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方勵之撰寫了《中國的希望和失望》。該文英文版在美國的《紐約書評》雜誌發表，中文版則在香港報刊上登載，並由王丹、沈彤等以大字報形式在北大張貼。
1989年，是中國的蛇年，它是不是一條富有誘惑力的蛇，難以預測。可以預測的是，這一年會引起人們對歷史的更多的審視，對現狀的更多的思考。因為，1989年是社會主義中國成立的第四十年，同時它又是五四運動的七十年。這兩個紀念日，可能正好象徵著中國的失望和希望。
四十年的社會主義歲月，是令人失望的。在五十年代，「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好像物理定律那樣被人們接受。然而，看看今天的「新」中國，只能感到那時的虔誠被玩弄了，那時的熱情被欺騙了。
誠然，四十年的中國並不是沒有任何的變化和進步。但是，測量一個社會成功與失敗的最基本的參照物是：它與世界上的發達社會之間的差距是縮小了，還是增大了。用這個標準來衡量四十年，不但毛澤東時代是不成功的，就是改革以來的十年，也還沒有足夠的根據去唱頌歌。
四十年的不成功，不能委罪於，至少不能主要委罪於中國的文化傳統。事實上，原來與中國具有相同起點、並具有類似文化背景的所有國家和地區，幾乎都已走進、或正在走進發達的行列。
四十年的不成功，也不能單純地歸咎於中國的人口太多。事實上，人口過多本身就是幾十年來的政績之一。其次，誰都知道，阻礙、破壞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社會因素，是連年不斷的大尺度的階級鬥爭、大範圍的政治迫害。難道，凡是一個人口多的社會就必定會發生那樣的鬥爭和迫害嗎？這顯然是缺乏邏輯的論斷。
邏輯的結論只能是：四十年的失望，根源就在四十年的社會制度本身。這就是為什麼，如今在中國，對現代化的追求代替了對主義的信仰，列寧—史達林-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已經相當徹底地喪失了吸引力。這也就是為什麼，五四運動時的口號「民主與科學」又重新流行，又重新變成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希望。
中國的改革就是在這種背景上開始的。應當肯定，改革十年來的中國，與毛澤東時期相比，的確有不少變化，特別，開始重視經濟，放棄輸出革命的對外政策等等，都是進步。但是，從十年前鎮壓西單民主牆開始，就令人預感到，當局可能並不準備在政治體制方面做多少改革。後來的發展果然證明了這一點。
譬如，改革以來雖然也承認，毛澤東時代的階級鬥爭是錯誤的。但同時又提出了四項基本政治原則。就內容而言，四項基本政治原則與毛澤東的六條政治標準幾乎完全一樣。而後者正是三十年裡指導階級鬥爭的最主要的政治原則。
又如，中國憲法上也包含有言論自由等人權條款，但另一方面，中共政府至今還沒有完全接受聯合國人權宣言。事實上，就連學術自由這種與政治關係很少的基本人權，也還常常受到侵犯。直到最近，大學裡還發生一些自然科學演講由於政治干預而被禁的事。
再之，中國的教育一直受到毛澤東的反知識反文化的政治原則的摧殘，以致文盲在人口中的比例與四十年前相比較，並無多大變化。今天的教育經費在國民經濟產值中的比例，與毛澤東時期完全一樣，它比同等經濟水平國家的平均比例要低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愚昧有利於專制的政體。所以，摧殘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不言自明的。
還有，近幾年，當局經常宣傳要安定團結，特別是當社會中的最不安定的因素之一——內戰，卻並沒有用這個原則去處理。至今，至少在原則上仍然沒有接受「放棄使用武力」，以求結束已歷時四十二年的內戰狀態。
圍繞著上述種種問題，社會裡一直存在著潛在的衝突。1986年的學生遊行把衝突公開化了。由於學生明確地提出了社會的民主和自由。這就逼使當局在處治學生遊行的影響時，採用了以下的兩種理論：
一、中國文化中沒有民主傳統，也不會接受民主政體。老百姓對民主沒有興趣，給了民主也不會用，沒有民主的承受力等等。
二、經濟發達並不一定要民主政體。專制政體可能對發展經濟更有效，適合與中國的正是政治上的專制和經濟上的自由。
採用這些說法回應學生的民主自由要求，首先等價於公開承認現行的是專制政體，公開承認所謂「社會主義是人類最民主的社會」不過是一種欺騙。至此，馬克思主義怎麼還能維持它在中國的正統意識形態地位呢？
至於上述的第一種說法，可以簡稱為「民主守恆律」，即一個社會的民主含量是不變的，如果原來沒有民主，它就不可能變得民主。顯然，誰也沒有證明過這種守恆律，因為它的反例太多了。這種說法拯救不了中國的專制，只能令人一笑。
第二種說法，確實好像有些事實根據，似乎有些政治專制經濟自由的國家是取得了成功。然而，相反的例子也是有的。所以，問題不在於列舉例證，而是應當回答，維持中國目前的專制政體不改，它是不是就能走上自由經濟的路？1988年的事態，進一步證明，答案多半是否定的。
首先，中國的專制政體，與其他政治專制、經濟自由的國家不同，它似乎很難完全接受自由經濟體制。這是因為，社會主義的專制政體，是與所謂公有制，即官有制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它的正統意識形態，原則上不與自由經濟所必需的產權私有制相容。儘管1988年的強烈通貨膨脹已經證明，只進行價格體制改革，不進行產權體制改革，是行不通的。但當局所採取的對策反而是「利用政治優勢」，就是又退到毛時代的「政治掛帥」的老路上去。
其次，中國的專制政體已經一再被證明是缺乏效能的。只要看一下共產黨本身的腐敗就夠了。經過十年的整頓黨風，其結果卻是「不正之風」年年高，原來還只是黨員領導以「不正」的手段多占住房，如今已是大規模的「官倒」了。至少沒有理由再令人相信，這樣的專制政體會有能力治理它自身滋長的腐敗。至少就這一點說，也需要更有效的輿論監督，更獨立的司法系統，即需要更多的民主。
中國的希望正在于越來越多的人擺脫了對當局的盲目希望，開始意識到只有對當局採取公開的批判、監督立場，才是推促社會進步的有效方式。最近，廣州一家報紙的副主編明確地說，他辦報的目的，不是當共產黨的喉舌，而是要成為廣州正在興起的中產階級的喉舌。前不久，當局曾嚴厲地追查有關「領導人及其子女在外國銀行有戶頭」的消息。籍以壓制廣泛流傳的對領導人的議論。然而，其結果反而是使得以下的觀念進一步普及：公民有權評論領導人，對於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所有高級公職人員，也無權不受公民的監督。「不能犯上」的老觀念，正在瓦解，民主的意識正在擴散。
隨著民主意識的擴散，必定會形成對當局有越來越強的制衡力的集團。事實上，一些雛形已經出現。目前，各種行業各種社會階層中的非官方活動，如聯誼會、討論會、俱樂部等等，都開始在起著不同程度的壓力集團的作用。民主不再只是一個口號，已經對當局形成了一種壓力。這種壓力的目的就是用非暴力的方法促進當局逐步接受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的改革。目前，議論得多的改革課題有以下幾點：
一，保障人權，首先是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釋放魏京生等所有政治犯。
二，實行自由經濟體制，逐步實施包括產權改革在內的經濟體制改革。
三，發展教育。放棄愚民政策，推行與中國經濟水平相稱的、必要而且可能的基礎教育。保障大學的學術自由，學術多元化。
四，監督公職人員。利用公開化、透明化的方法剷除腐敗。
五，結束內戰狀態，實現海峽和平。海峽兩岸宣布互不使用武力解決爭端，從相互敵對變成相互和平競爭。
六，實行法治，修改憲法。取消一切以階級鬥爭為原則以實行專制的內容，制定一部實現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的中國的憲法。
中國的民主已走過很長的艱難的路，看來還將走相當長的艱難的路，也許要十年，也許要一代人，或更長。但是，無論如何，民主的趨勢在中國已經形成，很難再完全逆轉了。民主是爭取來的，不是恩賜的。這是五四運動以來的歷史，這也一定是今後幾十年中的歷史。正因此，我在被許多失望所困擾的今天，對未來仍然抱定了希望。
