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利比亞和早先的突尼西亞和埃及人民用武裝鬥爭和大眾反抗把獨裁者們趕下台，向全世界顯示暴力革命仍然是政治變革的迫不得已的選擇時，東南亞島國新加坡今年以來的大選和總統選舉則向全世界表明，在一個更文明開放的社會中，有著長久專制歷史的統治者如果認清時代潮流，不想把國家的興亡和自己的去留綁在一起，那麼憲政道路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出路。
遵循這條出路，社會可以避免動盪，權力可以和平交接，掌權的特殊利益集團還可以在公平的條件下和其他社會利益集團和平競爭，避免被徹底掃進歷史垃圾堆的下場。對於國家民族，這樣的結果是利在當代，功在千秋。
並非偶然的是，這些國家的政治體制都曾經被中共認可，和所謂「中國模式」相呼應。北非的這些政權被認為是第三世界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的樣板，因為它們都有強有力的國家政權和大權獨攬的執政集團或者執政黨。
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和中共在政權問題上的所謂共識則達成得更早，始於鄧小平1978年訪問這個東南亞島國。鄧小平那次訪問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對越南發動邊界戰爭爭取東協國家的支持，但一個附帶的結果是他對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的同時新加坡經濟和貿易的高度發達印像深刻。在毛澤東無法無天地統治了中國幾十年後，痛定思痛的鄧小平當時對政治改革還有相當的興趣。所謂「新加坡模式」就是這樣進入了中共的政治語言，其含義無非是一黨獨裁不但和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並存，甚至是後者的保證。從80年代至今，中共官方理論界和迎合官方的學者就這個「模式」出版了大量的書籍和文章，還用所謂「儒家倫理」來論證東亞現代化不需要引進在西方發展起來的憲政民主制度。
但是，中共對所謂「新加坡模式」的理解是有根本缺陷的。這個根本缺陷就是雖然都是一黨執政，新加坡和中國有根本的不同。這個不同就是在法律上，新加坡允許反對黨，允許反對黨參加競選，雖然在實際操作上人民行動黨對反對黨竭盡打壓之能事，但在憲法意義和制度層面上反對黨這個口子始終是留在那兒的。李光耀這麼做，實際上也說明儘管他提倡「亞洲價值」，反對「西方民主」，但為了自己的國際形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他畢竟是受英國制度和文化的教育有關，他還是不得不向反對黨這個「西方政治」的產物讓步。新加坡甚至規定，如果在大選中沒有一個反對黨的候選人為進入國會獲得最起碼的選票，那麼國會將給予得票最多的那個反對黨的候選人一個議員的席位，哪怕他只有幾十張選票。
1975年李光耀第一次訪問中國時，代表團中有一個叫李紹祖的國會議員，他就是60年代和人民行動黨激烈鬥爭的社會主義陣線的領導人，是毛澤東的崇拜者。到了80年代這個社會主義陣線早已分崩離析，併入新加坡工人黨，算是人民行動黨的反對派。
所以，今天新加坡的國會大選和總統選舉並不是憑空而來的，這個民主有它制度上的依據。只不過在過去，人民行動黨從各方面打壓反對黨，但今天在全球化和新一代崛起的情況下，這種打壓已經不能阻止反對黨的發展了。那麼在行動黨的面前無非就是兩種選擇：第一，修改憲法，根本取消反對黨的生存空間，建立一個獨裁政權；第二，落實憲法，停止打壓，和反對黨在同一個制度下競爭，讓反對黨成為監督自己的力量。幸運的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選擇了後一條道路。
和新加坡相比，中國的憲法上根本沒有反對黨這一條，只有所謂「民主黨派」。這些黨派不但不是反對黨，而且還是中共領導下的統一戰線的一部分，因此，它們在法律意義上就是中共的附庸。
如果說在過去，所謂「新加坡模式」可以被中共拿來為一黨專制辯護的話，那麼今天新加坡民主從法律到現實則使得「新加坡模式」成了對中共的挑戰。今後中共還有臉面再談什麼「新加坡模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