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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軍濤:動車追撞事件帶來的政治變數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國溫州發生惡性鐵路交通事故。動車D301追撞撞擊D3115,造成數十人死亡、數百人受傷。這起惡性交通事故引發中國公共輿論大地震。儘管這起事件的政治後果還在發展,尚不確定;但是,已有的信息足以讓我們就此事件暴露出的中國政治問題即前景作一些有意義的 討論。筆者認為,這一惡性事故最大意義在於中共現在的發展模式難以繼續進行;但中國政治大變機制尚不明朗。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國溫州發生惡性鐵路交通事故。動車D301追撞撞擊D3115,造成數十人死亡、數百人受傷。這起惡性交通事故引發中國公共輿論大地震。儘管這起事件的政治後果還在發展,尚不確定;但是,已有的信息足以讓我們就此事件暴露出的中國政治問題即前景作一些有意義的 討論。筆者認為,這一惡性事故最大意義在於中共現在的發展模式難以繼續進行;但中國政治大變機制尚不明朗。



溫州事故現場的挖土機和車體殘骸。(Getty Images)

什麼是中共現行發展模式?這就是鄧小平定下的通過暴力維穩、保經濟改革促快速發展、以快速發展產生的物質成就消化問題和矛盾。鄧小平沒有解決好這一模式的細節,但規定了建立黨領導的威權政體、不搞憲政民主的總體原則。江澤民時期,中共通過各種腐敗分贓方式,建立起政治、經濟和知識精英的 同盟作為這一模式的社會基礎,並以庸俗唯物主義和粗劣民族主義統合公眾流行意識。胡錦濤時期,通過國進民退、黨重新進入社會制度化機構,建立起維穩的組織架構,並通過震動世界一流的大事件,製造公眾關注熱點,強化黨和國家對公眾心理和國際輿論的主導性影響力。

這一發展模式的動員便捷性導致的最大成就都是急功近利的物質層面的:國民生產總值、現代基礎設施、都市化、美奐美輪的慶典和歇斯底里的 公眾狂歡。但這一模式的直接問題是腐敗和濫用暴力。腐敗會導致社會貧富分化懸殊、社會嚴重失序和道德淪喪,而濫用暴力會製造越來越多的敵人。腐敗和暴力維 持的權力會產生傲慢,最終侵害社會各階層的安全。所有這些問題和後果,在中國二十世紀末就都出現了,集中反映在急劇增加信訪數量和群體事件的數量及規模 上。鄧小平模式能創造出發展,但不僅無法以發展消化問題,而且製造出大量的新問題。

中共新控制機制的三個要點

共產黨並沒有從公民的不滿和反抗中得出教訓,糾正發展模式的失誤,而是開發更高級的技術手段和建立更精緻的控制機制來掩蓋問題。二○○ 三年的薩斯危機,暴露出這個體制的脆弱和缺陷的公共安全問題。但是,中共卻在危機中與時俱進地研發出新的控制機制。這一機制在二○○八年的川震央非常成功 地將嚴重暴露中共體制問題的災難轉化為鞏固統治、歌功頌德的機遇。這一機制在營造奧運會景氣、國慶六十周年慶典、應對毒牛奶和金融危機不斷獲得成功。然而,這次動車追撞事故中,中共的這種控制機制卻失靈了。

動車事件暴露的中共發展模式問題是老問題:腐敗和無人性。中共使用新的控制機制的要點有三:第一,在第一時間強勢解釋,定下掩蓋問題和 轉移視線的說法;第二,通過大規模黨國組織活動造勢,通過細節逼真的煽情宣傳,打造黨國舉措如何偉大光榮正確的主旋律;第三,通過公安和安全部門的鐵腕鎮壓,消除不同於主旋律的信息、意見和聲音。動車追撞事件發生後,鐵道部發言人在第一時間鐵嘴鋼牙為事件的原因和宣傳基調定調。這與薩斯和毒牛奶事件的輿情 早期發展一樣。但是,隨後的反應就不同了。首先,鐵道部的定調卻未能達到薩斯和川震事件中的預期效果,反而激發公共空間中的強烈的民憤反彈。其次,中宣部 也沒有控制住媒體,在微博和網絡揭露的事實和網絡分析文章氛圍中,甚至出現媒體大規模「造反」。高層反應也異常遲鈍;溫家寶在第六天才趕赴現場,但他的發 言不僅未能引導輿論,反而罕見地出現事實硬傷並暴露出體制內的問題。沒有大規模黨政機器的造勢,也沒有公安機關介入消除不同的信息,甚至網絡監管也疲軟乏力。

黨國機器內部出現嚴重分化

動車追撞事故引發的政治效應還在持續。一方面,宣傳部門處理一些新聞記者;有人估計隨後會有一些傳媒單位被處理。另一方面,中央官媒出 現重視媒體監督職能的文章,也有人相信反應高層意圖。但公共空間中人們通過專業分析進一步揭露與事件相關的行政和技術機構責任;一張官商勾結網赫然顯現,人們關注點開始從具體事件真相轉為制度缺陷,以政治改革建立責任制和公開政治消除腐敗,已成公共空間共識。

這次政治博弈中表現出中國政治進一步逼近大變革的突變點。雖然高層反應遲鈍是重要原因。但其他幾個重要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視,這些因素也 是這個事件傳遞出的中國政治的重要信息。第一,人們已經不再信奉穩定壓倒一切的原則,由安全憂慮到社會公平再到陽光政治,已成為公眾的主要關懷。第二,民 間博弈行動策略日趨成熟,網絡是主要手段,事實報導、技術和專業分析都及時到位,在公共空間中已經占據壓倒優勢,甚至左右體制內人心和輿論。第三,黨國機器內部出現嚴重分化;媒體和監督部門與具體責任部門對立公開化。最後,在十八大卡位戰的關鍵關頭,懼怕犯錯誤導致了高層遲疑不決;舉黨一致應對危機不再可 能。

從以往中外經驗看,公共安全危機事件是政治變革的前奏。最典型的事例是車諾比核電站事故引起的前蘇聯的變革。具體而言,這類事件在兩個方面會激化體制內矛盾並促成政治變革。第一,追問過去責任的人事變動會打破和改變高層權力分布的平衡;第二,防止未來災患的改革措施會釋放新的政治博弈機會。目前,動車追撞災難在這兩方面都有徵兆。雖然,這個事件的最後結果不確定,但政治演變的大勢已定。

責任編輯: 夏雨荷  來源:動向雜誌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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