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他是瘋子，有人說他的精神處於裂變中；有人說他是海明威式的硬漢，有人說他是孤獨的行者。
有人說他是中國最好的作曲家；有人說他的音樂一錢不值。很多機構對他的態度有一種默契：「作品可以演，話不要說」。
他是作曲家王西麟，也是一個病人。
2010年，瑞士演出結束，王西麟謝幕。音樂會演奏了他的新作《鋼琴協奏曲》和《喜劇的對話》。以「喜劇」命名，其實有一個沉重的主題：「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告狀的邏輯在中國幾千年沒變。 （受訪者/供圖）
2011年11月19日，第五次個人專場音樂會結束，作曲家王西麟把江南春飯館的服務員小王送回住處。
這天下午，16歲的小王有一個特別的任務，陪著75歲的作曲家走秀。他在北京中山音樂堂的大廳里接人、發票、合影，她替他拎包、拿大衣——王西麟沒有學生，惟一的女兒在德國求學。江南春飯館離他家走路不到3分鐘，來北京不到半年的小王是山西長治人。《太谷秧歌交響組曲》是當晚音樂會的壓軸之作，太谷和長治離得不遠，也是山西的一個縣。
送走小王，王西麟拖著患「退形性勞損」的雙腿，爬上四樓的家，等著他的是白開水就干餅子——這是他在每場音樂會後的標準食譜。這天晚上，王西麟獨坐良久，白開水之外，又喝了兩杯紅酒。
「這是一部偉大的作品，它建基於歐洲的先鋒派。中國的作曲家和世界隔離了數十年，而王西麟能不受限於他國家的主流樂風找到自己獨特的語言，他值得成為格拉維委音樂獎這樣嚴肅獎項的得主。」十年前，當代大師波蘭作曲家潘德列斯基曾這樣評價王西麟的《第四交響曲》。
「這是大師的作品……充滿火焰般的力量。」六年前俄羅斯作曲大師索菲亞·古柏多琳娜對《四重奏》和《鑄劍二章》讚不絕口。
但「牆內開花牆外香」、「出口轉內銷」的成功路徑，在王西麟身上並不起作用。
儘管國外樂團不斷發出創作邀約，作品演到了羅馬、巴塞爾、科隆、柏林、舊金山、福岡、台灣、香港……但在北京，王西麟依舊是個孤獨的人，「想找個人說話都難」，最寂寞的時候，他會找出《魯濱遜漂流記》的碟片，看另外一個孤獨的人怎麼過活。
《雲南音詩》： 引來遲到的伯樂
2010年11月6日，48歲的蘇立華在蘇黎世聽到巴塞爾小交響樂團奏出《鋼琴協奏曲》的第一個音符，眼淚不禁奪眶而出：「一個作曲家用生命譜寫的音樂終於可以被世人聽到。」
蘇立華尤其喜歡《鋼琴協奏曲》的第二和第三樂章。「（第二樂章）好像黑暗中有一個人，在離他幾百里以外的地方，有針眼那麼大的一點亮光，給他無限期待。」第三樂章清澈明亮，鋼琴以歌唱的琶音飄在樂隊的嘆息之上。
2010年8月25日上午，寫完第三樂章的最後一個音符，王西麟流下眼淚。四個月的創作時間，好像死過一回。
遲至2008年，在古典音樂界工作多年的蘇立華才知道王西麟。德國科隆室內樂團的首席黑管演奏家弗朗茨·奧利弗告訴他：你們中國有個叫王西麟的作曲家，值得關注。
在荷蘭音樂頻道唱片公司（Channel Classics Records）任駐華首席代表的蘇立華馬上搜集王西麟的資料，最容易找到的當然是在國內外演奏過幾百場的《雲南音詩》。一聽之下，蘇立華相當驚訝：一個從沒去過雲南，只是聽了幾首雲南民歌的人，卻把雲南味道抓得那麼準確。
見到王西麟，蘇立華發現，這位幾乎沒有公開出版過唱片的作曲家創作過7部交響樂、5部交響組曲、10部交響詩、13部室內樂作品和若干聲樂、器樂作品，而按他自己的標準，通俗淺顯的《雲南音詩》充其量只算「成名作」。王西麟請蘇立華聽自己8年前創作的《第四交響曲》。黑雲壓城城欲摧的音符充滿整個空間，蘇立華發現：當年寫下《雲南音詩》歡快音符的年輕人，已經變成了中國的蕭士塔高維奇。
2009年，瑞士「文化風景線藝術節」藝術總監尤里安·庫依曼請蘇立華為來年以中國文化為主題的藝術節推薦一位作曲家，蘇立華毫不猶豫地說出了王西麟的名字。尤里安·庫依曼聽過王西麟作品錄音、讀過總譜之後，經巴塞爾小交響樂團全員投票，慎重地向王西麟發出創作邀約。
王西麟決定借這個機會，寫一部鋼琴協奏曲，獻給自己的鋼琴老師陸洪恩。這個夢他已經做了好多年。
《鋼琴協奏曲》：被槍斃的恩師
1957年在上海軍樂學校訓練班，陸洪恩教過王西麟半年鋼琴課。多年以來，除了謙和之外，王西麟對這位鋼琴老師沒有更深的印象。1971年，作為 「內部專政人員」已經在山西煉獄八年的王西麟「串聯」到上海。昔日的同學悄悄告訴他：陸洪恩被槍斃了，死的時候儀態從容，高喊「赫魯雪夫萬歲」。王西麟不敢接話，也不敢深想。
2008年，一個叫劉文忠的陌生人寄來一本陸洪恩傳記。不久，王西麟接到陸洪恩長子陸於為的電話，問能不能寫回憶父親的文章。王西麟很為難：我跟陸先生接觸不多，恐怕回憶不出太多，×××、×××和×××跟陸先生學過兩三年，何不請他們寫？
「×××」們都沒有寫文章。2010年，王西麟卻在報上讀到陳丹青的一篇短文，回憶15歲時跟幾百個同學一起，在電視上看陸洪恩公審，然後跑到延安西路轉角，等著刑車開過。刑車被鋼板封閉，少年們不知道哪輛車中押著被擊落下頜的陸洪恩——他曾冒天下之大不韙直言「工農兵應該向貝多芬學習，而不是貝多芬向工農兵學習」，也曾直抒胸臆大罵「樣板戲是破爛女人搞的破爛玩意兒」。
什麼樣的音樂才配得上陸洪恩強大、純淨的內心？
2009年底和2010年的春夏，王西麟像一個困獸，在家中反覆踱步，深夜給遠在德國的女兒和為數不多的幾個朋友打電話，訴說創作中的焦慮、得失。
林沖是他大腦中的第一道電光石火。林沖誤入白虎堂，一邊被拷打一邊甩著辮子唱「八十軍棍打得我沖天憤恨……」他立刻跑到梅蘭芳大劇院，買回一大堆京劇帶子，看袁世海、李少春，看《野豬林》、《李慧娘》……
秦腔緊跟著也來了。自幼及壯，王西麟在黃河中游的陝甘晉一帶生活，看過很多秦腔老戲。年幼的他對《游龍戲鳳》一類貴族戲不感興趣，偏偏對苦戲記憶猶新。
「那些遭罪的人、被陷害的人，哭腔特別厲害。」王西麟印象最深的是《走雪山》。一家人被魏忠賢所害，就剩小姐和老僕曹福，兩人爬過大雪山投奔親戚，老僕凍死了，小姐一聲「老曹福……」滿腔悲憤從丹田拔入雲霄。在另一齣戲里，忠臣面對奸臣，步步緊逼：「你……你……你……這個奸臣」，話音未落，奸臣把忠臣殺了。
這讓王西麟有了主心骨：「我常想，『風蕭蕭兮易水寒』當年是用什麼調子唱出來的？今天的語言跟過去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呼喊是一樣的。」
樂隊排山倒海地渲染鞭打，鋼琴是屈死的冤魂，中國戲曲特有的「復調」——繞弦和緊拉慢唱將兩者嚙合在一起。
四個月，草稿積了厚厚一疊，橡皮用掉八九塊。有時他整天關機，害怕任何打攪；有時他趴在桌上睡著，被鐘點工捅起來吃飯。沒有鐘點工的時候，十根油條、兩盒涼麵是他一天的伙食。
對於王西麟來講，《鋼琴協奏曲》這個毫無指向性的名字，其實有明確的靶心——創作於1970年的《黃河鋼琴協奏曲》。
「黃鋼協」從抗戰時期廣為傳唱的《黃河大合唱》改編而來。「創作者做了最大但仍然有限的努力，『黃鋼協』充其量是改編，不是創作。」私下表達對「黃鋼協」不屑的不乏其人：原創程度太低，蕭邦、柴科夫斯基、拉赫馬尼諾夫的影子隨處可見。王西麟卻把這話大聲說出來。
創作「黃鋼協」時，《黃河大合唱》的詞曲作者冼星海、光未然已經被打成「文藝黑線」。協奏曲既要借鑑《大合唱》的音樂素材，又要跟原作者拉開距離，在第二樂章加入《信天游》的引子，在第四樂章加入《東方紅》、《國際歌》的音樂主題。海外媒體或直說它是「可怕的音樂作品」，或揶揄是《華沙協奏曲》的 「表兄」。
「『文革』已經過去34年了，和『語錄歌』一樣代表『文革』文化的『黃鋼協』至今仍在演奏。中國音樂界40年拿不出一個新作品？這是我們所有人的羞恥。」面對不同的聽眾，王西麟曾大聲疾呼。人們要麼沉默，要麼微笑。
王西麟在下放山西雁北文工團時的留影。身後這間屋子，後來成為夜晚拷打他的地方。 （受訪者/供圖）
起點「匪窩」：找上門來的音樂
1949年，王西麟跟音樂結緣完全是個偶然。
那年7月，西北野戰軍向新疆進軍，路過甘肅平涼，就地吸收「新鮮血液」。放學回家的平涼中學學生，看見傳達室門口站著兩個穿黃軍裝的男人，一個拉提琴，一個拉手風琴，很快圍了一圈。王西麟去撥動樂器，他在教會小學玩過手風琴，也識五線譜，格外顯眼。兩位軍人把他帶回了兵營。
父親王緘三當過岐山縣縣長、胡宗南保全處的處長。1945年，失業的王緘三流落到甘肅平涼。西北賦閒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大多聚集此地——這是王西麟在1964年「社教運動」中知道的，人們挖掘他的反動根子時經常會說「平涼是匪窩」。
「匪窩」有些小書店，王西麟經常去站讀契訶夫、高爾基、巴金、胡風、碧野……哥哥是他的第一位文學老師。
在「匪窩」，父親的營生是販賣布匹。生意不好，傅作義的堂兄傅靜齋從旁指點：何不投奔我堂弟？大家都是山西人，你又做過官……王緘三輾轉到了張家口，1948年底終於找到了傅作義。有人說父親做了縣長，但王西麟認為父親充其量是一名勤雜人員，他寄金圓券回家的信封上印著「張家口敵偽財產管理委員會」。
不久，張家口吃緊，被傅作義派去支援的嫡系35軍在新保全被解放軍全殲，後勤人員王緘三死在亂槍里。喪父的打擊加上失戀，哥哥試圖自殺，出院後沉默寡言，後來慢慢痴呆。因為家貧，王西麟也一度失學。
上過一年初中，在部隊文工團算高學歷，王西麟被委以拉手風琴的重任。1952年，解放軍要成立軍樂團。西北野戰軍第11師從馮玉祥舊部里招攬了一批軍樂教官。很多軍樂是從西方古典樂曲里來的，品質相當純正。王西麟很快脫穎而出，當上小教員教戰友樂理。1955年，解放軍在北京成立中央軍委軍樂指揮專科學校，一個師選一個人入學，19歲的王西麟成為當然的人選。
每有空暇，他就鑽進學校資料室，聽貝多芬、德沃夏克、格里格……他覺得學校的水平太低。校方一邊批評他「個人主義」，一邊秉承「批評從嚴，處理從寬」的原則把他送進了水平高一些的上海軍樂學校。在那裡，王西麟碰到了陸洪恩。
上海軍樂學校只上了半年，學校解散，學員各回舊部。王西麟心有不甘：音樂學院的門檻有多高呢？開夜車寫出一首《青年戰士進行曲》，去投考上海音樂學院，一考即中。
1958年，王西麟是「上音」有名的積極分子。誰都知道作曲系有個穿黃軍裝的大個兒，勞動賣力，對學校里受舊式教育，穿高跟鞋、抹口紅、上台演奏一擺一扭的教員一千個看不慣。
1960年，王西麟的姐姐被打成右派，遣送到新疆勞改，來信里字寫得非常潦草，跟弟弟要紅糖要草紙。
暑假，學院的兩個尖子留下來學琴，不久從國外拿獎回來。王西麟自覺矮了一大截。
王西麟愛上一個鋼琴系姑娘，去表白，卻被對方一把推開。王西麟在公園淋了一夜雨，進校之後一直膨脹的政治優越感第一次被業務上的自卑感擊敗——一向被認為技術最強的鋼琴系才是「上音之花」。「一定要學技術，沒有技術寸步難行！」冷雨鑽進脖領的時候，王西麟對自己說。
要寫交響樂，先要寫一部四重奏。大四下半學期，王西麟用三個月研究四重奏的技術，用25天寫出三個樂章的《弦樂四重奏》，雖然水平不比因「梁祝」而名聲大噪的何占豪的同類作品低，但何的作品能在全校演出，《弦樂四重奏》卻只在系內做了兩次講座。
潘多拉的盒子就此打開。王西麟迷上了作曲，他相信只有個人奮鬥才能自己救自己。「四重奏」證明，在創作前先獨立解剖大師的作品是切實可行的。王西麟一生的苦修從此開始。
落難山西：管不住的嘴
四支竹竿立起，破布周遭一圍，幾盞汽燈在風中搖曳。台下兩堆火，看戲的人坐在土疙瘩上，前心煙燻火燎，後心被山風吹得冰涼。1970年代的山西，白天只能唱樣板戲，老百姓不愛聽。土劇團要吃飯，只能鑽到山溝里，半夜搭台；只要有戲聽，下大雨老百姓都不走。
「一顆明珠土內藏，千年未曾放豪光，我是南朝一員將，大破幽州落番邦。」《乾坤帶》裡楊八郎的唱腔讓王西麟悲從中來。他鑽出人群，裹緊破大衣，爬到附近的山包上。向下看，鏗鏘的鑼歌被風吹得走了樣，鬼火一樣的汽燈仿佛隨時都會熄滅，台上的悲歡離合讓台下看得發痴。
「陳子昂就是這樣『念天地之悠悠，獨滄然而涕下』，關漢卿大概也這樣吧。」那一刻，王西麟覺得一千年的悲愴都在自己身上。轉眼已是下放山西的第十個年頭，自己剛過而立之年，牙已經掉了一顆，希望尚不知在幾千幾萬里以外的地方。
1962年，王西麟從上海音樂學院畢業，分配到中央廣播交響樂團。到崗即失望，樂團以伴奏和為廣播節目配樂為主，根本不搞交響樂。1964年，「給領導幹部下樓洗澡」的「社教運動」進入尾聲。經領導一再啟發，年輕的創作員終於沒忍住，自以為有理有據地批評中央廣播局「民族化、群眾化、廣播電視化」的文藝方針。
厥詞一出，先是開除共青團，下放郊區勞動一個月，繼而被定性為「內部專政人員」。28歲的王西麟嚇得瑟瑟發抖，自覺自愿地深挖「陰暗心理」：看到紅色和毛主席像都害怕，睡夢中父親的幽靈突然出現在床頭……越交代越糟糕：此人不能在北京的喉舌部門工作，下放山西。
「三千個農民才能培養一個大學生，我太糟糕了！」帶著洗心革面的決心，王西麟來到只有三四十人的雁北文工團。沒有鋼琴，沒人識五線譜，王西麟重新拉起手風琴，無非《十二把鐮刀》、《大海航行靠舵手》。
王西麟實心實意要把每個人當作好人，給他們講課、打飯、打洗腳水、掃地、掃廁所，扛最沉的道具箱子，爬上浮土寸許的土禮堂橫樑掛幕，爭當「五好」隊員……白天干苦活贖罪，晚上在昏暗的燈光下做復調習題。「業務千萬不能丟。」王西麟告訴自己。
批評交響樂「民族化」的王西麟，此時認真學起民間音樂，用以歌頌「三面紅旗」和當地先進。《藏寨大合唱》共七個樂章，有前奏、有尾聲，配器講究，旋律雄渾，在當地傳唱一時，它的作者卻越來越看不到希望。1965年冬天，下放已整整一年，回北京的事卻沒人提，王西麟開始整宿說胡話，大喊大叫，被確診為 「神經官能症」，住進醫院。
住院第六個月，「文革」開始，王西麟的檔案公布。人們很快知道他攻擊過黨的文藝方針，是被北京的單位開除的。一隊人馬衝到醫院，戴高帽、掛黑牌、大會小會、文鬥武鬥，折騰半年，大串聯開始，王西麟被革命群眾暫時遺忘。他趁亂坐火車跑到太原，土黃色的大街小巷滿是國家副主席被極度醜化的長臉漫畫。
省歌舞團的革命群眾發現一個不知從哪裡跑來的大個子，會拉手風琴，能指揮，會作曲，在派系爭鬥中為本派說話，拉他入了伙。王西麟風光了好一陣，他甚至調出了自己的檔案。1955年「肅反」的結論寫道：王西麟同志1949年9月參加我軍，工作積極肯干，對他的父親的歷史並不清楚，是逐漸了解，逐漸交代的……
檔案在手，隱瞞成分的說法不攻自破，王西麟拿著這份法寶回到北京要求平反。可「清理階級隊伍」在這時開始了，王西麟又被捲回大同。
1968年秋，工宣隊進駐文工團，大字報再一次鋪天蓋地：王西麟寫的《藏寨大合唱》是毒草，把勞動人民愉快的勞動寫得沉重不堪；王西麟教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讓我對著空虛的茫茫大海歌唱……
1968年10月28日，夜裡11點左右，一個低沉的聲音傳來：王西麟出來！
王西麟穿上褲子趿拉著鞋，剛走到門口，就被黑布蒙上眼睛，毛巾塞進嘴裡，麻繩反綁雙手。三五個人推搡著王西麟走進一個房間。「脫褲子，臉貼牆站好！」一聲大喝，審訊開始：王西麟！最近團里丟了一個箱子，裡頭有你的檔案，是不是你偷的？
王西麟反而不怕了：偷箱子純屬子虛烏有。對方使出殺手鐧：「為什麼你聽《東方紅》、看見毛主席像和紅色就害怕？」王西麟百口莫辯，只能挨打，兩個小時後，下肢皮開肉綻。
大同呆不住了。王西麟把從北京帶來的四個喇叭的收音機60塊錢賣給一個罪狀略輕的「牛鬼蛇神」，穿上最結實的一雙破皮靴，準備伺機而逃。逃到哪裡去？十幾歲當兵歸了組織，一想到要當盲流，王西麟心驚肉跳。
從1968年底到1969年底，整整一年，「地富反壞右」們胸前掛著黑牌，一根繩子牽著，從一村跋涉到另一村。天還沒亮，大地一片肅殺，方圓幾公里只有一列螻蟻一樣的人在冰封的河流上徐行。每到一處，先關進一間小屋，在滿屋臭屁味中等待凌辱。批鬥時的經典站姿是「噴氣式」。一個小時，三個小時，六個小時，汗水吧嗒吧嗒掉在地上，冷不防後面人踢膝蓋窩，壞分子一下子趴在地上。
沒過多久，跟王西麟一起被揪出的一個人精神失常。王西麟的門牙被打掉，左耳喪失了30%的高頻聽力。
王西麟（左上）與哥哥、姐姐、媽媽在一起。姐姐後來到新疆勞改，哥哥精神失常。這是全家人為數不多的合影。 （受訪者/供圖）
長治方舟：千重萬重的門
1970年底，命運的手翻雲覆雨，晉東南地區的司令員要跟著大形勢搞樣板戲。但晉東南歌舞團沒一個人會看譜，有人點撥：大同有個能人……司令員手一揮：這個人我們要了！
臨近年關，雁北文工團去平陸縣辦學習班的卡車即將出發，連人帶行李已經裝車完畢。突然有人面無表情地在車下喊：王西麟！下車！
王西麟的調令在最後一分鐘來了。他被壓在一層層的岩石底下，不知道怎樣才能透一口氣，有人卻一句話就把千重萬重的門打開。從大同到長治，要坐一天火車、一天汽車。到站時，王西麟蹲在路邊失聲痛哭。
王西麟成了樣板芭蕾舞劇《白毛女》的樂隊指揮。經他一陣點撥，過去發不出聲音的樂隊很快就吹出響亮的曲子。灰頭土臉了7年，王西麟又在人群中找到了跌碎已久的尊嚴。
1970年前後，一批有音樂才能的「破落子弟飄零戶」匯集到長治：國民黨行政院院長翁文灝的侄孫，閻錫山大老婆的外孫，各地樂團的下放子弟，能拉提琴、五線譜看得很溜的知青……王西麟是他們的頭。
排練小型歌舞演出，排練樣板戲，創作若干後來看是「說假話的音樂」，王西麟忙得不亦樂乎。他又能搞業務了，還能跑到北京、上海去看樣板戲，甚至有權把會拉大提琴的「反革命分子」後代調進歌舞團。
丁玲也在長治，崇拜者去看她，帶回一張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舊唱片。王西麟已經是「自由民」了，丁玲還是反黨分子。聽著原本屬於丁玲的「貝九」，王西麟心頭一陣熱一陣冷。
很快，團里一位上海姑娘對王西麟表示出明顯的好感。但王西麟不想談婚論嫁，拖拖拉拉三四年，有人來通風報信：王老師，她和別人往大街上去了。王西麟急了，找姑娘談話，「一說，她馬上就過來了。」
這時中央廣播樂團的指揮聶中民介紹王西麟認識了李德倫。李德倫讀了王西麟在六七年前創作的《雲南音詩》和《第一交響曲》，有意把他調到太原或西安大一些的歌舞團去。
1972年到1977年，王西麟的檔案在西安、太原的文藝團體轉了好幾圈，沒人願意接收一個「內專分子」。
王西麟徹底絕望：「算了算了，哪兒也不去了，不讓我搞交響樂就算了，我就在長治當中學教師好了。」
在心如死灰的38歲，王西麟結婚了。幾天後，夫妻倆就開始吵架，丈夫還是想走，妻子卻覺得：長治不錯，自己已經是舞蹈隊的小頭目，丈夫在團里也受尊重，何必折騰？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一人獨坐，背著莊子的《逍遙遊》，王西麟經常流下又咸又涼的眼淚。
「文革」結束：叫不醒的人
1978年，中央樂團指揮韓中傑挖掘新人新作，選中了王西麟1963年創作的《雲南音詩》。那年夏天，王西麟終於在中央樂團的新作品音樂會上聽到《雲南音詩》的第一個音符。掌影音除夕夜的爆竹，清脆熱烈，持續不斷。那是他生平第一次被介紹給中國音樂界。
3個月後，《雲南音詩》被安排在北京民族宮大劇院作為「國慶音樂會」的曲目正式公演——3年後，全國首屆交響樂作品評獎，《雲南音詩》得了一等獎；半年之後拿到500元獎金，20年來王西麟臉上第一次有了笑容。
1978年冬天，李德倫牽線，王西麟調到北京歌舞團，身上的黃棉襖還是1956年上軍樂學校時部隊發的。
多少個夜晚，王西麟夢到自己跋山涉水，上天入地，卻怎麼也回不到北京。心驚肉跳地睜開眼，發現自己睡在北京的一棟筒子樓里，才長舒一口氣。北京是回來了，可14年青春一去不復返。14年，別人可以做多少事情？
1981年，王西麟參加黃健中和陳凱歌執導的電影《一葉小舟》的拍攝。全劇組都知道：「王作曲」睡覺大喊大叫，跟人辯論，有人物，有情節，有高潮。他們不叫醒他，在他床頭圍了一圈，看他叫喊，長久作為笑談。
從1980年代起，中央樂團的前鍵盤手梁和平就是王西麟為數不多的莫逆之一。1990年代，有了家用DV，梁和平開始有意識地記錄長他18歲的老友。
「文革」甫一結束，各種新鮮理論撲面而來，王西麟發現很多東西自己都不會。世界交響樂早已翻過古典音樂那一篇，而自己僅有的一點現代音樂知識還是工作後在資料室里聽到的馬爾蒂努《第六交響曲》、阿什卡伊《弦樂和定音鼓的交響樂》。
梁和平記得，自己當年迷即興演奏，整個樂團的人都說他彈的是噪音，偶爾來團客串作曲的王西麟卻對他的錄音帶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42歲那年，王西麟開始自學現代作曲技巧，學勛伯格、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潘德列斯基……創作於1982年的交響組曲《太行山印象》第四樂章《殘碑》裡，12音體系已經運用自如：樂隊鋪墊出冷峻的背景音，巴松嗚咽吹出的哭墳調子，似乎隨時都會被冰冷的空氣凍住，被凜冽的山風吹散。這段音樂的靈感來自1970年代，王西麟在長治最偏僻的鄉下，看梆子老戲的經歷。
學習、創作外，女兒是惟一的寄託。為了學鋼琴，女兒無數次挨爸爸的狠揍，早已不睦的夫妻關係雪上加霜。妻子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幹得有滋有味，丈夫認為舞蹈終歸是碗青春飯，應該及早轉行，她響應不熱烈，爭吵越來越多，越來越凶……
在梁和平的影像里，十次有八次王西麟都語無倫次。「他特別敏感，別人眼神言語中一丁點不信任都會被他捕捉到。他極力想把話說明白，嗓門越升越高，話越說越急，越說越亂。」梁和平回憶。那是王西麟的典型症候：情緒極易亢奮、焦躁，與人稍有齟齬，就仿佛回到百口莫辯的挨整時代。
中年苦澀：瘋子的歌
王西麟品味中年苦澀的時候，年輕的第五代作曲家已經開起了個人專場音樂會。譚盾、瞿小松、郭文景、何訓田……「誰拉到錢誰就能開。」每一場音樂會對王西麟都是不小的刺激。
王西麟把年輕人的樂譜拿來學習，羨慕，可也不滿足：年輕人會很多新技術，但其中也有不少「小雜耍」。「我卯足了勁，想把自己文化上的苦說出來！」王西麟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
1985年，北京交響樂團從北京歌舞團獨立，需要開門作品。王西麟主動請纓，不被理會。離演出只有一個月，原定作品流產，王西麟臨時救場，寫出交響詩《動》和《吟》。
《動》是快板，《吟》是慢板。《吟》的靈感來自大同雲崗石窟。1960年代下放雁北文工團，王西麟看過那些佛像，不過他看到的不是極樂大同，而是大佛高高聳立，小佛不及人的手掌大，圍成一圈，佝僂著背，抬起蓮花寶座。「這就是人間社會：大官、小官、大佛、小佛、等級森嚴，我就是被蓮花寶座壓在底下的那個……整個中國就是一個大廟堂。」王西麟對自己說。
亂鬨鬨的銅管表現出廟堂的陰森，原本低沉的木魚變奏成神經質的高音。善男信女進廟燒香，臉上的表情似哭似笑。頃刻之間，管弦齊奏，那是黑夜中鬼魂造反的喧囂。
王西麟想寫一首瘋子的無調歌，這樣的意圖自然無法直接表達，於是叫《吟》。在當年的新作品評獎中，有人聽出它是「傷痕音樂」，不能參評。
《太行山印象》、《動》和《吟》小試牛刀，王西麟憋著勁，要寫一部更大的作品。最初的動機出現在1968年，王西麟被人押著，挨村游鬥，心裡想的卻是在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跋涉的十二月黨人。
要為苦刑犯寫一部大悲劇！多年以來，這個念頭在王西麟的腦海里時隱時現，直到1986-1988年，他輾轉獲得幾件法寶：波蘭作曲家潘德列斯基的《為了52件弦樂而做的輓歌——獻給廣島殉難者》和《第一交響曲》、約翰·亞當斯的管弦樂作品《和聲學》。
1989年夏天，王西麟悶在福州一家溽熱的小客棧，潛心研究《為52件弦樂而做的輓歌》。這個只有8分26秒的作品嘗試用傳統樂隊表現電子樂隊的效果，12把小提琴發出極高的聲音，與中提、大提低沉的轟鳴形成強烈反差，仿佛世界末日一般。在潘德列斯基之前，沒人聽過這樣的音樂。▶下轉第27版
現代作曲的記譜方法完全變了，五線譜被或粗或細的黑槓取代，黑三角朝上朝下；每個記譜符號的含義、樂譜中或長或短的理論提示，王西麟都要找字典來查，弄通文法，分析樂理。他把研究心得寫成論文，多年以後拿給潘德列斯基看。潘氏發現：這位中國同行的分析跟自己的樂思高度吻合。
正式開始創作，王西麟的腦海里整日翻騰各種聲音、畫面、事件：
1975年，在晉東南歌舞團的公用電視裡看到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忍尼辛被蘇聯驅除出境；1987年讀到《古拉格群島》；蕭士塔高維奇用《第十三交響曲》再現俄國婦女在冰天雪地里排幾個小時的隊買菜；聞一多在《靜夜》中發出的吶喊：「靜夜！我不能受你的賄賂。誰希罕你這牆內尺方的和平！我的世界還有更遼闊的邊境……」俄國作曲家穆索爾斯基創作的四幕歌劇《鮑里斯·戈都諾夫》裡，瘋子跟沙皇的對罵；揚州八怪筆下的瘋漢，一身爛絮，首如飛蓬，唯獨雙眼雪亮；羅丹的雕塑《老娼婦》展出，她乳房干扁，滿臉皺紋。
所有這一切，都被王西麟凝固在《第三交響曲》裡。
1991年，王西麟自籌資金開了第一次個人專場音樂會，《第三交響曲》首演。第三樂章《慢板》，王西麟用樂隊和低音長笛配合，成功地表達了他多年的人生體驗：寒夜好像被冰凍住了。
音樂會後不久，王西麟離婚了。
王西麟很慶幸自己在軍樂隊學的是手風琴，因為通過鍵盤樂器可以學到更多的樂理知識。 （受訪者/供圖）
《第四交響曲》：不該說的話
梁和平記錄下來的影像資料里，有一場空前絕後的音樂會。
在王西麟五十幾平方米的家中，瑞士小提琴手斯特雷夫（Egidius Streiff）站在侷促的客廳兼書房裡拉琴。王西麟坐在沙發上，用一張嘴代替整個樂隊，「嘀嗒嘚，嘀嗒嘚」地伴奏。三五聽眾圍坐四周，一曲終了，人們鼓掌，作曲家和小提琴家彬彬有禮地謝幕、返場。
1999年，台灣交響樂團團長陳澄雄邀請王西麟創作一首交響樂，表達他對即將過去的20世紀的看法。這是王西麟《第四交響曲》的由來。一切順利，北京市文化局也很支持，甚至給王西麟供職的北京交響樂團劃撥了40萬經費，要為王西麟辦一場個人專場音樂會，在音樂會上將演奏《第四交響曲》和《小提琴協奏曲》等若干曲目。北京的思想界、理論界對這場音樂會表現出極大的關注。《中國青年報》編輯盧躍剛專門在中國音樂學院為王西麟張羅了一次百餘位京城名流參與的座談會。
會上，王西麟放了10年前創作的《第三交響曲》，之後即席演講，一張嘴就剎不住閘。王西麟就「20世紀最大的悲劇」說了一句在別人看來「當時不該說的話」。
第二天，王西麟一到樂團就被告知：王老師，文化局讓您去開會。「不去，馬上要排練了！」王西麟低頭走進排練廳，卻發現指揮譚利華沒來，說是生病住院。
演出在即，王西麟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面給朋友打電話另找指揮，一面擼胳膊挽袖子打算自己客串。指揮棒抬起又落下，沒有一個樂手響應。王西麟這才回過味來。
文化局催開會的「十二道金牌」又來了。王西麟叫來已到京為《第四交響樂》做準備的斯特雷夫、自己在《中國日報》社工作的加拿大裔太太和作曲家瞿小松的妻子吳瀾，驅車前往文化局。吳瀾當時在為瑞典拍一部關於中國音樂家的紀錄片，此時她冒充王西麟的外甥女，提著攝影機，走進文化局執法科的辦公室。
一行人做好了據理力爭的準備。王西麟質問「為什麼不讓我演」，跟女公務員發生爭執，對方一度要叫保全。10分鐘談話很快結束，音樂會取消了。回程時，激動過後的王西麟開始難過。兩三天之後，梁和平接到電話：晚上你帶著機器來，我們家有一場音樂會。
2001年，中國愛樂樂團邀請「20世紀最後的作曲大師」、「活著的貝多芬」潘德列斯基來京演出。王西麟在上海音樂學院上學的女兒知道這個消息，打電話回家：潘德列斯基來了，你想辦法把你的曲子拿給他看，如果他不讚賞你，你就死了這條心吧。
王西麟輾轉打聽到潘德列斯基所住酒店的房間號碼，撥通，用結結巴巴的英語說：你還記得我嗎？我是王西麟，我最近寫了一首交響樂，可以請你看看嗎？
譜子送過去，第二天通電話，「作品很棒！快來！」潘氏向王西麟允諾，他會說服中國愛樂樂團由他本人演出此曲。王西麟大喜過望，可是過了幾天也沒有下文，後來知道，「愛樂」不願冒此風險。作為補償，潘氏給王西麟寫了一封角逐格萊威米爾作曲大獎的推薦信。但信寄出去的時候，這年的評選已經截止。
《第四交響曲》雪藏4年，2004年由王西麟的學術知己、上海音樂學院院長楊立青在「上海之春」音樂會悄悄上演。一年之後，CCTV-3《音樂人生》為王西麟錄製了50分鐘的專題節目。2006年，北京文化局找到王西麟，提出為他辦一場個人音樂會，《第四交響曲》在京首演。
有人在網絡上發表評論：「第四」非但不美，聽的時候甚至給人痛苦的感覺，但這些都不能掩蓋作品的藝術和社會價值。正如德國作曲家艾斯勒評論勛伯格的音樂「有一種絕望的基本音調」，「不使人舒服，不崇高」；勛伯格「沒有使他出生的社會秩序變形，他沒有將它美化，他沒有給它塗脂抹粉。他在他的時代面前舉起了一面鏡子。鏡子裡所照出的是不美的，但卻是真實的」。
2008年「第四」在羅馬演出，一位義大利雕塑家說：「『第四』裡面有三個人：有愛心的人、憤怒的人、懷疑的人。」
尾聲：打不破的主旋律
《第四交響曲》這一波三折的悲喜劇，既不是王西麟音樂生涯中的第一出，也不是最後一出。1980年批評「聶耳冼星海道路」，1988年在專業期刊上撰文檢討「毛的文藝路線」，都曾讓他錯失可能受重用的機會；甚至多年來在國內音樂學院謀不到一個哪怕是講師的教職。
1990年代，王西麟教過不少「黑課」。音樂學院的年輕人上門拜師，王西麟幾十個課時教下去，有些學生整理課堂筆記拿去在學術期刊發表，有些在王西麟的輔導下完成了畢業論文，有人連續三次在國際作曲大賽中拿到名次，但極少有人在公開場合說自己是王西麟的學生，論文中也絕口不提王西麟的名字。
2005年10月，王西麟接到《人民音樂》和音樂家協會的座談會邀請，這樣的邀請他已經多年沒收到了。每位與會者的桌前放了一頁紙，當日的討論主題清楚地寫在上面：深入開展主旋律創作。
一看題目，王西麟的血就往頭上涌。2002年，第五代知名作曲家郭文景應邀創作了大型交響樂作品《東方紅日》，王西麟正在香港演出，剛到廣州就從報紙上讀到對《東方紅日》的大幅報導：第一樂章《日出》、第二樂章《春天》、第三樂章《新時代》，分別採用《東方紅》、《春天的故事》、《走進新時代》作為創作動機；第四樂章《偉大復興》則採用《國歌》為創作主題。
王西麟三次把索忍尼辛寫給大提琴家羅斯特羅波維奇的信抄下來，寄給郭文景。信中有言「通常，為了藝術的藝術是存在的，但這偏偏不是俄羅斯的傳統。在俄羅斯，這種藝術不會留下感激的記憶。這是因為我們國家有著另外一種傳統，即我們總是要求本國的天才置身於人民的苦難之中。」
三封信不見回聲，王西麟在《人民音樂》撰文表達自己的意見，立刻引發舌戰。他的激烈言辭被對方抓住，作為反擊炮彈：日丹諾夫式的思維，用死人的白骨打人，干涉他人創作自由……
《人民音樂》和音協的座談會，讓王西麟想起三年前的論戰，在頭腦中盤旋了幾年的話脫口而出：一個領袖一首簡譜歌的時代早該過去了……
一位老作曲家第一個站起來反對，另一位作曲家溫和地開腔：平時我跟西麟交流很多，但他的這個觀點我持保留意見。
其實，王西麟想強調的是回歸音樂本身。
2010年，最新作品《鋼琴協奏曲》和《喜劇的對話》在瑞士獲得熱烈反響，王西麟滿心希望，回國之後會有人請他講學，他甚至打電話毛遂自薦。一家權威音樂學院的掌門人明白無誤地告訴他：我們不敢請你講，你的作品可以聽，話就不要說了。
「你應該向蕭士塔高維奇學習，把真話放到音樂里，為了生存，在生活中可以說假話。」蘇立華多次相勸。
「寂寞孤立是強大的，人是軟弱渺小的，偶爾兩者的力量對比會發生逆轉，但瞬間即逝……我微弱的不甘不屈都是被迫的。」王西麟搖頭苦笑。
「我的第一交響曲首演是37年之後，莫扎特也只活了36年！1997年我創作的交響合唱《國殤》迄今十四年還沒首演。『第四』、『第五』首演是五年後，已經算最順利的了。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正式出版過一張唱片。」在網上看到國家大劇院重金約請三位國外作曲家來華採風、作曲，王西麟又忍不住感慨。
2011年末，在中國的第五次個人專場音樂會舉行一個月之後，王西麟意外收到中國音樂學院作曲系、中央音樂學院圖書館、清華大學學生會的演講邀請，這是十年未有的事情。
每次不過五六十個聽眾，王西麟卻要悉心準備好幾天。在清華的演講，安排在周日晚上，教室很冷，王西麟從7點講到10點。兩個學生給他看了兩樣東西，讓他大吃一驚：一是香港出版的他1980年代創作的器樂流行作品的塑膠唱片，那作品他自己都早忘了；一是從網上搜集的各種關於他的信息，A4紙列印，有目錄，兩厘米厚。很多資料王西麟自己都沒看到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