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在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的工作和其他外國專家一樣，無外乎有三項；一是修改外文稿件，二是播出這些稿件，三是代表電台。切身體驗之後，安娜意識到作為外國專家，她最重要的使命其實是第三項，也就是按照政府的宣傳邏輯，向國內外輿論展示外國人、特別是外國記者對中國發展的關注。這對於在法國傳媒學校畢業、滿腦子新聞獨立思想的安娜來說實在不太容易。安娜在書中講述了她的個人感受，似乎流露出一種對受人擺布的厭惡。如今她已經離開中國，回頭再看這段經歷，她是否仍然有這種厭惡的感覺呢？
安娜：不能說是厭惡，因為並不是這樣。我當時知道我要去一個官方媒體工作，知道不是法國式的記者工作，而且，我也被明確告知我的工作主要是修改法文文字，所以，不能說「厭惡」，因為並不是沒有想到做這些工作。我的確有時候會感覺很不自在，我不得不面對。但是，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工作是我的選擇，我必須自己擔當。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其實對很多中國同事有了感情。因為我得以和他們敞開談話。他們知道為中共政府作宣傳對我來說很難。我也和幾位同事共同合作了一個欄目「Prise directe 」，我想，在準備這個欄目過程中，我們做了點記者工作。也就是說，我完全可以自由選題，我也試著組織辯論。如果沒有這些中國同事幫忙，我不可能做到這些。
我也意識到事情不是那麼簡單。的確，這是一個官方媒體，有些規則要遵守，但是，我還是有一定的自由。我注意到，一些中國同事對他們的工作也很清醒，他們知道是在為官方媒體工作，要遵守一些規則，但他們並沒有因此被這個體制所蒙蔽。
新聞審查壓力下的自我審查
也正是在準備這個取名「prise directe」的欄目過程中，安娜親身體驗了什麼是自我審查：
安娜：我講的只是我個人在一個對外宣傳機構里的經驗，我不想冒昧地解釋在其他媒體中中國記者如何工作。
的確，我意識到因為政府控制信息，使得記者自我審查其實多於被審查。就是說，要想讓節目播出，就不能想說什麼說什麼。比如，在一次關於中國婦女的節目中，為了能讓節目播出，我就選擇了不提西方媒體常說的「獨生子女政策」中的偏差，不提農村有溺殺女嬰現象，而是選擇了家庭從多子女大家庭向小家庭過渡的問題、獨生子女不再有兄弟姐妹、表哥表妹等，這樣的角度。我想記者的工作也不是只說西方媒體批評的話題。
不過，安娜也注意到在自我審查的同時，中國記者心裡對現行制度有清楚的認識，他們也在不斷試探新聞審查的底限：
安娜：完全和在法國、或在其他國家一樣，有些記者有使命感，他們會想問題，很好奇，我和一些同事曾推心置腹談話，他們很想知道我的立場，他們也有自己的立場。他們試著做些事。另外一些人則不那麼用心，只機械的傳達政府公報，不做任何思考，至少不公開他們的想法。事情比我想像的要複雜。我覺得，一些記者還是想真正做記者的工作。我們看到，中文部記者中有人遇到了麻煩，正是因為他們不想只做上級強加給他們的工作。
安娜注意到大部分與她共事的中國同事根本沒有接受過記者培訓，而有突發重大新聞事件時，在這個政府對外宣傳機構中，完全看不到她所了解的新聞媒體那種忙亂亢奮的景象。海地大地震震驚世界，西方媒體絞盡腦汁，尋找報導線索、報導角度的時候，安娜工作的法文組只能靜靜地等待電台新聞中心的稿件。那麼，安娜是否也會和她的中國同事討論如何做記者這樣的話題呢？
安娜：當然，這是我和其他外國專家同事談論的問題。但是，和中國記者也一樣，認識了以後，我們很快就開始討論這樣的話題。我在書里講了我曾去西藏旅遊。有一天，一個中國同事來找我，問了我很多問題：怎樣看西藏問題，為什麼，等等；然後，他也向我解釋了他的觀點。也許這些談話並不具有建設性，因為可能誰也沒有說服對方，但是，我們彼此尊重對方的觀點。我和中國同事有過很多很多這樣的談話，涉及很多話題，可能是西藏，可能是台灣，也可能是中國社會的新變化，或者中國電影，中國音樂。我記得曾和一位中國同事合作製作一節音樂節目，她覺得我對中國音樂的看法太刻薄。我承認不喜歡她選擇的那些音樂，同樣，她也不喜歡我喜歡的音樂。但是，我們彼此尊重，可以對話，我儘量開放，我也從沒有感覺我的同事有某種不信任。
一年的體驗使安娜意識到了中國的多側面、多矛盾的特點。她說她發現的不是一個中國，而是幾個中國：
安娜：要知道，我去中國的時候，對中國一點都不了解，有很多先入為主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說，也有一種法國宣傳，讓人看到的只是一個中國、是他們像螞蟻一樣勤勞……說這些顯得很有些幼稚，但是，在中國，我的確感覺我看到的不是一個人民，而是各種各樣的人民，他們有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這中間有矛盾，因為中國是一個大陸一般的國家，事情不總是那麼有邏輯。在一年的時間裡，我慢慢發現了其中的錯綜複雜。也正因為如此，我想寫這本書，不是一本分析著作，只是我的所見所聞，希望能讓法國人像我那樣去發現中國。書中有不足，可能也有錯誤的分析，但我只是想講述我怎樣去中國，我怎樣發現了一個幅員遼闊、很複雜也很吸引人的中國。
在中國居住的時間裡，安娜自始至終擔心住房可能有竊聽器、同事有可能告密。同在電台工作的外國專家中有人與她一樣有同樣的擔心，但也有人不以為然。儘管安娜從沒有找到可以證實她的擔心的證據，但是這種無時不在的、莫名的恐懼仿佛也讓她領會了專制政權下的生活：
安娜：的確。在書的開始，我提到我剛去時非常害怕，因為去之前，周圍的人一再提醒我，很多記者同行告訴我在通電話時要小心講話，發信息時也要小心。我在中國並沒有觸及危險的政治話題，但是我還是很謹慎。我其實沒遇到任何麻煩，但是，我感覺好像理解了在一個不能自由表達的國家表達觀點時可能有的恐懼。而且，我雖然沒有遇到任何麻煩，但是，看看現在中國發生的事，應該說這也是事實：很多記者朋友告訴我由於北京和上海近期發生的事（周日「茉莉花」聚會呼籲），很多人被抓走，被問話。所以，我雖然沒事，但這也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事實。
西方價值觀與中國現實的碰撞
一年的中國體驗之後，安娜對中國有了新的認識。她在書中寫道：初到中國時帶著很多「西方的理念」。那麼，一年的體驗之後，安娜是否認為她原來對新聞自由的理解只是一種西方人的視角，不見得適用於中國？
安娜：的確，在這一年間，我對自己很多比較稜角分明的西方理念產生了懷疑。比如說以比較激進的方式、單方面落實人權，不見得就能推動中國發展……怎麼說呢，您提的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我只能說離開中國的時候，我意識到事實比我想像的要複雜。我產生了很多懷疑，也沒有找到很多答案。但我想這才是最重要的。就是說，一名記者，像這樣去一個遙遠的完全不同的國家，明白自己的觀點和視角是西方式的，但這並不是唯一的觀點和視角。我認為，敢於懷疑此前確信的理念很重要。
我不能說一年之後的今天，我認為中共政府的做法是對的，我不能這樣肯定。而且，歸根結底，我是記者，傳達政治觀點不是我的目的。但是，作為記者，這段中國生活豐富了我的經歷。與去中國之前相比，我更能夠離開距離看問題。在未來的記者工作中，這段經歷可以幫助我不像以前那樣激進。
就我個人來說，這段經歷帶給我很多收穫。在一年的時間裡，我有幸在中國工作，與中國人共事，這是一段很令人難忘的個人體驗。從職業生活的角度看當然是另外一回事：因為很難向一家法國媒體炫耀：我曾經在一家中國官方媒體工作。那樣，人們會瞪大眼睛看著你。寫這本書對我來說，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拉開些距離。但是，我對這段經歷一點也不後悔。因為我意識到了中國的多面性，它讓我的視角產生變化，這些都將伴隨我今後的職業生活，幫助我在看問題時更注意細微的差別。具體地說，就是我對政治問題越來越不感興趣，越來越想關注具體的人。我們總是從政治層面談論中國，以整體的觀念談論中國，但我覺得談論中國人比談論中共政府更有意義。雖然中國人要想當官或者掙大錢必須經過黨，但他們對現實心知肚明。所以，一年的中國經歷告訴我，應當讓具體的人講話，而不是去評判一個制度。就以北非現在發生的事為例，那是人民在覺醒。我覺得這才是最有意思的，就是人民起來，普通人起來奪取政權，他們有要表達的欲望。我希望做這樣的記者：面向民眾，而不是面向制度。
以新奇的目光發現中國的同時，安娜也在觀察與她同樣在電台工作的其他外國專家，希望明白他們想明白他們為什麼在這裡工作，甚至工作很多年。您曾經很羨慕一位自由業的記者，因為他走了很多地方，旅途中切身體驗了很多風土人情。但幾個月後，再與他見面時，他已經接受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工作。
安娜：其實，他們中很多人並不是記者。我注意到，這些人往往是很熱愛中國的人，有些人會說中文，在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或者新華社、或者中央電視台的外國專家身份可以讓他們獲得簽證，在中國生活一年。所以，很多人是為此而來，而不是為那份記者工作。我的很多同事曾經是記者，他們到中國剛剛一年或者是第二年，在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工作是為了學好中文，然後在那裡定居。但是，也有人來則安之，只滿足於在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的工作，我覺得很遺憾，但是，每個人有自己的路，我不想評判。
那麼，這一年不同尋常的經歷留給安娜最深的印象是什麼？
安娜：最令我難忘的是和我一起製作 « Prise directe »欄目的中國同事。我們總共5個人，我尤其和其中兩位相處得很好。我和其中一位仍然保持著聯繫。我雖然不能說他們是朋友，因為我並不了解他們的個人生活，但是，無論是從職業角度，還是從個人關係角度，我和他們都度過了一些非常難忘的時光。我自然而然想到的是他們，這些中國人很好奇，對我很開放，很慷慨，我希望我也曾慷慨以待。
我也曾有過很好玩的經歷。比如，我曾經和幾位地方上的黨政幹部一起去卡拉OK唱歌，很滑稽可笑。但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那些和幾位同事們在錄音間錄製 « Prise directe »欄目時度過的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