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中共教科書是這樣記敘的：「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勾結帝國主義、買辦資產階級和青幫流氓背叛革命，大肆鎮壓、殺害革命者，開始清黨，這就是著名的4.12反革命政變。4.12政變以及後來長沙許克祥發動的馬日事變，寧漢合流，國共第一次合作徹底破裂。」
網絡上流傳不少帖子，講述當時北伐軍在前方打仗，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在湖南等地搞土地革命，許多北伐軍將士的家屬被當做土豪劣紳鬥爭甚至殺害，家財、女人被分，造成軍心不穩。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突襲北京的蘇聯領事館，抓捕李大釗等共產黨人，起獲一些共產國際秘密文件，秘密文件泄露出共產黨利用國民黨的內幕和真相，從而成為蔣介石們決心清黨的直接原因。後來張作霖皇姑屯被炸，據說就是蘇聯間諜而非日本特務的傑作。
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一書中給出了很多細節。該書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1月版，比如第154頁談到，蔣介石早年受過激進思想影響，因而也長期贊成和擁護「扶助農工」的政策。顯然是因為這個時期中共「扶助農工」的方式、以及所要達到的政治目的，令蔣介石無法認可。
共產黨鬧革命 破壞北伐的物質和精神供給
據楊奎松透露，當時作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鮑羅廷，甚至提出了必須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鋒」的觀點，無論是在農村土改，還是城裡罷工，中共依靠的主要力量就是流氓無產者，因為要發動那些老實本分、善良純樸、循規蹈矩的工人農民起來「造反」，並不容易，因為有傳統文化在約束著人。用毛澤東的話來說，痞子、流氓他們的革命「積極性」要比那些慣常的「良民」、 「順民」大得多，同時他們「革命」起來，也膽子大、步子快，敢打敢殺、敢搶敢奪。有這樣一些人行動起來，就能夠讓那些「良民」、「順民」起而仿效。
當時湖南農民運動中流行著「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有點田產的都是「土豪」，穿長袍馬褂者即為「劣紳」 (《湖南農民運動資料選編》，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39頁)，都在鬥、打、掠之列。既然「一切權力歸農會」，那從殺豬、出谷、游鄉發展到殺頭，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殺「土 豪劣紳」的事就頻頻發生，還要把「土豪劣紳」的祖墳挖掉，目的是破壞風水、斬草除根。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也證實了這點。
這些行為直接妨害著正在進行的北伐，連中共元老李維漢都承認，「土豪劣紳」是農村重要的納稅人。農民的殺豬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殘殺，就使得他們失去了納稅的能力，也失去了納稅的「權利」。這樣，各級政府都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97—98 頁)
影響北伐軍軍心的不僅是後援問題。李宗仁北伐時任第七軍軍長，他後來在回憶錄中說，工農運動中的「過激的作風，早已引起軍中官兵的疑慮。到(民國) 十六年夏季，兩湖軍隊憤懣的心情，已到無可壓抑的境地。因當時中、下級軍官多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親戚在故鄉都橫遭工會、農會的凌辱，積憤頤，而各級黨部竟視若無睹。縱使是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的父親，也被綁遊街示眾」。(《李宗仁回憶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 頁)，
共產黨出賣中國 謀取的是蘇聯人的利益
這些都嚴重影響著北伐大業，不過最終促成蔣介石行動的，還是因為張作霖抓捕到共產黨創始人李大釗，從所收繳的中共機密檔中發現，共產黨正在聯合蘇聯，出賣中國人的利益。中共的賣國行為激起了國民黨將士的憤慨，於是直接導致了4.12清黨行動。據中共方面稱，僅4月12日至15日，共產黨就有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
李大釗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但他本人在國民黨一大上宣稱「本人原為蘇聯黨員--第三國際共產黨員」，他實際上就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理人，李大釗從事的使命，也基本上以共產國際和蘇俄國家利益的總戰略為目的，而不是為了中國人的利益，張作霖稱他為「俄奸」，相當於百姓稱的「漢奸」。
1926年4月，張的奉系部隊控制北京，李大釗當然是被抓捕的重要對象。李不但帶領全家立刻躲到了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內原俄國兵營院內，還把左翼國民黨和共產黨在北京的機關一起搬到了蘇聯使館。 1927年4月6日，京師警察廳派出三百餘人，突襲了蘇俄使館軍營，獲取了七卡車中共秘密檔檔案，裡面有大量中共出賣中國，與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操控中共、分裂中國的各種證據和指令。張作霖後來找人翻譯編成了《蘇聯陰謀文證彙編》，主要是「軍事秘密之偵探」和「蘇俄在華所用經費」兩項。
在前方愛國將領的呼籲下，張作霖下令將李大釗等十九名國民黨和共產黨人悉數執行死刑，就此點燃了4.12政變的導火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