程中，在未來對權貴的清算問題，以及如何處理污點同盟者問題。
    
    本文的主題，是筆者在溫家寶2010年七談政改風波中立場的延續。溫家寶七談政改與秦曉言促政改，背後都有巨大貪污腐敗的歷史污名在威脅，就像唐太宗李世民被迫用貞觀之治來清洗玄武之變的罪行。所以並不是讚美他們，而是詆毀揭發他們，才能迫使更大進步。
    
    古人說，聽其言觀其行。不顧任何後果，就光說說好話，就激動不已當做自己人，這是需要抨擊法國式政治浪漫主義。過去的幾十年內，保守主義潮流花費了極大力氣抨擊法國大革命的政治浪漫，同樣抨擊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政治浪漫。這種政治浪漫主義把政治事物，當做說情話談戀愛，光憑著空頭許諾就是可上當受騙獻身。我把溫家寶和秦曉聯繫起來，不僅僅在於溫家寶與秦曉的巨額國有資產流失犯罪嫌疑有著巨大關聯（這可以拿《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2004年的報導為證），而且在於民間對待溫家寶和秦曉可能是同一種法國式政治浪漫主義。批評他者政治浪漫主義容易，把自己的政治浪漫主義外化為他者，加以抨擊也很容易，唯獨提燈自照最為不容易。
    
    中國改革具有太子黨路徑的品性，其他的改良力量，是依附性的。正如如此，整個改革對專制體制的瓦解能力，正如兒子對父親的弒父情節發作，獲得一定的寬容，同時是另外一種版本的父親。
    
    權力無限制，會讓權貴及其太子自身產生肉身傲慢感，不由自主的。這獲得知識精英的在支持。知識精英奴才說主子的話，作為太子黨精神的非太子黨組成部分和跟班。
    
    在整個改革時代三十年中，讓開明太子黨及其附屬知識精英獲得支持的，並不是其主義，而是其地位和強力。這樣一來，整個推進改革的事業，成為一種做夢術，誰的地位越高，就越寄託希望。就是一種弔詭的邪教信仰和巫術，表面說自己是理性，實際上是極權主義運動的非理性延續。
    
    如此有毒之樹能否結出善果？這是一個巨大的深淵和沼澤，但是被無視。改革本身就是極權主義統治的彈性空間內，因此贊同和推進改革的開明太子黨及其附屬知識精英，都是灰色，介於紅與黑之間。其地位和強力，越發讓人寄託改革希望，同時有更大的原罪。也就是其原罪與人們對其的願力成正比。人們越想一個大人物推動改革，這個大人物就會越發對中國犯下更大的罪惡，例如朱鎔基身上最為清楚。
    
    這裡的轉型正義不僅涉及到財產清算問題，而且要涉及到二十世紀太子黨及其父輩給中華民族帶來無邊際的政治災難的清算問題。這種罪責是否其內心道德立場支持民主自由而豁免，或者有或大或小的貢獻而豁免，或者並不能被豁免需要清算，只是不作為大惡首惡追求，而給予寬容。這一些都需要理性討論。不計一切其他代價或者轉型正義，而追求政改的實現，將帶來更大的政治災難。如此的政改，有還不如沒有。
    
    太子黨及其跟班知識精英，很賣力地批評極權。要說極權壞的，自身應該乾淨。自己與極權扯不開關係，這時候，一定是對極權撒嬌，要極權別管給予自己更大的特權。在他們眼裡，自由就是特權。這時候極權往往比特權的步驟更小，容易民眾往往支持極權管制。老說老百姓愚昧喜歡支持權力，我認為愚昧的，就是哪一些無法區分權力減少之後的結果，是普遍自由還是少數特權的愚蠢知識精英，少數人的特權在權力的保護之下，比權力更難被百姓監督。
    
    開明太子黨與其父輩之間組成一個共犯集團，把鞋子仍在誰頭上，都指向一個共犯集團。共犯之間也會互相推卸責任。我當律師的時候，在法庭上經常看到共犯把責任推脫給對方，那麼指責了首惡，就成了英雄？
    
    改革或多或少地嚮往自由，其實上這種自由，並不是經典意義上的法律之下的自由，而是特權。因此改革是專制的一種延續，這種特性與具有太子黨路徑的品性互相輝映。現在需要將這種認識變為一種主義，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不然自由主義者就意味著歷史的恥辱和失敗者。
    
    在當下，所謂的自由，都是特許權。也就是本來是不允許的，按照級別，能量，金錢不同，獲得不同特許。所以自由有等級的。如果自由僅僅是少數人的特權的話，那可能是吧。從英國的歷史來看，自由本來就是特權，而且特權就需要別人的義務作為代價，那麼每一個人都有自由特權，那麼數來承擔義務呢。
    
    經濟自由就是特權，特許的自由。自由是非法狀態，不同的等級，經過不同的特許，獲得不同等級的自由，解除了自由的非法狀態。促成每一個人都是自由的目標更加遙遠，因為更多的人受到自由特權的毒害。越來越多的人，在每一個人都是自由的這種理想和受到越來越多的自由特權毒害中煎熬，於是一方面帶著對自由的痛恨，一方面又渴望妒忌自由。這就是十九、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革命的源頭。
    
    在錢權共同體裡面的人，覺得錢權可分，在前外面的人，覺得錢權一體。難道可分不是錯覺，一體不是真相？錢權一體呢，誰與誰的矛盾?向左轉，就是認定社會矛盾是有錢人與沒錢人的矛盾；向右轉，就是認定社會矛盾是有權人和沒權人的矛盾。將權力矛盾轉移到財富矛盾，他們快得逞了。因為很多窮光蛋知識精英，把自己當做中產階級，幻想自己在錢權共同體之內，或者可以擠入。奴才總是說主子的話。政治現象更多的是心理的，而是物質的。另外在於錢權共同體內的這個幻覺，有一個很重要理論基礎，那就是中產階級占據主導地位。這一點已經破產。
    
    在中國的語境正當不能致富，致富必由濫權。不僅正當的是極少，而且在政治意義上絲毫影響都沒有，不必談論，即使發生群眾運動也是傷害不了他們。治本之策亦在限權，絲毫已無可能，這種政治立場就是後改革。
    
    我在《給改革一個死刑判決》中，提出若要改革的受害者繼續保持對改革的希望，那改革派就要自己站出來人格擔保。改革已死多年，現在年青人和底層民眾失望絕望，老人和太子黨強撐著希望，並且用他的權威散布欺騙的鴉片。恐懼和懷疑，是靠真正行動來排除的。不是強調原來空中畫餅來取消懷疑，而是自己要迫使精英承擔責任來排除懷疑。是不是真的靠譜，不是靠強詞奪理來讓底層民眾相信，而是應該去督促體制內真做事，來讓年青人和底層民眾相信。在真正轉型之前，年青人和底層民眾有天然的權利，懷疑其不靠譜，這一點不能用話語權來抹殺。改革派唯一能做的，就是讓官方去做。
    
    錢權是否可分，對後改革立場的堅持有著決定性影響。治本之策亦在限權，絲毫已無可能，如此之下再做錢權之分，要麼良心有問題，要麼腦子有問題。錢權一體，這是無可否認的政治判斷前提。政治判斷的起點，是劃分敵我立場的起點。錢權一體作為判斷起點的政治立場，是民眾。可分的是，體制內人或者幻覺自己是體制內的。當毛病還是權，已經無從沒有任何解決的希望的時候，還認為可分的，就是可恥的。
    
    後改革的起點是對改革本身的全面否定，包括把錢權共同體作為根本性判斷，對體制性變革的根本絕望，還有對經濟自由通往政治自由思想路徑，和中產階級先行一步路徑的拒絕。後改革立場與底層立場是一致的。
    
    體制內改良的路徑是一段已經爛掉的闌尾。現在改革已經是毒奶粉，需要清理的是改革。所以改革的受益者與受害者這種二分，成為未來幾十年內的決定性劃分立場的方法。
    
    因為內在於太子黨磁場或者從精神上加入太子黨，知識精英沒有體會到太子黨的傲慢與特權，是如何在中國這個肌體上劃開了一個鴻溝，改革受益者與改革受害者之間天人永隔。
    
    明明知道不是一條船的人，你和他說，是雞同鴨講。與其同夢異床，不如同床異夢。這會成為一個決定性的起點。而且政治本身不靠意圖倫理，道德立場相同的往往背後開槍。利比亞的獨裁者卡扎菲年輕的時候，也是追求民主呢。
    
    以共同行動和結果來判定劃分朋我。不是有一個先有的道德政治立場，是否想推進改革的意圖無關緊要，重要的是結果。促進不促進改革的立場無關緊要，重要的是有沒有這個結果。以結果來尋找共同性，而不是以嘴上的道德立場來。共同行動先於共識，產生共識，沒有共同行動，就沒有共識。
    
    改革已死，改革本身不是出路，已經與未來無關，而只有改革的負面後果，與未來息息相關。所以改革少談。建政六十年這樣的歷史與改革改革三十年的歷史，都要埋葬掉，中國方有出路。總之1949年之後的中國，必須當做什麼都不是的時候，中國才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